据说世界刚开始的时候上帝让人类造一座塔，叫巴比伦塔。当时世界上的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交流起来没有困难，所以干起活来飞快，工程进展神速。上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觉得如此这般地下去，人类会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强大无比，上帝就不能把他们握在手里捏扁捏圆的。上帝费尽心思，想出了语言这一招。他让世界上的人说很多种语言，互相不能沟通，于是有了误解，于是有了争斗，于是有了战争。于是那巴比伦塔就一直没能造完。于是世界上的战争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停止。好莱坞有部片子取的片名就是巴比伦，讲的是语言的误解导致的人物命运的改变。

我去过很多不是英语国家。我注意到，在这些国家里，如果一个外来人讲英语，当地人用英语作回答的时候，脸多半是紧绷着的，而且表情紧张。如果那个人开始说当地的语言，人们的表情就会突然松懈下来，并不由自主地露出笑容。这不完全取决于那些人的英文熟练程度。这是因为人们用一种不属于自己的语言进行交流时，有一种不踏实，不安全的感觉，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否可以真的通过一种自己陌生的语言准确地传达过去。而人们对一种文化真正的了解和溶入，也只能建立在通晓那种语言的基础上。因为很多文化的东西，离开了自己的语言，也就失去了它的韵味和活力。

我在一个资料馆看过一段没有经过剪辑的二次世界大战停战谈判的资料镜头。看了几遍才明白，当时不是双方的将军们想停止战争，实在是双方的翻译想停止战争。双方翻译明白是世界上千千万万人的鲜血和生命，把双方引导到了谈判桌前。他们珍惜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他们不动声色地把双方谈判人员火药味十足的质问，谴责甚至不堪入耳的辱骂，温和委婉，充满教养地说过去，再说过来。那携着绿色橄榄枝的白色小鸟就是这样在双方翻译心照不宣的来回交流中缓慢而执着地飞过来的。我当时很感慨，我想，这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翻译，这些翻译有资格在二战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

于是我经常对那些做国际业务的大懂事和不大懂事的人们说，要做好一笔大生意，千万得找个想做好这笔生意的翻译。一个充满语言表现欲，不动脑子鹦鹉学舌地把一方的话准确无误地译给另一方的翻译多半会误事，而且是误大事。好几年以前在上海拍摄一个中德合作的电视剧，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各个部门，当时找了很多专业的德语翻译。这些人是科班出身，还是童子功，一开口说德语，我这中文系出身的立马就只敢讲中文，不敢再讲德语。但是，开始的阶段双方的沟通困难重重，有的中方人员甚至差点跟德方人员打起架来。每次战火烧到我面前时，我基本上不听双方的是非曲直和来龙去脉，只把翻译请过来，给他们讲那段二次大战停战谈判的故事，鼓励他们跟当面说谎，无中生有，还要大胆地黑白混淆。这一招很灵，从此不再有打架和吵架的事件，到最后不光中德合作出了一部片子，甚至还合作出了一个孩子。那些个翻译从此都进了上海最好的公司，有的工资拿得比我这个启蒙师傅还要多。

我这个人从来不是当翻译的料，也没有人请我给几百万几千万美元的项目做翻译。碰到需要翻译时，多半是那些无关痛痒的文化，友谊和交流的话题，所以一般来说都是随心所欲，自由发挥。碰到一些敏感的话题，我就给它避重就轻，或者干脆忽略不计，免得双方争论起来增加我的翻译工作量，还影响了友谊。碰到有人罗罗嗦嗦，我就给他来个高度浓缩。有一个饭局，我给一个德国略有名气的导演当翻译，他一路夸夸其谈，自吹自擂。我跟他一路偷工减料，敷衍了事。他不满地看了我好几次，终于他忍不住低低质问我，说我刚才说了那么多，你怎么才说过去一句？我很诚恳地对他说，我们中国语言博大精深，简明扼要，你就不懂了。象孔夫子那样的人，说话常常就说三四个字，后人解说起来，要写一本书！我是中文专业的，比不上孔夫子，但概括还是很利害的，我这么帮你翻过去，显得你很有文化，懂不懂？他受宠若惊，说，象孔夫子？我说，还没到那一步。象孟子？他又问。他居然还知道孟子，想来是到中国以前恶补过的，这倒让我对他顿生好感，还刮目相看，就笑眯眯地说，差不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