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六接到他们电话的时候，他们已经站在村里叉路口的广场上。据说，徐果同学在柏林给他们指路的时候，一开始描述得很详尽周全，越到后来越简单，最后说，到了村里你们就打电话吧。

我赶紧出门，远远地，看到我当年在南大读书时的法国同屋费弗尔和她的丈夫，徐果爸爸当年的美国同屋麦大川并肩站在斑斓的树荫下向我招手。他们去柏林看大女儿，要来汉堡看我，听说我周末到了海边，就直接开到了这里。我向他们飞奔而去，和他们无言地拥抱在一起。时隔这么多年，在波罗地海边的一个小村子里见面，彼此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大学毕业跟费弗尔分手以后，我们有十几年没有彼此的音信。九十年代末的一天，我突然收到她的来信。信是用中文写的，很短，但读起来很感人。她写：我终于有了你的消息，我真的太高兴了。我们一定要见面。她说她住在离巴黎500公里的海边，几年来一直参与一个编中法文植物学的项目，每月的月初都要去一次巴黎。我接到信的时候正好是月初，慌慌张张地拿着信去跟家属说，我要马上去趟巴黎。家属问明了原由，说巴黎有个他想看的画展，正好陪我一起去。我马上跟费弗尔通电话，电话里双方很激动，但沟通起来很困难，因为她的中文不好。我说了我们去巴黎常住酒店的名字，在法国知识分子喜欢的圣.日耳曼区。她说她知道那个酒店，说了一个离酒店不远的咖啡馆的名字，正好我也认识，我们彼此约好几点几分在那里见面。

飞机有点误点，我来不及去酒店就一个人赶到那个咖啡馆。午后的咖啡馆人很多，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法国妇女坐在迎门的桌子前向我微笑。我不经意地看了她一眼，转过头去找我的同屋。就在我转过头去的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那个冲着我微笑的中年女人就是我的同屋。我的心突然被刺痛了。不全是为她，也是为我自己，因为我比她小不了几岁。岁月就是这样的无情。

我在她对面坐了下来，我们很平静地相视一笑，好象我们昨天刚刚分手似的。她喝香槟，我点了鲜奶咖啡，我们开始断断续续地说起话来。她的中文从来没有好过，我能听懂一些法文，但又不会说。而说英文又几乎是对我们以往大学生涯的一种亵渎。所以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困难，有时还出现静场。家属匆匆赶来。他以前在大学学的是法国文学和法国哲学。身为德国人，却早就是一颗法国心。见我们话不多，他便加入了进来。一来二去，就变成了他跟她谈话，我倒在一边休闲起来。家属用德文对我说，你们俩特地赶来见面，见到了却有一句没一句的，这是什么事啊。我说我们在大学就这样，要你多管闲事？

第二天早上我们两人在法兰西学院和卢浮宫之间的木桥上见了面。她带我去植物研究所，她在那里有个办公室。她给我看她的工作，居然是把本草纲目之类的东西译成法文。看着那些连我自己也结结巴巴勉强认识的中文植物名字，心里对她有了几分崇拜。我一向不怎么把她当回事。我喜欢优雅美丽，或者是聪明情趣的女人，她那会儿好象哪样也靠不上。看完她的办公地点，她说要请我去13区的中国饭店吃饭。我说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缘故去吃中国餐，我这个人吃什么餐都无所谓。她很认真地看看我说，就是因为你的缘故我们才去吃中国餐。我每个月都去吃一次，吃的时候我总是想到你。

我被她说得有几分感动，还有点惭愧。因为这些年来，我不论是吃法国菜还是中国菜，从来没有想到过她。我们一起吃完中国餐，然后沿着塞纳河散步。我们经过停泊豪华私人游艇的地方，也经过臭哄哄的流浪汉过夜的桥洞。十几年以后再见面的我们，既不属于拥有豪华游艇的阶层，也没有落到睡桥洞的地步。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孩子，还都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好象也应该很满足了。我们交谈得很少，沿着塞纳河走了很长的时间。

到了早上我们见面的木桥上，她问我认不认识回酒店的路，我说认识。她说，那么，我们就再见了。 我们拥抱了一下，她突然看着我的眼睛说，也许我对于你，只是生活中一个普通的熟人。但我一直是把你当成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朋友，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找你，一直想念你。

被她击中了要害，我有点不好意思，问她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她说，我们分手的时候，她劝我去法国留学，还说她的父母愿意为我担保。可当时我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她说，那一刻她很受伤，她知道，我从来没有把她当成朋友。我无言地低下头。我觉得假心假意说什么，反倒亵渎了我们的感觉。

我们象法国女人分手一样，互吻了左颊和右颊。我穿过桥上拉琴唱歌的年轻人们，走到了桥那头。我回头看看，她还在原地看我。风把她的中国丝巾吹得高高地飘飞起来。我对她挥挥手，感觉是在对我的大学时代告别。

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没有相约下次再见面。或许是因为彼此都在欧洲住着，见面很方便，所以就不约了。或者说，大家都在心底里画了一个句号，觉得暂时没有再见面的必要了。

我再次回过头去，她已经消失在人群中。

如果不是因为徐果同学搅进来，也许我跟费弗尔不会再次见面。可偏偏徐果同学有一次去法国旅行，到了海边一个城市，却找不到住的地方。那里的青年旅馆已经暴满。他们一行有五个男女同学，不是随便就能找到住的地方的。他突然想起费弗尔住在这个城市的附近，于是就给我打电话，问她的号码。我不大情愿地把电话号码给了他，我说可以去请他们帮助，但不要去麻烦人家。徐果同学打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费弗尔的丈夫麦大川，当年在南大留学时，是徐果中国爸爸的同屋。他们俩就是在南大相识相爱，并组成了家庭。麦大川接了电话就让徐果在原地等他，他立刻开车过去，把徐果和他的朋友们一车接到了家里。他们自己有三个女儿，家里住不下这么多人。好在徐果同学他们装备齐全，立马就把帐篷搭在他们院子里，安营扎寨地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四五天。

徐果同学说，每天吃过晚饭，费弗尔和麦大川让他坐在他们中间，说，儿子，给我们讲讲你的爸爸妈妈。或者说，儿子，我们给你讲讲你的爸爸妈妈。

我说，人家叫你儿子，你就答应了？徐果同学说，他们也没有要我答应啊。再说，你不要心胸太狭窄嘛。一个人多几个爸爸妈妈有什么不好？我按徐果给我的邮址写了个邮件过去感谢他们，他们回了一封，却是乱码，读不起来。于是交往又停了下来。

前两年的圣诞节前夕，我帮徐果接了个电话，是个女孩子。给徐果打电话的女孩子很多，国籍也很丰富。她们的名字总是从我的一个耳朵进去，再从一个耳朵出去。并且总是简短回答徐果不在家。那个女孩子带着法国口音，我就跟她多说了几句。她说她叫艾米丽，是费弗尔和麦大川家的大妹。她现在来柏林上大学，想跟徐果见个面。我这才知道，徐果比同屋家的大妹小一岁，比二妹大两岁，看来他们一直有交往。徐果同学应约去了柏林，还带了那帮当年一起安营扎寨的男女同学，据说他们玩得很开心。因为徐果同学在女朋友的问题上总是跟我们声东击西，虚虚实实，所以我也没有去追问他什么。

好象时间只是停顿了一下，二十多年以前的一切又继续起来。二十多年前，我跟费弗尔的父母吃过饭，跟麦大川的父母也吃过饭，现在，他们跟我的父母在一起吃饭。

我们在露台上吃了火锅。火锅里加进花园里的真正的罂粟，味道鲜美无比，大家热火朝天地吃到半夜。我们混杂地说着中文，法文，德文和英文，偶尔说着南大一个个熟悉或已经有点遗忘了的名字。

我喜欢这种云淡风轻的友谊，它不那么如漆似胶，也不那么刻骨铭心，它可以随时逝去，但当它重新返回时，竟有一种意料之外的惊喜，生活因此变得醇厚而且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