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木屐

曹  旭

            

 一

以前，家里有好几双木屐，旧了，磨损了，不能穿了，像弃置的空船，搁浅在岸边。

船很大，船板很厚，我赤脚穿进去，所有的脚趾都碰到前面的地面，我知道，那是父亲的大脚穿的。

木屐，也称“木拖板”，是用木头做成的拖鞋。先用厚厚的木头做成鞋子的形状，前面两侧钉上橡皮，弯一弯，就成了。

                             二

木拖板走路时“嘎嗒、嘎嗒”的声音，清晰地响在窄窄的卵石铺成的巷子里，那是工人聚集区最有特征的音乐。

“嘎嗒、嘎嗒”的木屐由近而远，那是父亲上班去了；“嘎嗒、嘎嗒”的木屐由远而近，那是父亲下班回来了，闹钟一般准时。

在我的记忆里，一年四季，无论天晴还是刮风下雨，父亲总是穿着木屐，他好像不穿别的鞋子。我理解是家里穷，木屐便宜，一双厚厚的木屐，可以穿很长时间。父亲把买鞋子的钱都省下来，养活祖母和我们全家，供子女读书。

以前我在乡下读小学的时候，许多学生家里穷，交不起学费，每到学期结束，老师催学费；这时候，校长总要在广播里表扬我，说曹忠良家的学费，从来不拖延。穷孩子们说：“这有什么稀奇，他爸爸在上海做工，家里有的是钱。”那时我也以为“家里有的是钱。”十二岁到上海后来才明白，家里也很穷。我按时交学费，是父亲一双木屐，一双木屐，一个子一个子从脚上、嘴里省下来的。

弄堂里也有人穿木屐，但父亲的木屐比别人的厚，一双比一双厚。在我的印象里，绰号“长脚”的父亲穿着高高的木屐，像踩高跷似的，走路摇摇晃晃，尤其是下班的时候，人疲劳得像散了骨头架子。

                             三

父亲的厂就在弄堂东边。有一次送东西给爸爸，我看到他工作的样子。

父亲手持一根铁棒，将炉中又红又黏的玻璃溶液棉花糖一样绕在铁棒上“挑”出来，由另一个“剪料”的师傅，用钢剪将通红的“料”剪落到钢模里，压成瓶子的形状；有的工人师傅用一根空心管子吹，把红红的玻璃液体，吹成圆圆的喇叭，吹成器皿，玻璃厂是一个五花八门的地方。

我好奇地伸着脖子，想走近一点。爸爸说：“你不能上来，上面烫人。”我才看见，爸爸是站在一块烧得发红的钢板上工作的。难怪父亲的木屐那么厚，像烧焦的船；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想起来就难过。

                             四

在抗日战争胜利不久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玻璃厂开一家，倒一家。厂倒工人散，父亲就到不同的厂里打零工。

玻璃厂工作条件苦，很多人做不下去，有办法的人都走了，只有父亲，穿着厚厚的木屐，坚持站在发红的钢板上。

和焦木屐搭配的，还有湿毛巾和父亲腿上的伤疤。

父亲上班的时候，总要带一块湿毛巾罩在头顶上，像中东的穆斯林，把对着通红炉口的脸罩住。但父亲的脸，总有一半皮肤是焦的。

小时候，不懂事，问父亲腿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

父亲说，小时候学车摔的。

过了几年问他，他说小时候不听话，给爷爷打的。

再过几年问他，他说是给乡下狗咬的，每次回答都不一样；等我读中学开始懂事时再问，他不回答。

现在知道，那是被融化的玻璃和钢板烫的。父亲不想让我们从小分担忧愁，他想让我在学校里和其他有钱人家的孩子一样，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地读书，只要求我在班里的成绩“数一数二”。

                             五

 “你的成绩要数一数二。”这是挂在父亲嘴边的话。

虽然我小学、中学的成绩一直不好，但我不告诉他，我也报喜不报忧，像他瞒着伤疤一样。我要在父亲心里留下这样的印象，他的儿子，永远数一数二；同时奋发向上，努力学习，朝父亲的话靠拢。后来，我真的优秀起来了，考取博士生，成了大学教授。也许，这些都是为了兑现父亲的话，他的儿子——要数一数二吧！

                             六

父亲去世后，我家再也没有人穿木屐；因为下一辈子的木屐都已给父亲穿完，我们不用再穿了；正像我们家的大碗，都被父亲喝稀饭喝完，我们现在吃饭都用小碗了。

今天早晨，我突然想起空船般的木屐，它是我家走过艰难的见证；木屐上，烧焦的痕迹——那是父亲一生悲怆的年轮，镌刻在我们子女思念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