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士族文人的自我转型

——以颜之推对范晔的批判为例

 

全    亮  /  曹   旭

 

摘要：《后汉书》是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从范晔删众家后汉史写作开始，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为止，未能完成全部写作计划。一方面，《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其创造性的撰写成为儒林和史学的典范。以致许多儒者精读该书；另一方面，范晔的为人和被杀的命运，又悬示了一个生动的典型，伴随范晔被杀，撰史由私家的权利被收归国有；皇族继续打压世族。至颜之推对范晔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批评。扬弃范晔，象征士族文人的自我转型，转变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以适应时代的巨变，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去。颜之推就是一个成功转变的典型。

关键词：颜之推；范晔；士族；转型

On the Self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bles Literati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Cao Xu ＆ Quan Liang (College of Art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200234)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Yan Zhitui cannot ignored Fan Ye ‘s book but ignored Fan‘s name. They were both Nobles scholars.But Yan disliked Fan’s faith and personality. It was a symbol of self-transformation of the Nobles Literati. Yan changed his ideas and lifestyle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times. Yan survived in the new social environment because of his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Yan Zhitui Fan Ye Nobles Literati Self-transformation

　　一、缘起

　　范晔是南北朝初期的文人，著有《后汉书》；颜之推是南北朝末期的学者，著有《颜氏家训》。他们都出身于西晋末年南迁的士族。范晔身处刘宋王朝的平稳时期，却卷入谋反大案，被宋文帝灭族；颜之推连续经历了萧梁、北齐、北周三朝的灭亡，却能够苟全性命于乱世，其后裔在隋唐时期仍然十分兴盛。二人的性格和命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颜之推和范晔相隔百余年，却存在特殊的联系。从范晔到颜之推，我们可以看到士族文人在南北朝时期艰难的转型之路。

　　二、颜之推对范晔《后汉书》的承袭与引用

　　范晔《后汉书》创造性地整合当时记录东汉历史的书籍，撰成了人所共仰的新经典。萧梁时期的吴均、刘昭即开始研究范书、注解范书；昭明太子萧统、武烈太子萧方等高度推崇范书，范书的地位迅速崛起。范晔《后汉书》随后传到北方，受到刘芳、贾思勰等北朝学者的重视。东魏孝静帝元善见退位时公开朗诵范书的赞语。[1] 范晔《后汉书》的盛名及普及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而颜之推由梁入隋，是南北朝末期集大成的学者，对范书自然有精深的研究。

　　（一）颜之推对范晔《后汉书》的文字校订

　　《颜氏家训·书证》第十七引用《后汉书》“鹳雀衔三鳝鱼”，指出当时学者多写作“鹳雀衔三鳣鱼”。而现在通行版本 [2] 的范晔《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列传》作“冠雀衔三鳣鱼”。显然“冠”字是错字，应该是“鹳”字，音近而误。颜之推根据书籍记载和生活常识，判断“鳣鱼”应该作“鳝鱼”，是类似于蛇的鳝鱼，而不是体型庞大的“鳣鱼”（鲟鳇鱼）。虽然“鳣”和“鳝”在古代经常通假，这个字可以不改。

　　颜之推《颜氏家训·后娶》篇，大段引用《后汉书》中，“汝南薛包孟尝”被后母迫害，仍然维护家庭团结的感人事迹。《颜氏家训》基本上照录了范书原文，省略了薛包回乡后的结局。通行版《后汉书》中的“辄复赈给”，《颜氏家训》作“还复赈给”，差距不大。从意义上看，也许“还复赈给”更好一点，因为薛包分家之后也不富裕，很难立刻救济几个弟弟。

　　《颜氏家训·书证》引用《后汉书•酷吏》中：“樊晔为天水郡守，凉州为之歌曰：‘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颜之推指出，江南版本中“穴”字误作“六”字，并引证班超的“不探虎穴，安得虎子？”，证明确实应该是“穴”字。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七《酷吏列传》写道：“凉州为之歌曰：‘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见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颜之推引用范晔《后汉书》的内容，并作了一定的简化。他发现江南（南朝）的《后汉书》版本里面有文字错误。在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中，班超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颜氏家训》所引范晔《后汉书》中班超的话语，和今本《后汉书》大同小异，但是语气更强烈。

　　《颜氏家训·书证》引用《后汉书•杨由传》“风吹削肺”，并指出“肺”是“杮”字的通假字。而现代通行版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二《方术列传》作“又有风吹削哺”，确实难以解释。颜之推广征博引，结合实际生活知识，校正《后汉书》中这一失误，认为“风吹削哺”应该是“风吹削肺”。查许慎《说文解字》，东汉时期似乎还没有表示“刨花、木片”的“杮”字，当时可能用“肺”字代替。范晔《后汉书》把“肺”误作“脯”，后来的版本又把“脯”误作“哺”，越错越远，有些学者还胡乱解释。颜之推算是正本清源。现在通行的《后汉书》版本，在这个地方仍然没有纠正过来。

　　总而言之，颜之推纠正《后汉书》版本文字错误，说他是范晔《后汉书》研究的专家、功臣，也一点不过。

　　（二）颜之推对范晔《后汉书》的意义阐发

颜之推除了纠正《后汉书》版本文字的错误，还对范晔意义不到的地方多加阐释。譬如，范晔《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说：“是岁（永平九年），大有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范晔《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建和）二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庚午，大赦天下。赐……四姓及梁、邓小侯、诸夫人以下帛，各有差。”《颜氏家训·书证》篇即引用《汉明帝纪》：“为四姓小侯立学。”并加按语说：“桓帝加元服，又赐四姓及梁、邓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明帝时，外戚有樊氏、郭氏、阴氏、马氏为四姓。谓之小侯者，或小年小获封，故须立学耳。或以侍祠猥朝，侯非列侯，故曰小侯，《礼》云：‘庶方小侯’，则其义也。”颜之推引用的《汉明帝纪》文字，和范书稍有不同，但是意义基本相同。颜之推引用东汉桓帝的史料，比范书的记载更简略，意义也相同。颜之推此处考证了东汉时期“小侯”的内涵，可见他对东汉历史和范晔《后汉书》的关心及精熟的程度。

　　范晔在《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丁鸿列传》评论桓荣：“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者，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桓荣之累世见宗，岂其为己乎？”范晔利用孔子的言论，批评桓荣家族依靠学术获取名誉和富贵。范晔认为 “为己”的意思是“因心以会道”，“为人”的意思是“凭誉以显物”。范晔自认为做到了“为己”，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称：“年三十许，政始有向耳。自尔以来，转为心化，推老将至者，亦当未已也。”但是，颜之推并不赞成范晔的解释。《颜氏家训·勉学》篇认为：“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又认为“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桓荣成为帝师，促进东汉王朝的稳定繁荣，正是儒家追求的目标。在颜之推眼里，桓荣“行道以利世”，是值得赞赏的。这里，颜之推纠正了范晔的评论偏差。

　　（三）颜之推特别重视范晔《后汉书》

　　颜之推精通东汉历史，而以范晔《后汉书》为基本材料。

　　《颜氏家训·文章》引用《后汉书》：“囚司徒崔烈以锒铛锁。”而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二《崔骃列传》：“献帝初，（崔）钧语袁绍，俱起兵山东。董卓以是收（崔）烈，付郿狱，锢之锒铛铁锁。”颜之推这里引用的“《后汉书》”和范书文字出入较大，可能是其他作者的《后汉书》。谢承、谢沈、袁山松、萧子显等人都著有《后汉书》,但不知出于哪一本。

　　《颜氏家训·书证》考证范晔《后汉书》中“鹳雀衔三鳝鱼”事迹的时候，也提到了司马彪《续汉书》，他说：“《续汉书》及《搜神记》亦说此事，皆作‘鳝’字。”但颜之推显然更重视范书，用司马彪《续汉书》当旁证。尽管司马彪《续汉书》要比范晔《后汉书》早一百多年。

　　颜之推一生走南闯北，长期担任文职官员，了解了南北的不同风物，掌握了很多文献。他对范晔《后汉书》钻研确实很深，一些校订成果到现在都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三、颜之推不点名地批评范晔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虽然大量运用范晔《后汉书》的材料，但却绝口不提作者范晔。其中很多段落章节，事实上都在贬斥范晔。

　　（一）颜之推认为范晔是家族的灾星

《颜氏家训·后娶》篇里面说：“异姓宠则父母被怨，继亲虐则兄弟为雠，家有此者，皆门户之祸也。”范晔的母亲是小老婆，把范晔生到厕所里，可见没有受到人道的待遇。范晔早早被过继给从伯父，可见也缺乏父爱。范晔后来与哥哥范晏形同水火，果然是“门户之祸”。

　　《颜氏家训·治家》里面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颜之推的这段话，基本上是骂范晔的。范晔的父亲范泰是刘宋王朝的忠臣，好儒敬佛，可谓慈父，可是范晔却成了刘宋的叛逆。范晔的哥哥谨遵礼法，仕途平稳。可是范晔却恃才傲物，公然参加叛乱，自取灭亡。在颜之推眼里，范晔属于典型的“天之凶民”，罪有应得。

　　（二）颜之推批评范晔的品行

　　颜之推是赞同儒家礼法制度的。《颜氏家训·风操》记录了南朝的严格礼法：“江左朝臣，子孙初释服，朝见二宫，皆当泣涕；二宫为之改容。颇有肤色充泽，无哀感者，梁武薄其为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问讯武帝，贬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礼不死也。’”而范晔的嫡母去世，他却带着妓女去奔丧，可谓骇人听闻，难怪受到言官的弹劾。

　　《颜氏家训·慕贤》篇中论述了择友的重要性：“吾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所值名贤，未尝不心醉魂迷向慕之也。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较明易习者也？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矣。君子必慎交游焉。”颜之推认为自己很注意交友，因此常常有进步。而范晔交友不慎，走上了末路。

　　《颜氏家训·勉学》篇讨论了古今学者的不同：“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是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范晔“讲论文章”确实很不错，可是“修身利行”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实在是一个坏典型。

　　“水至清则无鱼”，颜之推也考虑到，凡是人都有缺点，认为一定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说：“人足所履，不过数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颠蹶于崖岸，拱把之梁，每沈溺于川谷者，何哉？为其旁无余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诚之言，人未能信，至洁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声名，无余地也。吾每为人所毁，常以此自责。”而范晔往往不给别人面子，也断了自己的后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范晔写《和香方》，竟然讽刺朝廷大臣，这是万万不行的。

颜之推反对哗众取宠、追求名誉的行为。《颜氏家训·名实》篇里面说：“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而范晔即使死到临头，还要自卖自夸，《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说：“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在颜之推眼里，范晔真是一个“厚貌深奸”的小人。

　　（三）颜之推批评范晔的政治投机行为

　　古代统治者长期宣传“君权神授”，用各种宗教、迷信活动麻醉、毒害群众。南北朝时期战乱灾害极多，群众也往往沉迷于宗教、迷信。对于迷信风气，颜之推是深恶痛绝的。《颜氏家训·治家》篇里面说：“吾家巫觋祷请，绝于言议；符书章醮亦无祈焉，并汝曹所见也。勿为妖妄之费。”

　　范晔平时也不信鬼神，但他参加的谋反集团，就是迷信谶纬的孔熙先等人发起的。范晔虽然屡次批评东汉谶纬，却摆脱不了谶纬之术的致命影响。

颜之推反对给君主轻易上书。《颜氏家训·省事》篇里面说：“上书陈事，起自战国，逮于两汉，风流弥广。原其体度：攻人主之长短，谏诤之徒也；讦群臣之得失，讼诉之类也；陈国家之利害，对策之伍也；带私情之与夺，游说之俦也。总此四涂，贾诚以求位，鬻言以干禄。或无丝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为时所纳，初获不赀之赏，终陷不测之诛，则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之类甚众。良史所书，盖取其狂狷一介，论政得失耳，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为也。今世所睹，怀瑾瑜而握兰桂者，悉耻为之。守门诣阙，献书言计，率多空簿，高自矜夸，无经略之大体，咸秕糠之微事，十条之中，一不足采，纵合时务，已漏先觉，非谓不知，但患知而不行耳。或被发奸私，面相酬证，事途回穴，翻惧愆尤；人主外护声教，脱加含养，此乃侥幸之徒，不足与比肩也。”而范晔在刘义隆那里秘密告发刘义康的阴谋，就是一次非常失败的上书。范晔的密奏，没有确切的证据，却夹杂着自己的私情和私利，希望刘义隆去暗杀弟弟，领“残害手足”的恶名。刘义隆当然不傻，故意置之不理。结果范晔自己“被发奸私，面相酬证，事途回穴，翻惧愆尤”，在恐惧和怨恨中被徐湛之、孔熙先引上了不归路。

　　颜之推认为，言官劝谏君主，要有规矩法则：“谏诤之徒，以正人君之失尔，必在得言之地，当尽匡赞之规，不容苟免偷安，垂头塞耳；至于就养有方，思不出位，干非其任，斯则罪人。”范晔劝刘义隆秘密清除刘义康，这就是超越本分试图指挥皇帝胡乱行事了。至于刘义隆贪财好色的作风问题，范晔自己也有，所以“苟免偷安，垂头塞耳”。而外甥等人在密谋造反，范晔更是一字不提，显然他对刘义隆是不能尽心辅佐的。

　　颜之推反对热衷功名，贪恋权势：“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须求趋竞，不顾羞惭，比较材能，斟量功伐，厉色扬声，东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获酬谢，或有喧聒时人视听，求见发遣；以此得官，谓为才力，何异盗食致饱，窃衣取温哉！世见躁竞得官者，便谓“弗索何获”；不知时运之来，不求亦至也。见静退未遇者，便谓‘弗为胡成’；不知风云不与；徒求无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胜算乎？”范晔正是颜之推大力抨击的反面典型。

　　范晔却自认为才高八斗，热衷官场，讥讽同僚，对皇帝满腹怨言，写《和香方》“劫持宰相瑕疵”，最后还想脚踏两只船，参加谋反集团，自然是四面树敌，毫无胜算。

在政局变幻多端的南北朝时代，颜之推告诫子孙不要结党营私或者参与皇权斗争：“王子晋云：‘佐饔得尝，佐斗得伤。’此言为善则预，为恶则去，不欲党人非义之事也。凡损于物，皆无与焉。然而穷乌入怀，仁人所悯；况死士归我，当弃之乎？伍员之托渔舟，季布之入广柳，孔融之藏张俭，孙嵩之匿赵岐，前代之所贵，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罪，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报雠，灌夫之横怒求地，游侠之徒，非君子之所为也。如有逆乱之行，得罪于君亲者，又不足恤焉。亲友之迫危难也，家财己力，当无所吝；若横生图计，无理请谒，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谓热腹，杨朱之侣，世谓冷肠；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谢综、谢约固然是范晔的亲外甥，既然参与了刘义康的阴谋活动，按照颜之推的告诫，范晔就应该和他们划清界限，明哲保身。“如有逆乱之行，得罪于君亲者，又不足恤焉。”范晔却想掩护他的两个外甥，又禁不住孔熙先、徐湛之等人的“横生图计，无理请谒”，最终把自己陷进去了。

　　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颜之推深刻反思了“名士多祸患”的原因，他认为：“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但其损败居多耳。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而范晔就是“忽于持操，果于进取”的典型，也是“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的牺牲品。可他临死之前还要和班固分个高低，还要题团扇报复刘义隆 [3] 。从颜之推的评价标准看，范晔可谓至死不悟。

　　以上颜之推说的几个方面，虽然一字一句都没有提到范晔的名字，但颜之推《颜氏家训》的作意，简直就是为了颜世家族要防范避免出现像范晔那样败家的灾星才写的。作为许多人称引，不可能回避的《后汉书》，颜之推真的非常害怕他的家族和子弟学到范晔的坏样。因此，在对范晔一生成败做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颜之推撰写《颜氏家训》，就是为了引领颜世家族奋发向上。因此，撰写《后汉书》的范晔，自然就成了颜之推笔下的“反面典型”。

　　四、颜之推批评范晔的原因

　　为了写作《颜氏家训》这样一部教导子弟的书，以范晔作为反面典型固然能起到警惕和警示的作用，是颜之推批评范晔的原因。但是，颜之推对范晔批判，还有更深刻的历史、政治、文化上的原因。

　　（一）二人的信仰存在较大的差异

颜之推和范晔之间，在宗教信仰、处世哲学方面有较大冲突。颜之推是坚持儒佛合流的，他相信神佛传说和因果报应，著有《还冤志》、《集灵记》等神鬼报应的书籍。而范晔则信奉道法自然，坚持无神论，坚决反对佛鬼，还计划撰写《无鬼论》，因为被杀没有完成。

　　范晔生活的“宋”，接在魏晋以后，受的仍然是魏晋风流的影响，是前代的遗民。故意朝性格狂放，鄙视名教，喜欢标新立异的路上走；临死的时候，仍然以嵇康、夏侯玄为榜样。

而颜之推和父亲颜协都长期追随梁元帝萧绎。萧绎醉心老庄哲学，在江陵陷落的前夕还要与群臣开会，讨论《老子》的哲学问题，结果加速了他的败亡。颜之推对此表示痛惜。因此，《颜氏家训·勉学》篇批评魏晋玄风，对老子、庄子两位祖师爷都颇有微词：“夫老、庄之书，盖全真养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终蹈流沙；匿迹漆园，卒辞楚相，此任纵之徒耳。”也许他就是从萧绎亡国中得出了教训。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归心》里，详细论证了佛教和儒家名教本质上是一致的，主张内佛外儒。他针对范晔《后汉书》、范缜《神灭论》中的反佛观点，给予了详细的辩驳。《颜氏家训·名实》篇里面说：“或问曰：‘夫神灭形消，遗声余价，亦犹蝉壳蛇皮，兽迒鸟迹耳，何预于死者，而圣人以为名教乎？’对曰：‘劝也，劝其立名，则获其实。’且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柳下惠，而千万人立贞风矣；劝一史鱼，而千万人立直风矣。故圣人欲其鱼鳞凤翼，杂沓参差，不绝于世，岂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盖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论之，祖考之嘉名美誉，亦子孙之冕服墙宇也，自古及今，获其庇廕者亦众矣。夫修善立名者，亦犹筑室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世之汲汲者，不达此意，若其与魂爽俱升，松柏偕茂者，惑矣哉！”

　　范晔则鄙视圣人和名教，追求现实享乐，“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且坚持神灭论。这种态度导致刘宋君臣把他视为异端，必欲灭之而后快。范晔在《临终诗》里说：“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来缘㦎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岂论东陵上，宁辨首山侧。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邑。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他说，我虽然手里没有嵇康的琴，但我的思想和意志和他是一样的。

　　在《后汉书》里，范晔对傅毅、班固、赵壹、冯衍、马融、蔡邕、吴质、曹植、杜笃、路粹、陈琳、繁钦、刘桢、王粲、孔融、祢衡、杨修、丁廙等东汉文人，持同情之理解的态度。而颜之推晚年的处世哲学和沈约类似，绝不会宣扬“杀身成仁”、“特立独行”，而是崇尚“明哲保身”。

《颜氏家训·文章》篇大力批评东汉文人，从傅毅、班固一直批到杨修、丁廙，认为他们的悲剧基本都是咎由自取。这与范晔的评价大有不同。颜之推批评这些文人，其实也就是批评范晔对他们的态度。因为《后汉书》文采斐然、见解独特，对年轻的士族子弟影响很大。如萧子显《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列传》记载：“（王僧虔）第九子寂，字子玄，性迅动，好文章，读《范滂传》，未常不叹挹。”颜之推如果不把那么重要的观念纠正过来，让自己的子孙读了范晔《后汉书》，岂不要受其误导？因此，他的批评不遗余力。

　　（二）范晔是南朝败家的典型

　　颜之推作《颜氏家训》的现实目的是教育子孙、振兴家族。而范晔恰恰是南北朝时期败家的典型。范晔生活奢侈，宠爱女色，花费巨大。他和孔熙先等人赌博，也是贪恋钱财，而且以“非道求之”，沉溺于眼前利益，终于不能自拔。

　　《颜氏家训·止足》篇说：“天地鬼神之道，皆恶满盈。谦虚冲损，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饥乏耳。形骸之内，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穷骄泰邪？周穆王、秦始皇、汉武帝，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不知纪极，犹自败累，况士庶乎？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义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范晔介入刘义隆兄弟的争斗，写《和香方》讽刺朝廷大员，和徐湛之私下议论朝政，代刘义康写《与徐湛之书》等等，都是拿性命开玩笑，导致了家破人亡，也导致了家族中衰。《颜氏家训·养生第十五》里面说：“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颜之推在《颜氏家训·终制第二十》回忆了自己坎坷的大半生：“吾年十九，值梁家丧乱，期间与白刃为伍者，亦常数辈；幸承余福，得至于今。古人云：‘五十不为夭。’吾已六十余，故心坦然，不以残年为念。先有风气之疾，常疑奄然，聊书素怀，以为汝诫。”颜之推还以沉重的心情，回忆起父母草草安葬在南方，多少年没有祭扫料理。他还希望自己能够薄葬，子孙遵守孝道，“汝曹宜以传业扬名为务，不可顾恋朽壤，以取堙没也。”

　　（三）颜之推和范晔在文学、生活等方面也存在观念冲突

颜之推的文学偶像是沈约。《颜氏家训·文章》里面引用了沈约的论点：“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慰问电语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尝谓吾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邪？’”颜之推同时记录了沈约在北朝的巨大影响力：”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宴，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徵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

　　颜之推一生的奋斗历程，和沈约很有些类似，都是年少遭遇大乱，颠沛流离，艰苦备尝，终于能够学有所成，复兴家族。所以颜之推崇拜沈约，不是偶然的。沈约《宋书·范晔传》对范晔多有贬斥。身为沈约的信徒，颜之推自然对范晔没有什么好感。

颜之推反对南朝士族熏香傅粉、奢靡放荡的行为。范晔恰恰是谢灵运之后引领士族时尚的头面人物，衣服器具都追求新潮，热衷于熏香，在颜之推眼里无异于“名教罪人”。

　　五、颜之推对范晔的批判为什么不点名

颜之推对范晔的引用也好，校勘也好，订正也好，批评也好，都没有正面点范晔之名。这是什么原因呢？

　　《颜氏家训》成书于颜之推晚年。此时隋朝已经消灭了陈朝，统一了全国。北朝最终吞并南朝。颜之推长期服务的梁朝、北齐都已经覆灭。颜之推毕竟是出仕北朝的南朝文人，对北朝权贵很有些忌惮，因此不会点名批评。但他严厉批评没落的士族文人，批评其精神偶像老子、庄子、屈原、宋玉。颜之推甚至突破儒家“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限制，几次点名批评了族祖颜延之。

为什么不点名批判范晔呢？当然不会是范晔的缺点太多，颜之推很难概括。也许有以下几点因素：

　　（一）不愿意正面提及这样的人，以降低自己的品格

　　忠诚是儒家的基本道德准则，范晔不忠诚，这是颜之推鄙视他的重要因素。颜氏家族以孔子最忠诚的门生颜渊为家族始祖，对忠诚的要求极高。颜之推的祖父颜见远辅佐齐和帝萧宝融。萧宝融退位后，被梁武帝萧衍害死。颜见远绝食自杀，引起了萧衍的不满。因为这种殉主行为在南北朝时期并不多见。颜之推的哥哥颜之仪忠于北周，差点被篡权夺位的杨坚杀害。颜之推在梁朝、北齐败亡的过程中，也都表现出忠诚的品质。

　　而范晔辅佐刘义康，就在刘义康母亲的丧礼中听挽歌下酒，被贬官。后来受到宋文帝刘义隆屡次提拔，却首施两端，又卷入刘义康的谋反大案，被皇帝灭族，身败名裂。

颜之推多次引用范晔《后汉书》，却不提及作者姓名，这很可能是一种故意的忽略，以表达对范晔政治品格的鄙薄。

　　（二）颜之推有可能受到梁元帝萧绎的影响，不愿提及范晔

　　颜协、颜之仪、颜之推父子三人长期追随梁元帝萧绎，深受萧绎的宠信和影响。颜之推给儿子取名颜愍楚，以怀念追随梁元帝的青少年时光。

　　据《梁书》卷五十、列传第四十四《颜协传》和《周书》卷四十、列传第三十二《颜之仪传》记载，颜协因为父亲颜见远自杀殉齐，本来没有在梁朝做官的意愿。湘东王萧绎聘请颜协担任记室参军。颜协才被迫出山，从此毕生追随萧绎。萧绎在颜协逝世之后，还亲自写诗文悼念。而颜之仪少年天才，曾经向萧绎献《神州颂》。萧绎亲笔夸奖：“枚乘二叶，俱得游梁；应贞两世，并称文学。我求才子，鲠慰良深。”颜氏父子是萧绎文学集团的重要成员。

　　据《北齐书》卷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七《颜之推传》记载，颜之推十二岁就参与萧绎集团的文学活动。因为颜之推富有文才，少年老成，在萧绎手下不断升迁，二十岁出头就做到散骑常侍、中书舍人。萧绎对颜协、颜之推的知遇之恩，是颜之推一辈子都不能忘怀的。《颜氏家训》里面记录了梁元帝萧绎的不少事迹，除了痴迷老庄、文章放荡、江陵焚书之外，基本上都是正面形象。据《颜氏家训·勉学》篇记载，梁元帝曾对颜之推说：“昔在会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学。时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闲斋张葛帏避蝇独坐，银瓯贮山阴甜酒，时复进之，以自宽痛。率意自读史书，一日二十卷，既未师受，或不识一字，或不解一语，要自重之，不知厌倦。”颜之推评价：“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况其庶士，冀以自达者哉？” 在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里，萧绎成为少年好学的榜样。

　　梁元帝萧绎也很重视范晔的《后汉书》，但也没有提及范晔的名字。萧绎《金楼子》卷四《聚书》：“又聚得元嘉《后汉》并《史记》、《续汉春秋》、《周官》、《尚书》及诸子集等可一千余卷。”此处的“元嘉《后汉》”就是范晔《后汉书》。范晔《后汉书》作于元嘉年间。但萧绎的称法，不称“范晔《后汉书》”，而称“元嘉《后汉》”。颜之推是不是同其例？也许有点关系；对于宋詹事范晔和他的《后汉书》，他们之间也许谈过什么，交流过什么。

　　又，昭明太子萧统在《昭明文选》中，选取了范晔《后汉书》中的五则论赞，又选取了范晔的一首五言诗，称呼范晔为“范蔚宗”。

　　萧绎对范晔的忌讳。也许范晔属于拥立诸侯王刘义康的“叛逆”，而萧绎本人是梁朝的诸侯王。如果萧绎公开肯定范晔，也许会造成不良影响。萧统身为太子，不会有这方面的忌讳。萧绎反对东汉的一些异端思想，和沈约类似，对帝王将相所谓的祥瑞、神迹等深信不疑，这和范晔很不一样。萧绎和颜之推都非常佩服沈约的文学成就。《梁书》卷四十九《何逊传》记载：“世祖（萧绎）著论论之云：‘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沈约对范晔的抨击恰恰是不遗余力的。

　　虽然萧绎没有提及范晔，对范晔《后汉书》却是滚瓜烂熟。萧绎悼念颜协的《怀旧诗》：“弘都多雅度，信乃含宾实。鸿渐殊未升，上才淹下秩。”其中“上才淹下秩”就出自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八《桓谭冯衍列传》的论赞“体兼上才，荣微下秩”。总之，颜之推对范晔的态度和策略，和萧绎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五、颜之推扬弃范晔的历史意义

颜之推肯定范晔的史学成绩，摒弃范晔的思想信仰和处事风格，是具有历史背景的。颜之推一生处于南北朝统一的大进程中，也经历了士族衰亡的剧烈过程。很多经验教训，都出自他发自肺腑的生命体验。颜之推扬弃范晔，不仅仅是批评范晔，而且是反省自己的人生历程；不仅仅是个人的反省，而且是一个历史群体的反省；不仅仅是对颜氏家族的教训，而是对历史、对后世担负起严肃的社会责任。

　　（一）士族遭遇了沉重打击

　　在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斗争残酷，自命清高的士族情况很不妙。在南北朝初期，谢灵运、范晔、崔浩、王僧达等士族领袖纷纷倒在专制帝王的屠刀下。在南北朝后期，士族文人更是遭遇了空前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打击。528年河阴之变，洛阳的士族官僚被尔朱荣屠杀殆尽；548年开始了侯景之乱，长江下游的衣冠士族死亡大半；554年江陵陷落，依附萧绎的南朝士族全军覆没；560年邺城政变，北齐的汉族士族遭遇残酷清洗。颜之推亲身经历了后三场变乱，九死一生，心有余悸。他明白士族文人如果不改变自己的理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必然灭亡，而且是毫无疑问的整体性灭亡。

　　《颜氏家训·勉学》记录了士族在乱世中的可悲命运：“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

　　士族权威扫地，皇权再次树立。在残酷的皇权斗争中，胜利者一般是最狡诈、最凶狠的独裁者。他们既善于暴力镇压，又善于思想控制。颜之推敏锐地感觉到君主专制的不断加强，警告子孙不要仿效士族文人出言无忌，触犯皇威。《颜氏家训·文章》指出，“古人之所行，今世以为讳。陈思王《武帝诔》‘遂深永蛰之思’；潘岳《悼亡赋》‘乃怆手泽之遗’：是方父于虫，匹妇于考也。蔡邕《杨秉碑》云：‘统大麓之重。’潘尼《赠卢景宣诗》云：‘九五思龙飞。’孙楚《王骠骑诔》云：‘奄忽登遐。’陆机《父诔》云：‘亿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诔》云：‘俔天之和。’今为此言，则朝廷之罪人也。”魏晋名士诗酒风流、傲视君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而范晔出生于君权衰微的东晋。在君主专制不断加强的刘宋时期，他不明白时代的变化，仍然坚持魏晋名士的思想信念和生活方式，恃才傲物，我行我素，结局自然是悲剧。范晔私修《后汉书》，脱离了君权控制。谢灵运、范晔、崔浩等史学家相继被杀，中国私修史书的传统也逐渐没落。君主在历史学上夺取了士族的话语权。

　　（二）颜之推对士族文人进行深刻反省

　　据《北齐书·颜之推传》，颜之推早年也曾是一个“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的士族子弟，生活作风类似范晔。但晚年的颜之推却是一个勤勉谨慎的技术型官僚。颜之推痛定思痛，对士族文人的性格和命运多有反省。

　　《颜氏家训·勉学》批评文学士族傲慢无礼：“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范晔自认为才能出众，就瞧不起皇帝和同僚，自然让别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颜之推认为这样搞学问，是“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

　　《颜氏家训·涉务第十一》里面说：“士君子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籓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辨也。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涂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范晔书法出众，精通音乐，纵情享乐，高谈阔论，在颜之推眼里，就是“费人君禄位”的典型。颜之推推崇的六种大臣，都要能为君王服务，为朝廷效力，谋得安身立命的一席之地。而范晔勉强属于“文史之臣”，可他根本不吸取历史教训。

　　颜之推同时批评士族文人固步自封，不切实际：“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以应世经务也。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织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

范晔出身富贵，确实“不知有丧乱之祸”和“战陈之急”。宋文帝刘义隆对士族表面上有所优待，范晔的一些“小错”都被掩饰过去了。范晔“迂诞浮华，不涉世务”，反而增长了傲气，最终犯下大错。

　　颜之推鉴于谢晦、谢灵运、范晔、孔熙先、王僧达、王融、谢脁等士族文人的惨痛教训，告诫子孙远离皇室斗争：“国之兴亡，兵之胜败，博学所至，幸讨论之。入帷幄之中，参庙堂之上，不能为主尽规以谋社稷，君子所耻也。然而每见文士，颇读兵书，微有经略。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宫阃，幸灾乐祸，首为逆乱，诖误善良；如在兵革之时，构扇反覆，纵横说诱，不识存亡，强相扶戴：此皆陷身灭族之本也。诫之哉！诫之哉！”在皇室斗争中，失败者固然立刻有灭族大祸，胜利者往往也因为功高震主，难以善终。颜家的教训也很深刻。宋孝武帝的首席谋臣颜竣就是一个典型 [4] ，颜之推因此严厉告诫子孙要吸取历史教训。

　　（三）颜之推心目中的转型目标

　　颜之推认为士族文人的生存之道，就是应该放弃士族身份，做谨慎、勤勉、实干的庶族地主，做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型人才。

　　颜之推把做学问当成一种谋生的普通事业。《颜氏家训·勉学》指出：“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沉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省事》中教育后代要有一技之长，才能立足于社会。经学、史学、文章、书法、卜筮、射箭、医药、音乐、天文、绘画、下棋、鲜卑语、胡书、煎胡桃油、炼锡等等，只要精通一门学问或者技术，就可以谋生，得志时为朝廷效力，不得志也可以养家糊口。

颜之推不希望子孙追求高官厚禄。他在《颜氏家训·止足》第十三中说：“《礼》云：‘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宇宙可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先祖靖侯戒子侄曰：‘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吾终身服膺，以为名言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更替频繁，中下层官僚也比较容易改换门庭。比如《三国志·吴书》卷九中，鲁肃对孙权说：“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鲁肃的分析和《颜氏家训》有异曲同工之妙。

　　“婚姻勿贪势家”。世家大族一会儿轰轰烈烈，一会儿倒台灭族，因为南北朝时期的内外斗争频繁而激烈，世家大族往往难以幸免。范家、谢家要是和刘义康没有那样的亲密关系，也有可能在刘宋宗室内斗中全身而退。颜之推牢记祖先的教诲，也是吸取范晔等人的惨痛教训。隋唐君主通过科举制、限制婚姻等手段，进一步巩固皇权对士族的优势。

　　六、结论

　　总之，南北朝末期的颜之推扬弃南北朝初期的范晔，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而且是历史大趋势下群体性的选择，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在政权走向统一和皇权日益巩固的大趋势下，士族文人只有及时自我转型，才能生存下去。颜之推虽然屡经丧乱，仍然多有成就，得以寿终；在他的苦心教导下，颜氏家族在隋唐时期获得了长远的发展，证明这一转型是相当成功的。

 

参考文献

1. 颜之推.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93；
2. 范晔.后汉书纪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刘义庆.刘孝标注.龚斌校释.世说新语校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 钟嵘.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5. 萧统.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 曹旭、全亮《范晔之死及其文化象征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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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诗品》《文心雕龙》文献研究集成”（批准号14ZDB068）成果；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规划项目成果；上海高校大文科学术新人培育计划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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