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为何选择明代小楷书法作为硕士阶段的研究方向，它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傅如明：选择小楷书法作为我的硕士阶段的研究方向，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喜爱小楷，这些年来一直在研习小楷。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明代是因为我临写小楷之后不断地追寻历史上的经典，寻找突破点，发现明代的小楷在古代书法史上是一座不可绕过的高峰。魏晋以后，经过元代的复古，明代楷书出现了祝允明、文征明、王宠三位大家，他们将小楷推向了意、法、韵的新境界，是学习小楷者值得借鉴的经典。

相对而言，在书法史上，明代小楷书家众多，风格多样，所体现的时代特征、个性风格超过了以往各代，所取得的成就，足可媲美晋唐，给我们今天的书法创作与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给今天的书法创作带来较大的启示。

宗绪升：请兄定义小楷及中楷、大楷、榜书等相关概念。

傅如明：楷书分为小楷、中楷、大楷、榜书等，这种划分是以按字体的大小，即以字径大小来界定的。

小楷：《中国书法词典》曰：书体名，指楷书小字，普通小楷数分见方，如：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王献之《十三行洛神赋》等等。小楷又被称作蝇头小楷。清叶昌炽《语石》卷八《大小字》：“小字以卧龙寺经幢（女弟子陈氏造）为冠，蝇头清朗，布置停匀。”小楷的范围较大，它饱含了文字学和书法学两个层面的书写字体，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它是以实用书写为目的，不能等同于小楷书法；小楷书法属于书法艺术的范畴，在实用书写基础之上被小楷书家赋予了艺术性。

中楷：直径一寸见方之楷书，亦称“寸楷”。

大楷：真书大字，一般把一寸以上数寸以下见方的楷书称“大楷”。

榜书：楷书中之极大者，多被用来题署宫殿匾额，又被称为 “擘窠书”。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曰：“榜书，古曰署书，萧何用以题苍龙、白虎二阙者也，今又称为擘窠大字。”

宗绪升：明代小楷书法对后世有何影响？

傅如明：对于明代小楷我们应该有个正确的认识与定位。首先是正确对待“台阁体”。“台阁体”出现在明代，是以实用为目的的，它是为宫廷、科举考试等所使用。实用性决定其自身必须讲求技法，追求工整和规范等特点，把它放在实用书写范畴去评判，它是应当被肯定的。拿技术的标准去衡量它，它的社会价值是值得肯定的；然后再用艺术的标准去分析它，它的僵化教条是应该批判的。

其次是吴门书派兴起之后，明代书法的发展，主要在小楷和行草书。“以小楷一体壮其门面”的小楷在明代各种书体之中的突出发展，它和行草几乎成了明代书法发展的标志。祝允明、文徵明，尤其是王宠将小楷的艺术空间扩大了，赋予小楷以端庄凝重、温纯精绝、古拙疏散的审美取向，将明代小楷带入了讲求个性、抒发性情的新境界。明代小楷或者可以说整个小楷书法至此真正突破技法层面而进入了人为的艺术创作层面，开始脱离纯粹的实用书写需要，小楷书法的艺术性被进一步挖掘出来。明代细腻工稳的小楷和粗犷豪放的行草，这两者都成了后人寻求书法个性创作表现的文本，体现出了对古法的传承与发展。

当今书坛，人们对于小楷书法的临习，特别是寻求个性创作大都绕不过明代，或由魏晋、唐、元而下至明代，或由明代而上追魏晋、唐、元。明代小楷书法的借鉴意义就在于我们要肯定“台阁体”的技术性，纠正当今的小楷书法作品基本功不扎实、盲目追随时风等问题。同时又要学习明代小楷风格的多样性，注重潇洒、空灵、高古、率意的艺术追求。

小楷的韵在魏晋，法在隋唐，态在元明，当今的小楷创作不外乎在此范畴之内。上追魏晋之高古朴厚，下取元明之趣味空灵。

宗绪升：如明兄博士阶段的研究方向与成果是《元末至明中期的隐逸与书法研究》，如何界定隐士、隐逸、隐逸文化等相关概念？

傅如明：“隐士”一词，根据目前所见的资料，最早见于典籍《庄子·缮性篇》中:“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庄子所说的隐士是因时命大谬而隐，即在“无道”的状态下，伏其身、闭其言，藏其才。正史记载开始见于《旧唐书·逸民传·序》:“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出岩穴，屡造幽人之穴，坚回隐士之车。”唐人修史开始关注隐士一脉，“隐士” 正式进入史书当从此始。关于隐士的分类，种类很多，标准不一。概括起来说，按照人的行为状态的标准，可将隐士划分为全隐和仕隐参半两类。全隐指终身不仕，仕隐参半则指时仕时隐，包括先仕后隐者，先隐后仕者，时隐时仕者，甚至是心隐者。

“隐”和“逸”组合到一起，是为了突出“逸”。“隐”是一种行为状态，“逸”是一种生活方式、思想境界。隐逸表现为不受政治、世俗、礼教束缚，追求自在散漫的疏放生活状态。在古代的审美理念中“逸”代表着安闲、超凡绝俗、不受拘束，代表了从古至今中国美学观念中的至高审美境界。“逸”本身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中国传统文人毕生孜孜以求，崇尚的就是高雅脱俗，逸品成为了后世评判书画的最高审美标准。从隐士的角度来说，隐士的生活方式，不论是所谓的大隐、中隐、小隐，他们追求的生活是 “逸”。隐逸除了生活状态，更主要的是思想内涵。

隐士的生活、言行、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作为和贡献及隐士群体构成了隐逸文化。隐逸文化是由隐逸士人和羡慕隐逸和向往隐逸的士人所共同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隐逸文化包括隐士和羡隐者这个群体，又包括了他们所创造的一些物质、精神方面的实践成果，还包括与此相关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

宗绪升：兄为什么认为“元明两代隐逸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世俗化？”导致隐逸文化世俗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傅如明：元代隐士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并且表现出新的特点：一是普遍化，二是世俗化。

所谓世俗化就是指元代的隐士几乎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导致隐逸文化世俗化的原因在于，蒙元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带有民族压迫色彩，民族歧视、以吏仕进、科举不兴，严重阻碍了汉族士人的求仕道路，汉族士人大多自觉地选择了归隐。在元代人的观念中，隐士的状态是自由的，对隐与不隐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不一定要清高孤介，洁身自好，视富贵如浮云，远遁山林，终日与鸟兽为伍，不问世事，过着神仙般的生活，而是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愿或隐或显。世俗化的社会生活环境，使他们的隐逸生活日益世俗化，为了生计而生活在闹市。虞集认为显与隐并无高下之别，关键要以“义”来判断：“君子生乎世也，不出则处，不隐则显，行斯二者，则有其道矣！时隐则隐，时显则显，名以著之；当隐则隐，当显则显，义以裁之。”隐与显不存在孰高孰卑，“有道则出仕，无道则退隐”拿“道”、“义”的观念来衡量隐与仕。元代的隐士并不是全部是受理学影响下的忠君思想，很多隐士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或信仰，比如崇信佛道者，就是为了满足虔诚的信念；有的迫不得已容身朝廷以保全性命；还有的专门从事文学、书画等艺术创作，比如杨维桢、倪瓒等。明代，严酷政策却给士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人避之而不及，故意隐藏才能，逃避征录。元末的隐士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自由闲适的，他们雅集聚会，吟诗唱和，抒发性情，而明初的极端专制则完全打破了隐士的生活，他们生存在皇权的淫威之下，再也不能像元末士人那样自由地抒发情性。

宗绪升：不同时期的隐士生活状态有何不同？

傅如明：隐士的萌芽，大约产生于三皇五帝时代，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隐士。隐士们不以天下为重，追求洁身自好，只以自适为己任，带有利己主义成分。他们的人生就是：逍遥于天地之间，冬天穿以皮毛，夏天穿以絺葛，春耕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自娱自乐。这些隐逸之士以自适为主，洁身自好，体现了真正意义上隐士的核心内涵。

汉代出现新的“待诏金马门”朝隐的隐士形态。他们有的隐身于经学之内，有的隐身于庙堂之中，出现了东方朔这样的“朝隐”之士。东晋的王康琚提出了大隐于朝市，小隐于林薮之说。东晋名士普遍认为朝亦可隐，可以身在庙堂之上，市亦可隐，可以心在林泉之中，从容出入于庙堂与山林。

入可为官，退可归隐，是唐代隐逸文化的一大特色。唐帝国强大、繁荣，表现出特有的盛世气象，博大而宽容，信仰相对自由。儒、释、道三教并重，思想开放则又给士人提供了可以自由地出入侯门和山林的门径，入可为官，退可归隐。隐逸文化开始走向世俗化。

宋代统治者重文轻武，以文治国，注重选拔人才，扩大科举考试规模，优宠儒士，文人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大批士人进入仕途。淡于名利、洁身自好的山林隐士受到褒扬，隐士在宋代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形成了颇具代表性的以淡泊宁静为主的隐士群体。

元代士人中的大部分文化菁英则在这场新旧交替的时刻，放弃仕进而遵循“道”的原则，归隐山林，或者以儒家的静以修身的思想自持自敛，或者受到释、道的影响而放旷不羁，生活在在世俗化社会中。

明中期以后，士人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传统的儒家道德思想与现实发生矛盾，“心学”思潮兴起，程朱理学逐渐失去了统摄道德人心的力量，使世风日益世俗化、庸俗化，传统的道德观念开始渐变与分化。隐士除了追求野逸闲适的精神生活外，也追求物质享受。清代，政治的过度干预破坏了隐士文化的土壤。隐士在皇权、名教的夹缝中生存，在人格内趋中自我解脱，寄身学术，在世俗生活中重物欲的享受而龟缩于内心的壶中天地。

宗绪升：请列举元明时期的隐士书家，已经“世俗化”的隐士书风与世俗中书家有何区别？

傅如明：元明时期具有代表性影响比较大的隐士书家，比如杨维桢、倪瓒、张雨、祝允明、文征明、王宠等。从书法史的角度来说，元末隐士书法以鲜明的个性特征与以赵孟頫为主的主流书风拉开差距。赵孟頫复古，张扬书法的中和之美。元代的隐逸之士则把书法带入了一个脱离赵氏书风影响的，讲求个性张扬的新境界。粗头乱服、温文尔雅的书风又与赵氏纯正典雅的古风拉开了距离，丰富了中国书法一贯的以中和雅逸之美为核心的美学内涵。作为隐逸士人，他们关注的不是社会正统，而是自然和自我，因此自我个性的宣泄是隐逸士人最突出的特点。杨维桢曾经苦读求仕，但是他狷直忤物的性格注定他与社会格格不入，于是隐入江湖。他学养深厚，放浪形骸，无拘无束，表现出野逸之趣、乱世之气，不落俗媚。隐逸生活给了杨维桢足够的空间和灵感，他完全不顾及现实审美需要，只顾表达自己的拙拗、冷峭的狷直个性。他戴华阳巾，披鹤氅，蜛船屋，吹铁笛，作《梅花弄》，铅粉狼藉，笔墨横飞，与赵孟頫位居高官的庄严之态形成鲜明对比。倪瓒的简淡幽远的风格则表达出另一种疏离。倪瓒是个地道的真隐士，参禅悟道，人品高洁，有一尘不染之气。他与社会的烦庸更是格格不入，一生求逸，“逸笔草草”、“聊写胸中逸气”，他要表达的是静逸之美。倪瓒书法多以小楷面世，题跋居多，风格从大令、锺繇化来，得清洒之韵，无一点尘俗，这是倪瓒高逸人格的体现。祝允明、文徵明、王宠分别表现出了不同的隐逸特点和书法风格。祝允明先仕而后隐，成为了吴门书派的书法领袖，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而又能力追宋元，隐逸之后书风开始往狂放、恣肆纵横方向发展，形成了狂简放逸的特点。文徵明被荐入仕，不久辞归隐居，成为祝允明之后吴门书派的盟主，书法注重法度，温润娴雅，就像他的人格一样，自始至终保持高逸的一面。王宠一生处于追求出仕的隐逸状态，生活在世俗之中，但又能保持节操，有超然出尘之资，书法取法魏晋，萧疏古雅。他们狂放、温润、古拙的书法风格，成为明代中期书法发展的标志。

宗绪升：隐逸文化对当下社会有何意义？

傅如明：隐逸与书法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值得做的文章很多。隐逸文化对书法的影响不仅仅是元末至明中期这一时期，整个书法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或多或少伴随着隐逸因素。当下社会发展较快，尤其是科技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方便的同时人心比较浮躁，缺少静心修炼和品格追求。隐逸士人和隐逸文化能给我们提供必要的营养与借鉴。艺术创作者需要隐逸士人的心态与修为，需要追求“逸”格。隐逸文化与书法艺术的研究交叉点很多，值得深入挖掘，比如隐逸思想对书法创作的影响，隐逸人格与书法风格的关系，隐士生活与书写内容等等。这也是将来要继续做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