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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绪升对话尚天潇博士
宗绪升:祝贺天潇兄顺利地获得博士学位!兄做中国书法临摹研究,先问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临摹?
尚天潇:书法史中临摹的概念并非现今的意思,它经历了“分与合、双意转向偏意”的演变过程。北宋以前“临”和“摹”是两个概念。“临”主要指对着临写,“摹”主要指蒙着描摹。
北宋黄庭坚在《论书》中说:“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此处首次将“临摹”二字合用,在此后的书论中多次论述“临”与“摹”的差别,有时也将“临摹”合称,大意都是阐明书法学习中临与摹的前后、优劣关系,以及各自不同的用途,多数时候强调的仍是二者原本的概念。明代李流芳在《论摹书》中说:“学书贵得其用笔之意,不专以临摹形似为工”。此处的“临摹”倾向于“临”的本意,“摹”的初始义相对减弱。
“临摹”作为学习书法的不二法门,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并且偏重于“临”的本意。书法临摹追求形似的目的是获取经典书作内在的严密性、精准性和规律性,而并不以“形似”为最终旨归。
宗绪升:我常常看到一些朋友发临摹作品时注明“实临”“意临”,大多实临不精准意临没味道。请天潇兄给这两个概念下个定义。
尚天潇:大多数人“实临不精准,意临没味道”的根源在于没有真正弄清楚实临的关键和意临的目的。
实临并不是通过描头画尾的方式追求字形表面的相似性,其重点在于体察藏于图像背后的用笔动作,就像乒乓球的弧旋球,其动力来自手腕的微妙动作以及整个身体的配合。王僧虔《笔意赞》中说:“粗不为重,细不为轻。纤微向背,毫发死生。”此话强调了高超的控笔能力及精微的视觉表现。只有手腕使转的纤微变化和动作的精准到位,才能表现出“毫发”之间的生机。
书法的独特性取决于点画内部运动的丰富性和多变性。因此说,实临的关键在于训练法帖中笔法的动力机制,倘若用笔的动作和节奏接近原作,线条形状与结构形态就容易把握。所谓的“从形求势”,是先有笔势再有形状的。
意临没味道的原因或是缺少实临的基础或是目的不明确。掌握书法的本体规律和熟练驾驭毛笔的能力是意临的前提条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学问修养是意临品格的基本保障。所谓“意临”,并不要求酷似范本,而是根据自己的审美所需选取范本中部分的形式要素,与个人的笔性相融合,重在得其意境和风神。
宗绪升:除了“实临”“意临”之外还有什么类似概念?
尚天潇:与实临、意临类似的概念,大致可分为三类:别称、近称或内部的层级分类。实临别称工临,它与意临对应于中国画的工笔与意笔。韩玉涛先生认为,中国画并无工笔与意笔之差,只存在小写与大写之别。意临按层级大小分为仿书、改编和创临。白谦慎先生所说的“臆造性临摹”应属创临的范畴。另外,近称还有背临、默临及神摹等。
宗绪升:请例举古代与临摹相关的论著,并做简单介绍。
尚天潇:中国古代涉及临摹的书论不在少数,但专论临摹的论著并不多。下面枚举几例略加绍介:
《临池诀》是唐朝书家卢携的临池心得。他论述学书要有师承的重要性,并给出了临池的八条要诀,其中包括如何用纸笔、书法的笔势及结体的规律等,甚至谈到了用水用墨的心得。
《童学书程》是明朝丰坊针对儿童所著的有体系化的学书教程。此著不仅按阶段列出了不同风格的碑帖,而且提供了详细的临摹方法。尤为可贵的是,该书所选的临摹范本遵循承前启后的内在逻辑。
清周星莲《临池管见》强调主观精神把控书法临摹的“笔醒”一说最具特色。该书阐明了临书不仅要有精湛的技艺,更要有超脱的心境,借“笔醒”一说点明了书至自然的关键在于书写者的精神境界。
宗绪升:当代相关临摹的研究又有哪些?我想知道这些研究所存在的不足。
尚天潇:当代涉及书法临摹的论著不少,但专论书法临摹的并不多。略举几例:
张君伟《临帖指南》是专论碑帖临摹的著作。通过不同书家对同一范本临摹的差异性比较,读者可以清晰分辨书家的个性特质。由此说明临帖各取所需,不必拘于形似。
邱振中《中国书法:167个练习》一书以拆解分类的方式,首先关注单个的形式因素的具体训练,然后再进行有机的组合与重构。该书旨在构建个人才能全面发展的训练体系,是一种新创的临摹系统。
薛龙春《王铎书法研究》中关于临摹的研究,作者从临摹观和统计学的角度分析王铎一生临摹的发展变化,很具说服力。
德国雷德侯《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一书把米芾书法作为一个切面放在“二王”帖学传统的序列中进行比较研究,揭示晋至宋帖学传承的线索。
宗绪升:如何评论“创作”这个概念?
尚天潇:创作一词的基本义:作为动词指创造文艺作品的行为,作为名词指文艺作品的本身。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包含了“始创”之意,其独特性在于有别于古今中外任何同类的作品。创作的反义词是模仿、抄袭或摹仿,这么说来,多数标榜为创作的作品都不能算是创作。
书法的创作尤为特殊,几千年的中国书法史是在因循传统的基础上缓慢地往前推进的。书法继承传统的主要途径就是临摹前人的经典范本。所有的范本即包含书法之所以延续的共性也包含书家独有的个性。书家个性的形成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其中无法回避地渗透了时代的审美趣味、个人的先天禀赋和后天的修养阅历。虽然说,书法创作必须通过临摹传统,但最终呈现出来的创作应该具备独一无二的审美价值和明确辨识度的图像语言。
宗绪升:从临摹到所谓创作会经历哪些过程?
尚天潇:对于书法的学习,理论上讲从临摹到所谓创作经历的过程并不复杂。一般来说,正如倪苏门《书法论》中所言,“凡欲学书之人,功夫分作三段:初段要专一,次段要广大,三段要脱化”。但是落实到具体的实践,情况则极为复杂。
例如选帖就是一个看似简单其实最易出问题的环节,就像学习声乐,如何选择适合自己声线特征的唱法和歌曲至关重要。
在“师古”与“创新”的问题上,董其昌提出极其精辟的论点。他曾多次借用“那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以及佛家的“八还义”来阐述“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继承古人法帖的精华为己所用,正是临摹的要义,其选择的过程因人而异、因时而变。从临摹到创作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正确的自我判断、高效的临摹方法与合理的融通策略是这一过程得以实现的有力保障。任何急功近利或拔苗助长式的创作,最终都无缘触及书法的堂奥。
宗绪升:意临的重要性在哪里?
尚天潇:书法“意临”,不以“形似”范本为旨归,而是根据个人的审美取向,或部分攫取形式要素,或宏观效其意象神韵,亦或是援引经典而启发自运的媒介。这种临摹摆脱形似上的羁绊,追求个性的渗入与表达。
书法临摹的目的是为了“法古开今”,而不是要成为“泥古不化”的书奴。“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能合”是共性的相融,“能离”则是个性的绽放。书法“意临”在临摹与创作,本体的共性与书家的个性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艺术创作的成功离不开审美品质的孕育、心理模式的构建以及对奇妙意象的驾驭。意象的重构与折叠往往是艺术创作的契机和源泉。
书法“意临”是风格生成的有效途径,它能够引领书者进入物我两忘与自恣情舒的创作状态。它不仅是个性渗入传统的改编,而且它本身就可以成长为创作的先导。
宗绪升:你在做临摹研究中有何重要发现?
尚天潇:重要的发现谈不上,只是有几点感受在以前时并不明朗。列出三点:
一、临摹观念变迁的深层原因
任何艺术的演变都与整体人类或区域环境的改变息息相关。书法临摹观念变迁的根源即是寻求时代文化生态与历史传统延续的平衡点。书法临摹的时代变迁是书法史发展的客观依据,反映出书法史丰富多彩、不为人知的一面。貌似一成不变的书法临摹隐藏了诸多的历史无奈和潜在的暗流涌动,临摹观念和方法的改变对书法史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社会环境及文化思潮等的突然改变,打乱了书法本来缓慢演变的字体和风格轨迹。这种深层结构的改变也是书法临摹观念发生时代变迁的主要原因。书法史之所以延续至今,与当时书法精英们的努力紧密相关,他们引领着一个时代的临摹观念,或是溯本追源或是另辟蹊径。可以说,书法临摹观念的时代变迁可以映衬出书法史演变的轨迹。
二、书法意临的文化根源及等级划分
“不似之似”的中华“意匠”是书法意临的文化根源。正如九方皋相马法的
“剥落玄黄”: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
通常对意临层级的界定比较模糊,现根据临作中所保留范本形式要素的多少,划分为三个层级:仿书、改编与创临。三者之间亦有交融现象,主要侧重于主观倾向。
1、仿书:虽以个人书写的“动力机制”临摹范本,但能明确判断出所临范本的出处,保留了范本中某些具有“辨识度”的形式要素。如董其昌临摹的多数作品。2、改编:为了顺应个人的笔性特征或审美诉求,在范本的基础上,有明显的主观改造或夸张变形的成份,但范本的重要特征和精神面貌依旧保留,类似现代歌曲的改编。如伊秉绶、赵之谦等人的部分临作。3、创临:除了范本文字内容的依据之外,看不出临作的出处,与个人创作如出一辙。如朱耷、王铎等人的部分临作。
3、 意临是书法风格生成的有效途径
书法史上有建树的书家,其传世的临作多数带有明显的个人风格。他们不约而同地寻求到临摹通往创作的渠道——意临。
长期专攻一帖,书家渗入个性的意临最终促成风格的生成,如王铎临《阁帖》和吴昌硕临《石鼓文》。同样,博取诸家与碑帖融通也是意临的有效方法,如何绍基、林散之等人。再有,通过仿书和改编进行意临,如董其昌、伊秉绶和赵之谦等人。
时至当下,人们越发自觉地从艺术的深层因素来审视书法的创新,正确的意临无疑是孕育个人书风的有效方法。
宗绪升:你的研究对你自己的书风起到什么作用?谢谢!
尚天潇:我的研究对我的书风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原因是:对临摹的重新认识,让我明确了自身的学习方向和未来的创作目标;对临摹观念变迁的深入剖析,让我深知建立学术体系的重要性;对意临的层级分类,让我获得了通过意临寻求个人风格的渠道。对时代思潮和审美趣味的比较,让我具备了融入当代精神的洞察力。概言之,通过这次博士论文的洗礼,我对所做书法事业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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