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学的劣根性在哪里？

川文，就是四川文学的意思。跑了一趟四川，见识到的仅仅是四川的表象，四川的灵魂在哪里？唯一的可能，只能在四川文学里找。孔子当年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某个地方的真实的一面，他是选择通过当地的民谣进行洞察的，所以，才有了他整理“诗经”的文化抢救之举，因为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精神与灵魂，只能在这些融铸着感情的文学作品中辨识它们的脉动与脉络。

所以四川归来，我埋首在四川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巴金、沙汀、周克芹甚至包括文革期间的作家克非的小说，都找来翻阅了，期望能在这里更深入地了解四川。

然而这么阅读下来，对四川文字乃至文学便有了微词一般的念头。

我觉得，四川作家的语言就像夹着碎石的土壤，破碎，干硬，不湿润，不流畅。干结而破碎的语言是无法给人带来阅读的好感与快意的。就农村小说来说，不管它的政治内涵如何，如果小说中能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通透感，那么，这样的小说，还是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湖南作家与四川作家呈现出非常强烈的反差。

从某种意义上讲，湖南的湘西与四川的川西北地区在语言上是有着某种相通的成份的。这一点，沙汀与沈从文之间的互相认可，就是因为沙汀觉得沈从文的乡土语言，沙汀是完全能够接受的。两地之间的乡土俚语还有方言都是可以听得懂的。

但是不可思议的是，湖南与四川相距不远，但却形成了两地作家的不同的语言风格。

仅就农村小说来看，湖南籍作家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山乡巨变》都写得相当的柔韧而富有弹性，但是作为四川作家克非所写的小说《春潮急》却完全是一种艰涩的语言操纵下所演绎的艰于卒读的文学作品。

这里面的原因，显然不是因为题材所致，因为同样的农村题材小说，周立波的作品读起来相当有富有文学韵味，而克非的小说，则给人的阅读带来非常不快的感觉。

对这样的两地语言的巨大差异，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四川实地之行，我感到，川西北与湘西之间，在外在的感觉上还是比较相似的，都有山地，都有山上流下来的流水，但是，有一点，就是川西的水流，来得更迅猛一点，这是否是造成了川籍作家语言更加匆促而缺乏湘籍作家和缓的原因呢。

比如，我在傍着岷山而行的时候，看到了身旁的岷江水始终以一种急湍的方式，显示出它的奔忙而焦急。

而在湘西，我看到的水，则是平缓的，静谧的，所以，在沈从文笔下，我们看到了那种幽远而宁静的《长河》，看到了世外桃源般的“边城”，这里没有焦急，时间仿佛停滞，足可以让这个土地上的人们，可以从容而舒缓地展开他们的凄美的灵魂的抉择。

在沈从文的故乡凤凰，我看到同样的自山上而下泄的水，在穿越这个小城的时候，却显得那般温婉可爱。而在四川都江堰市，我看到穿越这个城市的流水，是以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暴戾的方式，穿透式地穿过这个城市的，令这个城市的河道里，始终奔泄着一种原始的使人惊恐的力量。这里的水，拒绝了任何可能的对它的赏玩与戏弄，我在深夜时分、走在无人的寂静的街头，看到的是那些孤寂的河，里面却是凶猛如虎狼的水，站在都江堰市的横跨在水上的桥面上，我感到是一种桥即将垮塌的惊恐，所以，我没有敢在桥头上多伫立片刻。但在湘西就不一样了，在这里的晚上，水成为这个城市的温顺的宠物，无数的游玩的乐趣，都是建立在这个穿过小镇的水波上的，甚至在流动的河面上，竖起了一根根连缀在一起的桥桩，让游客可以踏着这些桥桩，从河的这头，跳到那一头，而这样的景象，在都江堰市的河流上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那些奔腾的来自岷江的暴戾的水，撞击着桥桩的巨大能量，足可以溅出奔涌的连天的波涛。

这样的时势与地貌，当以一种文字的方式，流注到作家的笔下的时候，是否会使作家操持起来的语言，显得像水流一样舒展而富有水的韵味呢？

也许，四川的水的急促，也使得作家的笔下，喜欢用碎波一样的短句，来表达他们对生活的感触。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四川作家更喜欢用“急流”来象征生活。比如，巴金的小说《家》就是被纳入《激流》的总标题下的，而四川作家克非的合作化小说《春潮急》，我们同样看到了一种奔流一般的急促的气息。但是，我们来看看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我们看到的是作家在笔下倾情于山乡的那种动人心魄的宁静。

所以，个人感到，一地的山水，常常潜移默化、深入骨髓地融入到作家的笔下。沈从文的那种舒缓的仿佛在水中浸泡了的文字，就与湘西的那种平缓而幽深的河流有着天人合一的灵犀相通，再延伸一下，陕西作家《白鹿原》的干裂呆板的语言风格，活脱脱就是黄土高原地域特征的一种语言折射。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也许是两地的文化积累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四川的文化是断档的，历史上，四川曾经出现过大面积的无人区的存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末时，张献忠有屠蜀之举，其耸人听闻的后果，就是成都这个一千多年都没有改过名字的悠久的古城，当时曾经是渺无人烟，连老虎都可以在街上无所事事地徜徉游荡。当然，关于张献忠是否在四川大肆屠戮，也有学者条分缕析，认为张献忠在四川征战的时间相当短暂，不可能造成四川广大的土地人口灭绝的难以置信的后果，但不管怎么说，四川虽然号称天府之国，但是，它在历史上遭遇到悲惨的灭绝性的毁灭却从来不乏其例。

在一个没有文化积淀或者叫断流的四川，必然也会使得他的作家缺乏一种深厚的文化继承。而湖南就不同了，岳麓文化的源远流长，学养深厚，足以使当代中国人在他面前俯首称臣。余秋雨这个出镜率极高的所谓国内顶尖级学者，当年受邀到岳麓书社去讲演，却引来种种的非议，认为他是否有站在湘土上高谈阔论的权力，可见湖南的文化渊源确实不可小视。

但四川文化有什么呢？这个土地上的历史，竟然是如此的残缺不全。当三星堆文明被发掘出来的时候，不仅是四川文化的研究者震惊了，就是中国的文化史也不得不被迫要作出改写的另起炉灶。三星堆文化，在四川的历史上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因此当地下挖掘出远在黄帝之前就已经出现的三星堆文明的时候，中国文化史的忙乱也就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了。原先从来是从容不迫、按部就班的中国历史，不得不审视旧有框架，可以肯定的是在四川的这个点上，出现了某种缺失或者叫错位。因此，四川的作家，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其它的地方。巴金，他的名字就可以显示出他是一个典型的巴蜀人士，但是，他的祖先是从浙江到四川去的，因此，四川作家追根溯源，就会碰到一个与本地无缘的难堪。这种缺乏历史传承的文化弱项，是否也是导致了四川作家在语言上难以给人一种大气与酣畅的原因呢？我们不妨再看看莫言，虽然莫言出身是一个农民，但他所生长的土地，却是齐鲁文化的密集区，现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金，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就开始刨根问底，查问祖先十八代，果然有莫言研究的好事者，得出了莫言的祖先也曾经是一个显贵人士的结论。这里，也说明了莫言的文化积淀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他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他的地域上的文化理念与文化传承。如此合理的推导一下，四川文化与湖南文化的差异，还是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落差的。再联想开去，四川与湖南，都有着如出一辙的匪患，但是湘西的土匪非常有名，有多部文艺作品予以反映，但四川土匪就鲜为人知了，而个中原因，也应该追溯到湘西土匪的历史渊源。《湘西剿匪记》中提到一个号称“二十四”的土匪，是说他已经二十四代了，可见土匪也是有着家传的历史基础的，但四川土匪估计都是外来的散兵游勇，很难说他们有什么深刻的传承背景，因为“湖广填四川”的事实存在，四川土匪的祖先们也不会超过清初这一个时间段。

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四川与湖南相距不算太远，但是这两地的流水风格的差异，还是使两地走出的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呈现出了不同的差异。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外行所能作出的努力使自己信服的参考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