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知”的使命与自律

                                                                                      文/叶水涛（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

任何文明社会都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监督与批评。他们张扬理想主义的旗帜，针砭时弊，坚守人类的精神家园，代表时代的正义与良知。教育需要公知，然公知的使命，需要他们对自身的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

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对公共知识分子一些痼疾作出诊断。索维尔的论述大体有四个方面：第一、这类知识分子所持理论不像医生、工程师、科学家受制于外部实践的检验。这种纯内部的职业评判极易成为同道中既有信息结构的循环论证，乃至陷于吹捧与互相吹捧。第二、这类知识分子喜欢超出自己的专业范围高谈阔论，许多权威学者，对重大社会问题常作浅薄的议论，提倡一些不切实际甚至极为盲目和危险的主张。第三、这类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有一种“圣化构想”，他们对置身其中的现实社会非常不满，认为是弊端丛生。他们自诩凭自身的道德和学识可以轻而易举地拯救社会和民众。第四、这类知识分子为了保持自己对公众的感召力，便不断批评现实，努力使自己显现为追求社会进步和为民请命的圣徒。这类知识分子固然热衷改革、鼓吹改革，但对改革可能的风险，以及改革的实际后果并不感兴趣，他们需要的只是通过鼓吹改革和批判现状，来证明自己道德的高尚和理论的圣洁。

索维尔的批评为我们评说教育界的“公知”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视角，也给有良知而自律的教育界“公知”提供了一面自我观照的镜子。诸如某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颇为热衷于评说基础教育的各项改革，天真地宣称如果由他来当校长，允许学生上课转笔、抖脚、靠墙、发呆，便可一扫中国高中教育的陈年积弊，让老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愉快、考得理想。他甚至断言通过努力学习而进入北大、清华的学生，未来也不会有多大价值。这些公知从根本上否认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对学生尤其是对农村学生的生命成长的重大意义。面对日益碎片化的社会现实，他让学生尤其是农村的学生安于边缘化的命运，以一种阿Q式的满足来消解奋力拼搏的豪情。他们宣扬一种怕苦畏难、好逸恶劳的人生观，以西方后现代的人性论否定学校教育中政治思想与精神激励的重要性。

这类教育界的“公知”人数不多，但颇为活跃。他们言必称西方，似乎西方国家的孩子成长无拘无束，是最人性的教育。然而，美国50个州中有21个州允许体罚。英国于2006年4月颁布法律，允许教师惩戒不规矩的学生。韩国、新加坡等国有很明细的体罚条例。荷兰的幼儿教育特别注重引导儿童尊重权威、遵守规则，决不容忍自由散漫和无理取闹。这类“公知”特别推崇美国的素质教育，以此痛斥中国的应试教育，殊不知，志在考进长春藤大学的美国高中学生每天的睡眠时间一般都在4—6个小时，绝对不会超过6小时。这是中国教育学会原常务副会长谈松华先生在美国专题考察半年所观察记叙的事实。“公知”们认为发达国家对儿童关怀备至，学校是儿童的乐园，却忽略他们严酷的一面。日本小学生下雪天也穿着短裤到校，幼儿园的孩子在低温气候下光着身子，只穿三角短裤坐在泥水里玩耍。当年孙云晓《夏令营的较量》一文曾震憾了国人的心灵，让我们深思并反省。然而，当下中国教育界的“公知”却对学生之苦和累作十分夸张的宣传，将学校教育斥之为“魔鬼训练”和地狱。

中国的基础教育确有诸多弊端，但需要理性地分析、积极的建言、慎重的改革，而不能止步于现象的罗列、道德的批判与情绪化的埋怨和攻击。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提到，许多学者面对社会经验时，常常抓住一些细枝末节，并用抽象的概念去判断问题，他们热衷于用观念的方法编织对社会和生活的理解。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钱理群告诫成为学术权威的学者，一定要对自己的学术权力保持警惕，“如果滥用权力你就会变成新的拦路石”。教育“公知”如果不警惕自身在知识积累上的局限性，不注重分析问题的实证性，没有自我反思和批判的自觉，沉浸并满足于简单化的概念推导和道德裁判，就难免沦为索维尔所批评的“知识分子”。

——本文刊登于《华夏教师》杂志2015年第3期，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