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能通神

　　“钱能通神”这一老话，中国人当不会陌生。细说起来，这可不是一句坊间闲话，而是源于唐人张固记叙的一段历史故实。说的是中唐时期宰相张延赏，早就知道有一大案颇为枉屈，每每提及都扼腕叹息。待到他兼管全国财税收支时，就把负责此案的狱吏召来严加训诫，并责令说，此案拖延得已很久了，十日必须结案。第二天来到府衙办公时，发现桌上有一纸条：出钱三万贯，求你不再过问此案。张延赏大怒，催促狱吏加大复查力度。第三天，纸条又来了：出钱五万贯。张延赏更加恼怒，命狱吏两日结案。第四天，又发现一纸条：出钱十万贯。张延赏叹道，出钱至十万贯，可以买通鬼神了，没有不可挽回之事。我怕惹祸上身，不得不到此为止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张固所述“多关法戒，非造作虚辞无裨考证者比。”就是说，张固的记叙并非凭空虚构，有一定的可信度。故实中提到的张延赏累任要职，也不是一个贪财的昏官，其政声朝野皆有定论。他所以不得不接受“钱能通神”这一俗谚所隐含的的魔鬼定律，是因为“出钱十万贯”者绝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其背后必然交织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凭张延赏单枪匹马与其斗法，殊无胜算不说，弄不好反误了卿卿性命，终究于事无补。《红楼梦》中提到的护官符之所以那么“神奇”，道理正在于此。
　　这就告诉我们：行贿不单是个金钱问题，行贿的背后必然包藏有利益最大化的祸心。不管行贿的价码有多高，但对行贿者或行贿者背后的利益共同体来说，绝不会是亏本的投资，他们总是会以必要的成本赚取更大的利益。中国古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贪官，除了封建制度固有弊漏这一根本原因外，送礼行贿成风无疑是催生和豢养贪官的客观原因。
　　即便在今天看来，行贿的祸患同样不可低估。年前新华网公开发布的一篇新华时评认为，行贿成本低也是当下我国腐败案件高发的原因之一。行贿者往往期望通过贿赂得到更多的利益，如果犯罪成本很低，一定会促使行贿者铤而走险。分析已发生的案件会发现，一些行贿者并非行贿一个部门或者一次行贿，而是累犯，因为这些行贿者觉得，即使东窗事发，与获得的巨额利润相比，这种犯罪是值得的。另据公开报道说，在刘铁男一案中，向刘铁男父子行贿的至少有三大利益集团，他们所以孝敬刘铁男及其家人、亲信，是为了在铝业这块富矿中获取更大的份额和更多的利润。可是，向刘铁男行贿的多家涉案企业，特别是富甲一方、称霸一方的南山集团，行贿金额高达750多万元，铁证如山，众所周知，却仍能“安然无恙”，不能不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行贿与受贿是政风腐败得以成立的两个共同要件。查办受贿贪官固然重要，但若对行贿者网开一面，仍然难以遏制官场贿风不止的积弊。因此，在查处受贿案的同时，应将行贿者及其利益共同体绑定该案一并查处。香港特区对行贿行为不设起刑点，只要是行贿，不论多寡，都判定为犯罪。这种对贿赂犯罪“零容忍”的态度，值得内地借鉴。折翼而翔，飞之不高；跛足而趋，行之不远。反受贿与反行贿如同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必须并驾齐驱，合力推进，才能增强法律效应的打击力度。左支右绌，严此宽彼，恐风头过后，行贿之弊仍将复发作祟，继续败坏国家和社会风气。对行贿者及其利益共同体知情不咎，搁置不问，祸莫大焉。只斫朽木，不灭蛀虫，焉能保证“国家森林”长青？（文/王兆贵）
 

　　附注：本文发表在《大公报》大公园副刊，署名贝一中，责任编辑孙嘉萍。广东《花卉》杂志2015年第3期花间漫步栏目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