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霞红叶

　　在南京市东北二十多公里处，有一山脉叫栖霞山，因南朝时建有“栖霞精舍”而得名。栖霞山既不高大，也不险峻，但由于山上名胜古迹较多，加之山深林茂，风光秀美，漫山遍野的枫树非常养眼，是我国四大赏枫胜地之一，因此被誉为“金陵第一名秀山”。
　　南方树叶变色的季节，与北方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北方，霜降过后，树叶就基本上都变色了，有的甚至落光了。而在南方，枫叶变红的日期要根据当季气温的变化而定，每年都不相同，一般都要等到深秋甚至初冬之后。记得第一次去栖霞山观赏枫叶，由于去的不是时候而未能如愿。第二次就不再那么性急，启程前特别留意当地报章披露的消息，待到满山红透时，就选了一个天晴气爽的日子，悠闲自得地驱车前往。
　　到得山下，在栖霞寺、舍利塔、三圣殿等处稍作游览之后，就沿着标有指示牌的路径，经千佛岩、待月亭、畅观亭、试茶亭，直奔后山而去。不到半个小时的光景，我们来到太虚亭前。这里上有红叶谷，下有枫树岭，是观赏红叶的最佳处。站在亭下四顾，只见环亭都是古枫林，随着山势的起伏层层叠叠连绵成片。据说，整个栖霞山百年以上的枫树就有500余株。漫步山阴道上，脚下尽是红叶覆阶，好似铺上了红地毯；立于枫林湖畔，眼中唯有红叶倒影，犹如冒出了红珊瑚。走进枫林深处，如火如荼的枫叶铺天盖地，竞相飘红，偶有几株尚未全红的枫树，淹没在一片红潮之中，像是被赤化了一般失去了个性，想要彰显自己的独立都很难。举目望去，散布在枫林中的游人，彷佛置身于绚烂的彤云红霞之中，飘飘欲仙，如梦如幻。
　　在众多林木中，叶片经霜变红的不只枫树一种，但枫叶给人的美感最强。枫叶的线条清晰，轮廓分明，形状优雅，玲珑可爱，就像五指伸开的小手，让人亲近，惹人爱怜。枫叶的色泽鲜艳，红得就像燃烧的火苗、升腾的火炬，给人以舒张的激情、温热的浪漫。顺着溪水漂流而下的红叶，会让人联想到古人“红叶题诗”的美谈。寂寞的山林披上了枫叶做的衣衫，犹如成群的红妆少女，在秋风的吹动下翩翩起舞，风姿摇曳，妩媚动人。
　　正所谓“知好色而慕少艾”，形美色也美的枫叶，也象征着芳心和恋情，特别讨青年男女的喜欢。其实，不独年轻人，但凡看到红叶的人都会由衷地喜欢。我想，人们喜欢它的不仅仅是美丽的外表，还有“岁寒心愈炽，霜重叶更红”的精神。特别是当这一片片娟秀鲜艳的红叶向人们展示着凋零前的灿烂时，有谁不为这种最后的浪漫所心仪，所敬重，从而对时光锻造出来的生命底色产生出更多的思考呢？

        附注：本文于2009年11月19日发表在香港《大公报》，责任编辑孙嘉萍。

飞过侏罗纪的蜻蜓

　　打小就喜欢蜻蜓，喜欢它轻盈而又灵巧的身影，纯朴而又典雅的色彩，更喜欢它自由自在的神态。每当夏日来临，这个无拘无束的小精灵，或遨游于高天，或穿梭于低空，或点击于水面，或静立于梢头，都令我充满了好奇，充满了遐想，以至于心神恍惚地为它着迷。童年时代，我们虽然也知道蜻蜓是益虫，但仍然把捕捉蜻蜓当作一件非常好玩的事。用扫帚扑，用纱袋网，若是看到蜻蜓落到树梢上，也会蹑手蹑脚地走向前，将它轻轻地捏在手中，收获紧张之后的喜悦。
　　晴朗的天空下，青青的草地上，看着这个与人类和谐相处的小精灵，一忽儿穿梭翻飞，一忽儿静止不动，很容易让人产生出诗情画意的憧憬。“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杜甫的这一颈联，笔触婉约，浅近通俗，富有动态韵律之美。在宜人的田园风光中，有了蜻蜓和蝴蝶的身影，就会增添灵动的意趣，让人感到赏心悦目的闲适。最为人称道的是南宋杨万里在《小池》一诗中所描绘的蜻蜓：泉眼无声惜细流，树荫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如果说在杨万里眼中的蜻蜓是近景，那么在同时代诗人范成大眼中的蜻蜓则是远景，他在《四时田园杂兴》中写到：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
　　有一对非常恩爱的恋人，住在一个非常宁静的小城，度着非常浪漫的时光。可是有一天，女孩在车祸中受了重伤而陷入深度昏迷。那个痴情的男孩，白天守候在病床前，晚上跑到教堂里祷告。见他眼泪都快哭干了，上帝深受感动地说，如果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作交换，化为一只蜻蜓，就可以唤醒他的恋人。男孩坚定地答应了。于是，他便化作了一只漂亮的蜻蜓，匆匆地飞到了医院，看到自己的恋人果然醒了过来。可是，他再也不能与那女孩进行交流和亲热。夏去秋来，冬尽春归，只能围绕着女孩飞行，或者是停留在女孩的肩上。当女孩即将成为别人的新娘时，他的心都快要碎了，但为了自己心仪的女孩能够幸福，他最终没有后悔，宁愿做一辈子蜻蜓。看了这个凄美的童话故事，我的耳边彷佛响起了那首叫《晚霞中的红蜻蜓》的流行歌曲。“从来不曾忘记晚霞中的你，踏过青青草地夕阳在心里。总是有点伤心梦中没有你，只见小小红蜻蜓飞来飞去。不知道我的歌有谁能听见，有一滴泪轻轻滑落在琴弦。红蜻蜓你要飞到哪里去？晚霞中希望你停在我心里”。在聆听中默诵，在默诵中神往，在神往中迷离，眼前仿佛呈现出天籁般的童话世界，浪漫中寄托着幽幽的情怀，恬静中透逸出淡淡的忧伤。
　　蜻蜓脑袋不大，却长着一对水晶球似的大眼睛，一闪一闪地煞是惹人喜爱。蜻蜓是昆虫中复眼最多的一个，多达两万只左右，整个头部差不多都让那对凸出来的大眼睛给占满了，细看起来还真有点儿像科幻小说中的外星人。所以，蜻蜓的视力也最好，捕获起猎物来特别敏捷，毫不费力。暴风雨来临之前，气压偏低，它们会成群结队地贴着低空飞舞，因为这是捕捉小飞虫的最佳时机。蜻蜓的身子骨并不硬朗，看起来还有些瘦削，却发育得非常匀称，其体型就像一个“干”字，飞行起来真正是干练得体，活脱脱一架小型直升飞机。蜻蜓的羽翅质薄而轻，平展透明，两相对称。蜻蜓在飞行过程中，由于其羽翅振幅小、频率高，人们几乎看不到它在扇动，但飞速却十分惊人，短距离冲刺的速度远超短跑世界冠军。
　　小时候，我们曾经玩过一种T字型的玩具叫竹蜻蜓。取一不足半尺长的平直薄竹片，将其两端按相反方向削成对称的斜面，然后在竹片中间钻一小孔，再把圆滑的细竹棍楔入其中，双掌快速搓动细竹棍猛然松手，竹蜻蜓就会在空中盘旋。后来得知，这一简易玩具历史相当悠久，早在公元前500年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它。这种简单而又神奇的玩具，曾令西方传教士惊叹不已，将其称为“中国螺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人根据竹蜻蜓的形状和原理发明了螺旋桨。因此航空界一致公认，直升机的最初模型诞生于中国。
　　早于侏罗纪，也就是恐龙称霸的中生代，蜻蜓就开始在天地之间飞行了，说它是自然界的活化石，一点也不为过。可是，体形庞大的恐龙6595万年前就已灭绝了，而蜻蜓却至今仍作逍遥游，可见它的适应能力有多么强。尽管如此，它还是避免不了天敌的吞食和人类的伤害。但是，蜻蜓这个小精灵的生命力是非凡的，它能穿越两亿多年的时空而存续至今，也一定会生生不息地伴随人类直到永远。

       附注：原稿《飞过夏天的蜻蜓》发表在《知识窗》杂志2009年第10期，编辑部主任张蕙（兰心）。本文为后期补充修订稿，增加了少许内容。

重读鲁迅话尊严

　　初读鲁迅时，周围的人都系着红领巾。跟随《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看《社戏》，思《故乡》，念《祝福》，为了《一件小事》，访问《孔乙己》和《少年闰土》。那时，鲁迅在我们眼中是有趣的。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精美的人文图像：蟋蟀弹琴鸣蝉高歌的百草园、渔火朦胧橹声欸乃的乌篷船、蓝天上挂着金黄圆月的瓜田、项戴银圈手捏钢叉的美少年，还有阿Q的精神胜利孔乙己的寒酸、祥林嫂的申诉九斤老太的抱怨……
　　再读鲁迅时，周围的人都戴着红袖章。鲁迅的著作特别是杂文一时间成为畅销书，红卫兵战友们为拥有一本《鲁迅语录》而自豪。大家纷纷引用鲁迅的名言开展大批判。那时，鲁迅在我们的眼中是严肃的。他的话就像投枪和匕首，犀利而又坚韧，痛快而又过瘾，正适合于辩论中互相攻讦。这一时期,尽管读鲁迅的动机并不纯正，也算不上治学，但却让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看了不少鲁迅的书，而且本着学以致用的原则，读得还比较认真，有些名篇、名句都能背下来，至今记忆犹深。
　　三读鲁迅时，周围的人已开始扎领带。这时的鲁迅，形象不再高大，行情有点震荡，对他的评价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于今看来，骂过别人的人、在骂声中成长的人，身后又挨别人骂，也是很正常的事。美玉尚且有瑕疵，名人孰能无过失？享受着富足与安逸的现代人，对于已经作古的鲁迅，翻翻旧账，挑挑毛病，拍拍砖头，确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有一点，却不是什么人都能拗得过的，那就是在鲁迅先生身上体现出来的思想的尊严。
　　思想的尊严，来源于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维品格。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最为宝贵的素质。在缺乏思想尊严的年代和环境里，人们害怕引火烧身，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往往不敢直面现实，说出自己心中所想的真话。要么随声附和，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见解；要么保持沉默，听任强权和金钱羞辱思想的尊严，使整个国家和民族走向不幸和灾难。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在思想的尊严遭到践踏时，都需要鲁迅这样的人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声音影响和推动民主进步。
　　埃及文学家哈基姆曾经说过，真正的尊严是一个人将自己最后一口气置于天平的一端，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置于天平的另一端，当环境要求衡量两个秤盘上放置物的重量时，他的思想和见解这一端会立即显示出优势来，而世界各民族就是靠这些人的肩膀支撑起来的。假如你们想要得到自由和人类的尊严，那你们就去检索你们头脑中的每一种意见，不要盲目地和不加思考地接受别人的意见，即使是你们最要好的朋友！
　　为了保持人格的独立，为了针砭国民的劣根性，为了维护思想的尊严，鲁迅先生不怕围攻，不怕咒骂，不怕打压，也很少为别人的意见所左右。他总是在沉默中爆发，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并对那些伤害他的怨敌表示“一个也不宽恕”！宁肯让自己的血肉喂狮虎鹰隼，也不给癞皮狗吃。如此决绝的意志和风骨，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能做到？那些攻击和贬损他的人，恐怕是做不到的，而鲁迅先生做到了。鲁迅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做人的尊严，什么才是思想的尊严。

        附注：本文于2009年11月18日发表在香港《文汇报》文汇园副刊人文世相栏目，责任编辑张俊峰。中新网等媒体予以转载。

由文王伐密想到的

　　常言说，现实是残酷的，无情的。其实，历史更加残酷无情，它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够厚道的。在我们已有的印象中，历史是开满文明之花的苍苍古树，是回荡万丈豪情的滚滚长河，自有其传奇与壮丽的一面，怎么能与不够厚道划等号呢？掩卷沉思，这样的研判并非凭空臆想。就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历史也有另一面。不必说在史家笔下，即便在文人笔下，历史也不是大美人，有皱褶，有暗斑，有时还会是一脸横肉，不可能尽善尽美。史书看得多了你就会感受到，真实的历史并非到处都充满着仁义道德。
　　在今天的甘肃灵台一带，有个鲜为人知的西地小国叫 “密须”。据史书记载和近代考古发现得知，历经夏商的“密人”部落，乃黄帝之后裔，虽非盛都大邑，却也族旺势强。作为商朝的属国，免不了助纣为虐，自然是西周征讨的对象。当时，尽管也有“伐之不义”的不同声音，但文王还是以“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为由，乘其内乱，顺势平定。这是文王伐纣前扫除的第一个障碍，也算是大举攻商的一次“热身”。当时的灵台，正是周文王庆祝伐密得胜所筑。
　　“文王伐密”这一历史事件，与孟子“施仁政而王天下”的硬道理显然相悖，对信奉此念的后世儒者来说，难免有些尴尬，只好佯装不知。但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情形并非意外个案，不仅发生过“有道”的王朝屡屡侵吞别国，也曾发生过“有道”的部族屡屡被人所灭的明证。避而不谈也许可以，但史实总归是回避不了的。周穆王时，曾为夏禹封地的徐国传至偃王，统辖领地五百里，国力愈益强盛。王孙厉对楚文王说，徐偃王好行仁义之道，汉水以东的三十二个诸侯都臣服于他。如不及早讨伐，不久的将来，楚国就要向徐国朝贡了。楚文王说，偃王如果真是有道之君，那徐国是不能伐的。王孙厉说，大伐小，强伐弱，就像大鱼吃小鱼、老虎吃小猪一样，哪里有什么不可讨伐之理！于是，楚文王就兴兵把徐国给灭了。徐偃王临死之际说，我仰仗文德而不明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奸诈之心，以至于有此下场。
　　从春秋战国到西汉初年，中国的道德系统，一直在动荡中思辨，在思辨中困扰，繁琐的周礼、敦厚的儒学在实际上很难得以施行。宗法社会的解体、土地制度的变更、商业力量的抬头以及贵族集团之间利益的争夺，那么多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需要尽快给出解决的对策，倘若单纯依赖道德的救赎、仁义的感化来济世经邦，既不可能奏效，也确实行不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为什么法家的权谋广受欢迎，而儒家的思想却被备受冷落，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舞台上，曾出现过诸如春秋五霸、管仲、商鞅、张良、萧何、晁错、桑弘羊等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他们身上，是看不到什么道德色彩的。就连那个儒家出身、为汉高祖制订朝廷礼仪的叔孙通都认为，在冒着生命危险打天下的时刻，儒生那套仁义道德怎么能用得上呢？在中国历史上，项羽较之刘邦有人情味，张士诚也比朱元璋重诚信，但他们两人输得都很惨。
　　即使是主张仁义治国的孟子，对仁政效用的认识也是有保留的。滕文公曾经问孟子，滕国是个夹在齐楚两强之间的小国，投靠齐国就会得罪楚国，投靠楚国又会得罪齐国。投靠不见得有好处，得罪却随时有危险，这可如何是好呢？按理，孟子应当劝慰文公：只要秉持仁义，小国也会受到尊重和保护，您大可不必为此担忧。可孟子却回答说，我也不知应该怎么办。勉强要我说，那您可效仿迁居岐山的古公亶父，另选他地求生；若不愿迁徙，只好深挖沟，高筑墙，举国同心共存亡，说不定还会有转机。在现实与道德明显冲突的时世下，孟子的这番话应该是出于真心的。无奈且无力的答案，表露出孟子也不是铁定相信“施仁政而王天下”的效力。
　　纵观五千年往古来今，不是所有的统治者在所有情况下，都把仁义奉为圭臬的。这“仁义”二字，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安邦也许还可以，但用来攻城略地平天下就行不通了。在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的情势下，至多是个旗帜和口号而已。那些起自草莽的绿林豪杰，撇去来路不问，他们打着“替天行道”、“为民请命”的旗号，一旦登上大宝，无不重蹈强权覆辙，有几个是厚道的？不论是开国帝王还是守成之君，上台前弱肉强食，登基后扫除异己，哪里有仁义可言？即便在太平盛世，也往往难避肮脏与血腥。诛杀有功之臣、大兴文字狱以及父子反目、兄弟相残、嫡庶争宠等喋血内讧，可以说比比皆是。季羡林先生说，古代帝王可以用“脸皮厚、心黑、胆子大”来概括，也是很有洞见的。用“厚黑大”来看历史的另一面，我们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采取的那些心狠手辣的举动，就会有更深层次的解读。对朝代更迭这一历史现象，也就不会再借贫血的仁义来掩饰，用迂腐的内耗来讥刺。
　　人类进入奴隶制社会后，不论哪一个王朝，兴盛也好，没落也好，开明也好，昏聩也好，仁厚也好，暴虐也好，大多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矛盾累积到不解决就活不下去，改良方案又行不通时，革命不可避免要发生。而革命则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战争的爆发，会把暴力使用到极致，不仅能摧毁原有的社会秩序，造成惨重的民生灾难，而且会严重破坏现存道德系统。生死存亡关头，若过分黏着于道德规范，就会像春秋时宋襄公那样可笑。因此，毛泽东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历史演进的线条是粗砺的，就其进程的阶段性而言，仁义并非特效药。“只讲仁义，不论其他”，不过是后世儒者善良而又单纯的愿望，以此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只能说是天真得可悲。
　　正义的战争，不仅在于目的正当，而且在于过程正当。尽管也有流血牺牲，但它对抗的是邪恶的入侵者，破坏的是落后的旧秩序，为的是建立或恢复更加进步、更适合人民生存的新环境。非正义战争则不然，它会把将士逼入非人性的罪恶渊薮，精神状态发生超常变异。在战争这个疯狂怪兽的驱使下，各种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野蛮行为都有可能发生。历史上曾发生的那些屠城焚宫、生灵涂炭的事件，有多少百姓流离失所，有多少人头变成冤鬼，有多少城池化为焦土，有多少财富付之一炬，简直罄竹难书。你也许认为，这些都离我们太远，看不清楚也说不清楚。那么，我们就看看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数十万之众，簇拥在一个诡秘的符号下，把《我的奋斗》当作新的圣经，为之欢呼，为之疯狂，并自觉地为之驱使，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至今仍令人不寒而栗。所以罗素说，战争会造成“精神上的罪恶”。殷鉴不远，言犹在耳，这样的历史，难道还有厚道可言吗？
　　新纪元的诞生常常伴随着血与火的洗礼，历史的长河中也难免涌动着污流浊浪。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互搏，繁荣与灾难、荣耀与耻辱并存，鲜花与荆棘、喜悦与悲伤共生。我们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既不能以胜负论成败，也很难用仁义论功过。在正剧幕后所发生的悲剧，不以我们心地的善良为有无，也不以我们情感的浪漫为存废。敢于直面不够完美的历史，我们才能客观地检阅昨天，理性地观照今天，冷静地预见明天。历史的另一面尽管不够厚道，但人类文明之花往往是在泥淖中绽放，人类文明之光往往是在磨难中迸发，人类文明之魂往往是在痛苦中升华，人类文明之旅也总是在历史的血污中艰难跋涉，奋勇前行。有序竞争、和平发展、共生互赢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浩浩然不可阻挡。

    附注：本文于2009-11-16发表在《学习时报》512期中外历史栏目，编辑曹颖新。人民网、凤凰网、中工网、长城网、求是理论网、网易、大众网、思政网、军政在线、临安党校、历史千年、东京热线、精忠报国、昆仑军事、5D军事、80社区、惠州门户、历史网、经网、穿墙网等媒体先后予以转载。

隔岫谁家扫叶楼

　　南京的名胜古迹太多，自古就有金陵四十八景之谓。尽管我来南京已有30余年，但至今仍有许多景致未能涉足踏勘。就说这扫叶楼吧，它还一直停留在我的主观揣摩和想象之中。
　　“扫叶楼”这名字，听起来就能让人生发出许多诗情画意的联想。清乾隆帝南巡时，就曾被这个名楼所吸引，题诗云：“隔岫谁家扫叶楼？清标占断石城秋。分明郑谷诗中景，逸兴遄飞那上头。”也许是“扫叶楼”这三个字透逸出的恬澹情怀触动了我的雅兴，就选了个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的日子，欣然前往登临。
　　虽然是未曾谋面，但由于心仪已久，在去清凉山的途中，自然免不了一番望文生义的憧憬。想象中，那扫叶楼应该建在林木深处的一座院落之内。庭不甚宽，但却幽静闲适；楼不甚高，但却隐逸朴拙。楼上树影婆娑，不时有清脆的鸟鸣啾啾传来；楼下落叶缤纷，偶见得风落的干果夹杂其间。那位栖息于此的楼主，正闲坐书房，抑扬顿挫地诵读黄卷，读得累了，一边端起茶壶轻轻地品啜，一边推开轩窗静静地观望。见夕阳西下，燕雀归晚，落叶飘飞，便手扶楼梯，吱呀吱呀地踱下楼来。那老者独步庭院，伸展一下腰身，便双手抱帚，缓缓地清扫盖满蹊径的落叶。扫帚所到之处，那些枯黄蜷曲的叶片，发出沙沙的脆响。于是，便有佳句在楼主心中生成，免不了摇头晃脑地吟哦一番……
　　进得清凉山公园，便见一指示牌，左手一拐便是扫叶楼。没想到这扫叶楼的所在竟如此突兀，没遮没拦，径直在望。沿陡直的山坡拾级而上，沿阶篁竹摇曳，花木扶疏。只可惜那台阶不是砖头瓦块所砌，而是清新的青石条铺就。稍定喘息后，仰头迎面便可看到“古扫叶楼”的匾额。仔细辨认，正上方自右至左，间隔有“敕建”两字。石匾的左边，模模糊糊可见“光绪十五年”竖排小字。右侧有一雕塑，面容清癯，眉眼祥和，白须飘逸，抱拳作恭揖状。那头像下的身形和基座却是一整块太湖石，形神倒是兼备，只是有些牵强。转圜间便步入庭院，举目四顾，既无青苔被地，也无落叶覆径，一派清新明快的景象。看那楼宇显然是今人重修而成，虽说是明清式样，但却找不到一点修旧如旧的感觉。登上爬下，左看右看，怎么也无法与我先期的想象重合，不免有些扫兴。也许是我食古不化，先入为主，人家扫叶楼原本就这个样子，而我的想象毫无来由。回到家后，就赶忙翻查资料，寻求印证。
　　清代的老南京潘宗鼎在《扫叶楼集》中记述，龚贤“所居半亩园，当清凉山迤西而南之一小阜，迥绝尘寰，老树绕屋，落叶声中，对此茫茫，不觉百感交集。因绘己像为浮屠，持帚作扫叶状，自称扫叶僧，而名其楼曰扫叶楼。”据此可知，扫叶楼之名，当来自扫叶僧的画像。经后人查考，其实在龚贤来此之前，扫叶楼就已有之，扫叶楼主并非龚贤，而是那位不知名号的扫叶僧。乾隆之所以发出“隔岫谁家扫叶楼”的疑问，也正是因为“不辨题名自谁氏”。有关扫叶楼主的考辩由来已久，楼主并无定论，至今仍为悬疑，所以只好权且以龚贤名之。到此登楼赏景的人，不过是闻名而来，尽兴而去，看重的是那片清幽，那份闲趣，有几个人会为楼主究竟是何许人去伤脑筋呢？
　　清咸丰年间，扫叶楼毁于兵火，光绪十五年奉敕重建，光绪二十七年与民国三年两度重修。“文革”中再遭破坏，1979年10月修复，并将楼后善庆寺与楼侧茶社以花墙围之，构成一组古建筑群。而今，清凉山的钟声不再，时光却在这片山坡上流淌了近三百年。著名散文家黄裳，曾于1942年和1979年先后两次造访过扫叶楼。在黄裳的眼中，屡经变乱和修缮，这座江南名楼已了无当年的流风遗韵，不由大发感慨，深以为憾。我今天看到的情景，比之黄裳当年所见更加簇新。于是我想，作为人文景观，古人遗迹的修缮最好能保留原貌，让残旧见证历史，给凭吊者以遐想空间。哪怕是陋室空堂，老气横秋，总比这齐整崭新的辉煌再造多些余味。 

        附注：本文于2009年10月26日发表在香港《大公报》副刊，责任编辑孙嘉萍。

新中国属牛

　　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的直播节目中，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与欧阳夏丹侃侃而谈。阅兵式开始前，白岩松说，“如果一个国家也有属相的话，新中国属牛”！他的话，引起了许多人的自豪与认同。认同的原因，不单是因为1949年与2009年都是夏历的己丑年，属相为牛，而是新中国在六十年征程中的表现确实牛。
　　新中国牛不牛，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经过六十年发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1％，经济总量增加77倍，位居世界第三；2008年人均国民总收入达2770美元，按世行标准，我国已由长期以来的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民生活由贫困迈上总体小康；财政收入增长985倍，有效提高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粮食产量增长3.7倍，不仅解决了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为加快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支持；粗钢年产从16万吨到5亿吨，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对外贸易增长2266倍，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开放，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对外贸易大国；城镇化率从10.6％提高到45.7％，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文盲率降至6.67％，教育普及程度接近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科技投入不断增加，研发经费已占GDP总量的1.52％，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由35岁提高到73岁，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国力从来不曾如此强大，百姓的生活从来不曾如此富足，亿万人民的精神面貌从来不曾如此昂扬奋发。正如《人民日报》社论说的那样，新中国的六十年，前承几代人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奋斗，后启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变革与创新，凝结着亿万中华儿女一个多世纪以来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开创了现代中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灿烂前景。
　　新中国是涅磐的牛。六十年前一雪前辱，浴火重生，推翻了头上的“三座大山”，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庄严地向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是拓荒的牛。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吓不倒，压不垮，顶住压力，负重前行，在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乱摊子上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造与建设。新中国是奉献的牛。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俯首甘为劳苦大众的牛，执政为民，勤政爱民，有多少好儿女为国家的富强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甚至生命。新中国是进取的牛。六十年来，尽管迭遭风雨劫难，累受曲折考验，但它总是不为所困，以改革创新精神破解前进中遇到的难题，与时俱进，锐意进取。
　　是牛，就要认定目标，昂首奋进；是牛，就要吃苦耐劳，躬耕不殆；是牛，就要多多付出，默默奉献；是牛，就要坚韧不拔，百折不挠；是牛，就要用犄角维护自己的尊严，虽温良而不屈；是牛，就要“不用扬鞭自奋蹄”，纵有功也不傲。前仆后继站起来的新中国，牛！改革开放富起来的新中国，牛！科学发展强起来的新中国，牛！富足而不骄奢、强大而不争霸的新中国，更牛！

       附注：本文于2009-10-21发表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副刊，署名金陵，责任编辑孙嘉萍。网易、中新网、搜狐网、新狐网、解放牛网、电影之家等网站先后转载。

透过楚国伐蔡的历史硝烟

　　在上蔡县城西南，有一段残破倾颓的城垣，歪歪斜斜地挂在连绵起伏的夯土高坡之上，这便是蔡国故城遗址。远远望去，在暮色苍茫的旷野间，经秋的草木疏疏落落，凹凸的箭垛影影绰绰，留给人们的只有那沉埋于天地间的隔世沧桑。
　　这个起始于西周的姬姓中原诸侯国，由于毗邻精明强悍的楚国，日子过得一直比较艰难，颤颤兢兢，数度被凌。据史料记载，从公元前684年对蔡国用兵开始，到公元前447年将蔡国彻底毁灭为止，楚国讨伐蔡国的记录达四次之多，其中还有两次被迫迁都，故有上蔡、新蔡、下蔡之称。在蔡国挨打的记录中，有的勉强还有理由可说，有的则纯属倒霉了。
　　蔡国派师强、王坚出使楚国，楚王听了使者的名字后说，天底下顺耳好听的名字多得是，为何偏偏叫师强、王坚呢？于是立即召见他们。当面一看，这两个名字怪怪的使者，长相不怎么样，声音又很难听，行为举止也让人生厌，楚王恼火地说，蔡国如果连个像样的人才都没有，那它该当攻伐了；如果有人才而不知道派遣，那它也该攻伐了；如果是故意派这两个人来气我，那就更应该攻伐了。于是，楚王便举兵攻打蔡国。
　　在逞强好斗的霸主那里，若要下决心攻打一个国家，总是可以找到理由的，不管那理由成立不成立、仗义不仗义。可是，仅仅因为使者的名字不中听而发动一场战争，恐怕史上少有。师强、王坚这样的名字，于今来看好像并无怪异之处，但在那时楚人的眼中可能有些别扭。其实，蔡国所以挨打，与使者的名字又有什么相干呢？表面上看，似乎是蔡国让楚王看着不顺眼，其深层原因，除印证了“春秋无义战”、“弱国无外交”的历史观外，恐怕与两国在地理环境、经济基础、文化基因、民族性格、发展模式、社会形态上的差异有关。
　　众所周知，楚国是春秋初期崛起于长江汉水一带的新兴力量。遍布湖泽的荆楚大地，域广人稀，物产丰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拜日尊凤的文化基因和民族性格，使楚国在发展模式和社会形态上，与中原有着明显不同。这从《楚辞》与《诗经》的对比中，也可以分辨出来。《诗经》源自黄河流域，代表北方文化，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楚辞》源自长江流域，代表南方文化，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诗经》情系家国，温柔敦厚，拘泥于道德礼教，《楚辞》魂牵神灵，浓烈幽深，迷漫着巫风妖气；《诗经》内敛含蓄，平实质朴，少不了怀旧世的短叹，《楚辞》奔放张扬，奇兀诡谲，多半是创新天的长吟。正由于这样的异于中原的文化渊源，加之赋税充裕，邦基稳固，楚国不需要臣服于谁，不必受周天子礼法的约束，行动起来就没有包袱，没有忌惮。即使后来面对强势的秦国，荆楚大地仍然回荡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言壮语。
　　楚国发祥之初，就被自诩正统的中原国家视作“非我族类”的化外之群、蛮夷之地，且联合起来屡加挞伐。这种民族偏见和歧视，严重挫伤了楚人的自尊心，更加激发了他们桀傲不驯、蛮劲十足的抗争性格。每当军事扩张受到礼法的质疑时，楚国的国君往往会以“吾蛮夷也”应对。乍一听，似乎在自我解嘲：我本来就是蛮夷吗！细细品咂，这样的措辞折射出来的恰恰是自尊心备受伤害后的无奈。由于不被承认，楚国很早就自封为王了，除新兴的吴越两国外，比之其他诸侯国，整整早了三百年。楚国正式受封据说是在周成王时代，爵位是五等诸侯之第四，所以《春秋》中一概称其为楚子。这曾引起当时楚君的极大不快，在请求加封未果的情况下，开始大肆兼并周边部落，公然与周室分庭抗礼。楚地的国民对统领中原的周家一向不服，在方言中把“不服气”叫作“不服周”，以至于今天还能听到“老子就是不服周”的口头禅。
　　用唯物史观看问题，楚国屡屡进犯中原诸国，特别是它与晋国、吴国长年征战的潜在动因，应该不仅仅是争夺霸主地位，而是关系到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与推行。说白了，就是让世人见证楚国的强盛，并承认荆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准并不逊于中原。否则，便无法解释它为什么“就是不服周”，为什么对中原诸侯总是看不惯。与中原各国讲求“师出有名”、“取之有道”的话语传统不同，楚国重实轻名，向以刀枪剑戟的强势语言与中原各国对话。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实力排行榜上，楚国落后于前两名的时候不多，而且也是灭人国家最多的一个。这种开放扩张的性格，对封闭保守的中原各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在和平指数几乎为零的年代里，蔡国不过是楚王卧榻之侧随时享用的一碟小菜。摊上这样一个蛮不讲理的邻居，蔡国可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所以，刘向在蔡人使楚的这段记述后不无惋叹地说：“故发二使见三谋伐者，蔡也。”

      附注：本文于2009年10月14日发表在香港《文汇报》，责任编辑张俊峰。中经网、千里马学术导航、历史千年、荆楚文化网、闲话国粹、灯光网、译索网等媒体先后予以转载。

“风声”大作

　　电影《风声》公映前，媒体在报道该片首映发布会的消息中，纷纷用“风声大作”这个词来形容该片的舆情，虽说是信手拈来，却也语意双关，生动有趣。
　　世界上现存的所有语言中，汉语词汇的表意功能最为丰富，不仅形象传神，文意如画，而且气韵生动，绘声在耳。由陈国富、高群书执导，周迅、李冰冰、张涵予、黄晓明等主演的这部影片，我虽然尚未看过，但却非常喜欢“风声大作”这个词，因为它蕴含有异乎寻常的动感刺激。看到“风声大作”这个词，会让人想起唐人许浑《咸阳城东楼》的诗句，感受到山雨欲来的气势；想起王昌元的那首古筝曲《战台风》，感受到“大弦嘈嘈如急雨”的浑响；想起《水浒传》中武松醉醺醺地登上景阳冈，忽然间从灌木林里跃出一只吊睛白额猛虎来；也会联想到神鬼现身的前兆、武功高手的运力。风声大作，意味着不平静，预示着将有新奇的事情要发生，听来，令人心神为之一振，耳目为之一新，因而会产生探究的欲望，昭然的期待，若揭的兴奋。
　　《风声》是根据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同名小说改编的谍战故事片。自开拍以来，就因为其题材的独特和演员阵容的强大，而备受媒体与影迷的关注。借用“风声大作”这个词汇，来摹状这部影片撩开面纱前的气场和氛围，可以说是神来之笔。如果让我来解读，“风声大作”一词所透逸出来的和晓谕人们的意蕴至少有三。其一，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风声》都是一部大作；其二，既然是一部谍战片，自然免不了有风声鹤唳的惊险、谍影诡异的情节、谜团重重的悬疑；其三，《风声》这台戏尚未开演，由于娱记们的探班透露、制片方的宣传炒作，加之人们的猜测和议论，就已是风生水起、风起云涌、满城风雨了。

        附注：本文于2009年10月9日发表在《大公报》大公园副刊，编辑孙嘉萍。

帝王的“私房钱”

　　有道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作为一国之君的财富，难道说还有公库与私库之别吗？据历史记载看，不能说所有的朝代尽皆如此，但有些朝代确实如此。
　　魏文侯的私人库房失火了。为表哀伤，他白衣素装，五天不上正殿。臣子们纷纷前来慰问，唯独不见公子成父的人影。恢复临朝时，成父却进殿向文侯道喜：听说您的库房烧掉了，真是件大好事啊！文侯忿然作色说，那库房是我藏宝的地方，今被火焚，你不来宽慰我也罢了，还来祝贺，你是什么意思啊？！成父答道，我听说天子把国家视为收藏财富的仓库，诸候把领地看着收藏财富的仓库。若藏得不是地方，即便不遭天灾也会招致人祸。眼下并没有发生人祸，不过是烧了一把火而已，难道不是值得庆幸的好事吗？文侯叹了口气说，是好事！
　　公子成父这家伙，也真够刁钻的，竟然拿国君的灾祸寻开心。这种作弄人的把戏，聪明固然聪明，吉凶却也难测。如果换了时空或对象，恐怕就不好玩了。万一碰上计较君臣纲常又不喜幽默的主儿，后边的话来不及说完就被拿下，就很难说了。
　　不过，从这段记述中，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两个历史概念。一是所谓“藏富于民”，这曾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处理国家与人民财产关系的基本原则，至于各朝各代究竟贯彻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这里姑且不论。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供帝王享用的私人宝库，后来被称作“内帑”、“内库”。通俗地说，就是帝王储藏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等贵重资财的仓库，类似今人所谓的“小金库”或“私房钱”。
　　国库与皇室钱财分而治之，在秦代就有先例。掌管仓廪钱谷即国家财政的，称作大司农；掌管皇室收支即内廷财政的，称作少府。不过那时虽有名目，但公私分理的组织体制却并未形成。到了承袭秦制的汉代，国库与内廷的财务管理机构，基本上各自独立开来，权限的界定也比较严格。国库的财政来源，是按一定的税率在全国征收的田税，主要用于行政和军费以及官吏薪俸等方面的公共开支。内廷的财政来源，靠的是田地之外的山海池泽、盐铁矿产、商贩课税以及封地纳贡等方面的收入，主要用于供养皇室的开支和封赏。
　　到了唐代，秦汉以来皇室财务和国家财务的分离已成定制，并对这两部分财政的比重关系作了调整，皇室也不再象秦汉那样有完全独立的收入，而是主要由国库按一定数量定时拨付，使国家能对整个赋税收入进行统一的预算编制和出纳管理。这种规制，一直延续到清朝。譬如，明朝万历初年，皇室年度费用约占岁入的30％，清代道光年间，内廷开销比重更低。本来每年至少要40万两银子才能支应得开皇室经费，清宣宗将其降至20万两，以至入不敷出，只好带头过紧日子。
　　有了这样的区分，至少可以限制皇室对天下财富的私人占有和支配权，使之控制在相对有度的开销内。大司农手上的钱财，必须符合规定的用途并要履行一定的手续方能支取，不是皇帝想怎么用就可以怎么用的。明朝皇帝朱翊钧，因为有张居正把关，甚至连私库的银子都很难动用。有轶事说，那个穿补丁裤子的道光皇帝，因内务府不肯通融，连一碗片汤都没吃成。另外，也不是所有的皇帝都穷奢极欲。相比较而言，汉文帝、隋文帝、宋孝宗、明思宗、梁武帝、清宣宗等，就被后世称为节俭的皇帝。汉文帝刘恒一生注重简朴，躬修节俭。他在位23年，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平时穿戴都是粗糙黑丝做的衣服。
　　历史教科书的好处是，断代分明，脉络清晰，为我们提供了简洁而又统一的历史范本。惟其如此，在形式上只能抓住梗概去枝蔓，在内容上只能择其要者而选之，有许多历史细节被忽略了。记述帝王，必定是开国之君、守成之君、亡国之君；说到僚属，不外乎忠臣、诤臣、奸臣。标准的历史解释和既定的历史结论，给了我们现成的答案和脸谱化了的人物面貌，同时也遮蔽了我们的眼界，束缚了我们的思考。当然，以是否节俭来看待帝王功业的念头也是十分愚蠢的，那个发布过节俭宣言《御制声色货利谕》的道光皇帝，也没有得到世人多少好评。本文选取这样的视角，不过是管窥蠡测，难尽其荦荦之大端，仅仅是想说明，我们在读史过程中，应尽可能少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 

       附注：本文发表在《百家讲坛》蓝版2009年第10期，见该刊官网目录。

有趣的汉化地名

　　许多年以前，马季曾以世界地名的谐音逗乐，说过一段很好玩的相声，至今记忆犹深。外国地名译为中文，其实是一个再创作、再加工的汉化过程。在汉化过程中，需要根据外文的发音和词意，选择合适的中文与之相对应，尽可能做到：既合乎韵律，读来上口，又合乎习惯，表意顺畅。倘若还能讲究辞采，赋予相应的文化情调，那就再好不过了。
　　如果撇开原音原意，仅就字面望文生义，汉化后的外国地名会让人产生有趣的联想。好望角：风景这边独好；名古屋：名人的故居；西雅图：典雅的油画；以色列：美女排行榜；爱丽舍宫：为爱佳丽，离宫出走；吉布提：掀开红盖头；汉诺威：好汉一言九鼎；布拉格：幕布拉开，格斗开始；危地马拉：悬崖勒马；底特律：底线尤须严律；辛辛那提：苦不堪言；安道尔：何足道哉。普罗旺斯，则最投合人们追求兴旺发达的心理，何况又能普遍收罗所有的旺盛呢。毛里求斯，会让人想起苏小妹戏谑苏东坡的诗句。苏轼满脸络腮胡子，以至于遮住了嘴巴，所以苏小妹打趣他：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传。却原来，苏轼的嘴巴须从浓密的胡须里求得。听到金沙萨、佛得角、佛罗伦萨、塔那那利佛这样的汉化地名，感觉就像是佛教圣地。
　　有些汉化地名开朗，例如，开罗、仰光、明斯克等。有些汉化地名神秘，例如，神户、秘鲁、奥斯陆等。有些汉化地名温热，例如，温哥华、阿富汗、萨拉热窝、里约热内卢等。有些汉化地名寒冷，例如，冰岛、北冰洋、耶路撒冷等。有些汉化地名像花草，譬如说这兰、那兰。有些汉化地名像中药，譬如说这丹、那丹。有些汉化地名像水果，譬如说这瓜、那瓜。有些汉化地名像坐骑，譬如说这马、那马。有些汉化地名很人性化，听起来像男性的如这哥、那哥，听起来像女性的如这美、那美。如果说“布宜诺斯艾利斯”听起来像一个美丽的少女，那么，“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听起来就像是一对恋人。
　　古朴典雅的汉化地名，洋溢着诗情画意。譬如，Fontainebleau原意为“美丽的泉水”。闻声对口型，仿佛是“房厅不赖哦”，但听来太俗。徐志摩译为“芳丹薄罗”也很美，但不如朱自清的“枫丹白露”有意境。听觉上，平仄错落，音律起伏，韵味悠扬；视觉上，暖色与冷色配搭，“层林尽染”与“白露为霜”呼应，展现的是一幅秋色烂漫的画卷。香榭丽舍与枫丹白露一样，都是按发音译成的中文名, 也都是翻译史上的神来之笔。“香榭丽舍”，法语原文是Champs ?lysées，翻成英语为Champs Elysees，与汉语相对应的词汇是“赏哉斯丽哉”。按照信达雅的原则，既要忠实于原词，又要顺畅雅致，那么“香榭丽舍”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在中国园林建筑中，亭台轩榭、楼堂馆舍都是景观名词，再加上表示清香艳丽的形容词，那感觉当然美不胜收了。据说，这个译名是由徐悲鸿留法时所赐，既有古典的中国韵味，又有浪漫的西方气息。类似这样的汉化地名还有：阿拉斯加、巴塞罗那、布达佩斯、布里斯班、班加罗尔、曼彻斯特、摩加迪沙、蒙特利尔、蒙特卡罗、卡萨布兰卡、拉瓦尔品第等。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听起来合辙押韵，韵律优美。
　　有些汉化地名的字头相同，而字尾相同的似乎更多。尾音读作“亚”、“比亚”、“利亚”、“尼亚”、“维亚”的地名的不知有多少。尾音带“town”（或“ton”）的地名也很多。譬如，休斯敦、惠灵顿、马其顿、普林斯顿等。据说，古代的日耳曼人和英格兰人，通常把栅栏、篱笆围起来的民居称之为“town”，其读音近似于汉语的“屯”，又都是城镇、村落的意思。假如当初直译为“屯”，对于不懂外语的人来说，就更好理解了。过去流传下来的汉化地名，有些并不理想，但因为由来已久，约定俗成，很难更改。
　　我们已知的地名是有限的，而未知的地名又太多了。撇去村镇以下小地方不谈，目前地球上县以上政区的地名有多少，恐怕谁也说不清楚，罗列出来，真是气象万千，精彩纷呈。从古至今，将世界各国地名翻译成中文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今天，我们能够方便地通过这些地名来了解世界，甚至周游世界，真应该感谢那些翻译领域里籍籍无名的奉献者。 

    附注：本文于2009年9月20日发表在《渤海早报》，责编赵威，编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