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名中国味

王兆贵 

　　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不仅仅是识别符号，而是在象形基础上的表意文字，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由汉字组成的人名更是这样，除说出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外，还寄托着取名者的希望，给人以美好的联想。外国人取中文名，自然也要满足这几个要求。

　　出生于英国的史学家乔纳森·斯宾塞，由于仰慕司马迁，取了个中文名叫史景迁。如果不了解底细，你没准会把他看成中国人。再如，荷兰作家高罗佩、美国作家赛珍珠，中国味就更浓了。即便时下，你如果初次看到费正清这个名字，大约不会想到他是哈佛大学教授，看到范龙佩这个名字，很难想到他会是比利时首相，看到夏侯雅伯这个名字，也不会想到他是北约前秘书长。近些年来，到中国求发展的外国人多了起来，他们一般会取一个自己喜欢的中国名。有些老外在中国不仅混得脸熟，名头叫得还挺响。如，加拿大人大山，央视主持人爱华，被称为“中国通”的安凯彬、毕白丽，还有活跃在中国文娱舞台上的的郝歌、容小婷、李霁霞等等。
　　即便是由外文翻译过来的中文名，也要体现不同文化特色的兼容性，让国人看了，既像外国人，又有中国味。仔细考究起来你会发现，有不少外国人名译为中文后，尽管还留有些许洋气，但不可避免地带有汉化的痕迹。二十世纪上半叶，许多来华的外国友人都有中文名。如新西兰人艾黎（Alley Rewi）、加拿大人白求恩（Norman Bethune）、印度人柯棣华（Kwarkanath S. Kotnis）、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英国人丁乐梅（Edwin.J.Dingle）等，无不带有中国味。李约瑟这个名字，打眼一看便知是中西合璧的典型。以78岁高龄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Albert Schweitzer，译为史怀哲当然也不错，但考虑到他既是德国的哲学家、神学家、医生，又是一位泽被非洲的人道主义大师，译为施韦泽似乎更切合他的人文风范。

译名要有不同文化特色

　　在我国大陆，外国人名的翻译主要是以《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为通例，遵循“音译为主、名从主人、约定俗成”三原则。外国首脑政要的译名，一般是由《参考消息》译名室完成，不可随便翻译或更改。之所以会出现不同译名，一是两岸三地及其他华语地区各有自己的译法，二是媒体来源不同先后出现了不同译法，三是在一些旧文献中仍保留着原始译名。在王国维译著中，您如果遇上了白衣龙，很可能不知“先生为何许人也”，凭直觉还会把他看成神话人物，因为他老人家如今被通译为拜伦。同样的情况还有：卢骚即卢梭，汗德即康德，柏庚即培根，海额尔即黑格尔，基开禄即西塞罗，毛差德即莫扎特，雅里大德勒即亚里士多德……这些都属于旧译，现今不再使用。
　　在东南亚华语地区，同一个外国人会有多种不同的译名。美国前总统 Ronald Wilson Reagan，我国内地译作里根，香港译作列根，台湾译作雷根，新加坡则译为李根，后者听起来更像中国人。从两岸三地为外国人译名的习惯看，台港澳地区一般会从百家姓中选择相应的姓氏，实在对不上号，也会选择一个表意相对妥帖的汉字；大陆则尽可能把外国人同中国人区别开来，给人的第一感觉就要像外国人。美国国务卿 Hillary Clinton，大陆译为“希拉里”，台湾与香港则分别译作“希拉蕊”、“希拉莉”，一看就知道是女人。在香港报纸上，当你看到“戴卓尔”这个名字时，很难把她与“撒切尔”划等号，因为读音相距甚远。同是这位女首相，在台湾则被译为“佘契尔”。比较起来，港台地区的译名更像中国人，大陆译为“撒切尔”，字面上看有甩刀子的意思，很有一些“铁娘子”的味道。
　　有些译名，即使译者无意，观者也能读出其中的情感色彩。如，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男女主角的名字，听起来就像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样，很自然地会感觉到这是多么浪漫的一对儿。而希特勒、墨索里尼这样的外国人名，中国的老百姓一听就像坏人。媒体在进行报道中，有时也会借用外国人译名做文章。1948年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奉命回国，被派到南京接替其职务的是华莱士。当时某大报运用“回文”手法，以“马歇尔歇马  华莱士来华”为标题进行了报道，正读反读皆通，至今仍为报界称道。
　　在华的外国人取个中文名，以便更亲切地跟中国人打交道，这已经不是新鲜事。就像当年有些中国人喜欢起外文名那样，现今已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喜欢取中文名。特别是那些来中国搞交流、求发展的外国人，起中文名已经成了惯例，而且名字更加讲究。这件事本身也许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国人也没必要因此沾沾自喜，但在这个现象背后，却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以及中国文化的渗透力和包容性越来越强了。

   附注：本文发表在香港《文汇报》2012年8月15日采风副刊，责任编辑张旭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