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而不仁，如火自焚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一百万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称为是大慈善家。”贪财吝施，堪称是世界的通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清末名臣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先生,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是旧中国纺织工业的领袖。上海滩的大阔老很多，多数都是聂云台所认识的。在聂云台晚年所著《保富法》一书中，他列举过这样几个事例：

积钱不用，其财自尽

江西的周翁，当时是盐商领袖。有一天，他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周翁看完信后大发雷霆，认为这位经理擅作主张，捐得太多！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

后来这位周翁移居上海，有一天，有人在酒席上问他，如何发到如此大富？他回答：没有别的法子，只是积而不用而已。这位周翁寿命不短，活到八十多岁才死。他留下遗产有三千万元，被子孙十房瓜分，平均每房都有三百万，在当时都是相当的富有。

但十几年后，这十房子孙各自的家产就已经败空了。只有其中一房子孙，略能作些好事，境遇就比较好一些，但也遭遇种种意外耗损，所余的钱也不多了。

这么多家财为何败得如此之快呢？我们闭目稍微想想，从前那些上海阔少爷用钱的方法和生活作风，便不难明白。

这位老翁，一生积财也是靠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可惜他太过悭贪，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自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反。最终还是应了《易经》所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规律。天道昭彰，岂可视而不见？

骄奢二字害死人

20世纪20年代，上海有位地产大王陈某，家中的财产有四千万银元，兄弟两房，各分两千万。

1925年，聂云台曾到他家吃过一次饭。见他家的房屋十分的华贵，门前有一对石狮子，是上海所少见的。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陈列的铜鼎，都是三千年的古物。

有一位客人指着一间屋子告诉聂云台说：“这里的铜器，要值银元一百五十万；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此。”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因为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喜欢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一切的人。而惟有道德名誉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一些趋炎附势者的恭惟奉承。

所以，骄奢两字是相连的，骄就是摆架子，奢就是摆阔。上海常看见的是大出丧，一日之间，花费一、二十万的银元，以为是荣耀。但是若要请这些人家出几千元帮助赈灾，就不大容易了。这是普通人多有的卑劣自私的心理，并非只有某一家如此。这一位地产大亨，当然也未能免俗。

然而，在聂云台到他家之后，不过才七年的时间，上海地价忽然惨落，加上投资的损失，这位地产大王轰然破产了。其家的古铜珍宝，房屋地产，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陈某黯然离开上海，搬到内地家乡去了。

亿万家财终成空

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在20世纪40年代堪称是大上海最富有的人。但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说，他们虽有家产八万万银元，却不肯动用丝毫做慈善事业。

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当时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利息收入，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当时上海的难民所中，有十万人，每人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全年不过才两百余万元。这在他们来说，不过是九牛的一毛。如果能花几百万元，救几万个穷人，对他们家丝毫无损。这样一来，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誉，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剩下的利息不仅足够他们的开支，还能有储蓄。

然而这个大上海首富之家，却舍不得拔一毛而利天下，一心只想这一千六百万元利息，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帐上，任意挥霍。

然而，这位大老豪的肉身也会死的，他并无子女，结果几万万的财产全都归了他人。徒然带着一身的罪业去见阎王，留在身后的是一片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