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成立浙商商会以后，在当地的投资，当地的和经济参与程度较广泛以后，浙商就很容易谋取政治地位，所以很多浙商商会在当地，往往能够进入到政协里去，获取政协的一些职位，。这是很正常，浙商的在各地的发展，正应了“人挪活，树挪死”这句话，所以很多浙商到全国化了以后，得到了非常大的不同的发展。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德力西和正泰在温州的柳市，同在中低压电器领域，大家苦苦揪斗，。后来德力西为了寻找发展空间，干脆到了新疆，到了新疆以后就发现，矿产、房地产、百货、零售可能更适合浙江的这种高冒险精神，高风险偏好，说一一下德力西的主业马上就转到这上面去了，日后德力西把它的企业的一个较大比例的股权卖给施奈德，其实也在于他发现了一个高增长点，而施奈德之所以愿意控股德力西，因为他发现德力西不像有些企业那么坚持，非得要自己控股，愿意让出控股比例给他，所以他愿意把全球的低端产能，全部转移到合资工厂来，把很多相对技术上面不那么先进的产品、设备、订单，转移到合资工厂来，所以德力西虽然股权比例降低了，但收益反而比自己做更高。而通过所腾挪出来的这部分股权，所获得的资金，又极大程度地帮助了德力西的矿产、房地产板块的发展。所以这种发展，无论如何都是拉开了发展空间，把过于狭窄，过于揪斗的这个场面，从时空上来看的话，拉开了，把空间拉得更长了，把战略的空间、时间拉长了，是一个多赢的这么一个格局。
    很多在浙江打得要死的同业企业，当全国化了以后，、全球化了以后，最终又成为非常互补的良好的合作伙伴，我们想这可能就是浙商商会的全国化所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但凡浙商的无名小辈，、浙江的无名小辈，到各个地方上去发展，逐水草而居，一旦获得成功了以后，又迅速地能够在当地，的浙商商会里面声誉鹊起，甚至成为一方领袖，最终又能够回到整个大浙商商会的主脉里面，在高端上来分享顶端优势、顶端资源，。在这种对成功的褒奖和肯定，它已经成为一种机制。我们看放眼全中国，还没有发现一个商会运作到这个高度。这只能说刚开始的确不是人为设计的，是自然而然形成了很多制度。，而且因为人的聪明，因为大家都能算大帐，不是简单逐利，所以把这个格局拉得越来越开了。
    西方简单地认为，只要企业都谋私利，只要企业都算利润帐，最终都会通过大家都谋私利，都算利润帐，形成一种自动的市场的匹配，供与需之间匹配，企业家不作恶，是因为害怕市场惩罚，企业家提供更好的产品，是因为要谋利，他一切一切的最后的简单利益，都用利来思考，认为最终因为大家都不思考利，整个社会可以和谐化运作，这事实上我们不得不说它这是个很狭隘的认识。浙江商帮的运作，除了大家都谋利，大家都要极大化地获利以外，但是大家都有看到了，如果简单想获利，谁都做不大，只有把格局拉得越开，越愿意算大帐，越愿意思考得开，越愿意做基础工作，等到整个因果循环转上一圈以后，乃至于转上两圈以后，你当初种下的因，会以很大的果来回馈于你，所以人人愿意算大帐，人人愿意为群体思考，所以这种我们认为同时兼顾了获利行为和算大帐行为这么一个群体，可能才是拥有更高组织智商的，至少浙商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启示。
    那么各省的商会成立以后，在各地拥有了不同的资源，然后拥有的不同资源之间可以跨省联动，浙商之间进行肥水不落外人田的优先合作，。当然浙商也是非常开放的，也是会和浙商以外的其他地方合作，但是毕竟同根同源，同一文化的约束，使得浙商感到更安全，也就是说浙商商会在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和我们的法制不健全是分不开的，因为法制不健全，很多隐性的法律风险，没法承担的法律风险，那么只能靠商帮之间的内化去对冲掉，与其信赖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不如信赖一个商帮内部的人，因为至少有很多人为他的信用做背书，他一旦惹了我，欺负了，我侵犯了我的利益，那么整个商帮以后会用各种手段惩罚他，所以不得不说，它是有着这样的社会基础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