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桐：温暖是文学的一种宿命(1)

       王冰

一般说来，历史进步是由文明的正值增长与文明的负值效应两条对抗线交织而成。前一条线导向人类乐观的建设性行为，后一条线导向人类悲观的批判性行为，甚至或是破坏性行为。所以人作为一种存在，在自己的行为和思考使自己心灵安宁的同时，与生俱来的是更多的威胁、痛苦和恐惧，以及由此带来的自我否定，其中导致的必然是越来越多的异化，以及对这种异化的忧虑及抗衡，因此作为一个优秀的散文家，他的作品它应该比哲学或科学更能给予人以思想的反思，给予某种生存悖论以巨大的明确性、说服力。

谭延桐的散文似乎也是从一个永远不可跨越的荒原开始（由日常生活变异出来的），来思考人类那种永远的劫难，即人都是被一种莫名的物质控制的，它或是自然力，或者干脆就是人类自己，因此他的散文有一个理性的预设，他的散文往往从较为明确无疑的价值规范出发，中间穿过生命本身的混乱、晦涩、不可理解的绝望，人类生命的荒谬、生命的悲剧，最终抵达了一种宿命的灵魂中去了，由此透视着他散文写作的智性的存在和温暖的关怀。

延桐是从诗歌创作转而散文创作的，在 2001年8月7日的一次访谈中，他曾经说：“我认定了诗歌这棵树，在这棵树上吊死，是值得的。”读后，我很为延桐对文学的虔诚担心，因为在一个物化的世界里，虽然延桐一直在强调“诗人最终要抵得住他自己本身”，但诗歌还是它自己吗？文学还是它自己吗？当然我很为自己说出这样无妄的非理性的话担心，也许我的猜度是错误的，但当所有人“几乎都不明真相地患上了失明症”，这种担心不可能吗？但这种担心又有什么用呢？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所以散文写作中对真的逃避，往往会演化到一种自欺的程度。孤独、焦虑、浮躁、无聊、无所适从和绝望情绪，以及内在道德律的缺乏，往往使很多作家更倾向于后天训练得来的一种写作的技巧，并死死认定这也是一种极大的文学能力，进而又把它精心打扮成天赋的东西，其实写作如果只是激活了一种感官享受，那么即使他自己诉说的一切都是出人意料，不可思议的，也只是一具空壳而已。所以说散文作品感染力的单薄，说到底不只是其审美价值的匮乏与艺术特质的贫弱，更重要的是一种品行，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和激情的弱化的结果，沈义贞先生在其著述《“散文热”与大散文》中谈到：“所谓纯粹的职业散文家，如果思想没有到达某种磅礴恢宏的境界，始终囿于单一的散文实践而缺乏其它各类丰富多彩的人生实践的支撑，其作品必然苍白无味。”这话应该是鞭辟入里，切入了当下散文创作的弊病之中的。斯妤曾说过，“生活太现实了，灵魂会感到痛苦，这也许就是我们选择艺术的全部理由……我从来不后悔此生选择文学，哪怕它带给我们的除了美妙的愉悦外还有辛劳和清贫。”我不敢妄自断言延桐是否也曾在痛苦中煎熬过，但他在作品中表现的诚实，以及自我追问式的写作还是让我感动，因为惟有真诚，才富有韧性和穿透力。

这种东西真的是太无奈和太刻骨了。

延桐对生命和生存的体验是独特的，他总是倾向于对真相的揭示，以一种近似说禅的方式向人释疑，对现实鲜盈的空间不时做着消解和背离，他总是试图将生活的本真从生命躯体中剥离出来，用形象化的手段将一个人的困境沉到思想的湖底，但延桐笔下的“痛苦的斜坡”实在是太大了，“许多人在艰难地攀爬着，希望超越痛苦，找到自己的梦想。”在现代化留存的那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废墟前面，延桐的智慧、执著和虔诚无疑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精神上的支撑。

在2006年3月号的《朔方》上，有一个谭延桐的访谈，当他被问到“你觉得，在这样一个物欲化年代，文学艺术到底还有什么用？”的时候，谭延桐做了这样的回答，他说：“无论时代怎么发展，怎么变化，有两样东西都是永远不可缺少的，那就是医学和文学。医学是修理人的身体的，文学是修理人的心灵的。文学的效用很有点儿像中医，一向善于从人的生命本身来找出病因，发现病灶，从而去解决阴阳失调、五行错位等等一系列问题。心灵也存在一个阴阳失调和五行错位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一个人很可能就会得孤独症、忧郁症、恐惧症、绝望症等一系列的精神症，甚至还会扭曲、变形、自闭、自杀等等。这时候就用得着文学了，当然也用得着其他门类的艺术，以及哲学、美学、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物欲化年代，人的精神肌体就更渴望一种协调，渴望五脏六肺的安抚。因此，就有人说，伟大的作家都是生活的尺度和不幸中的安慰，伟大的文学都能叩开世人的心扉，唤醒沉睡者的灵魂，指出智慧之路……”

透过文本的表层，我们很能见到作为一个优秀的散文作家，谭延桐写作的出发点和抵达点，他总是试图从一种平常的生活中去洞察生活的本质，但在其中他并没有尖锐地质疑什么，也没有疾言厉色地谴责什么，他始终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深入到我们时代的症候中，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无奈和惶惑。这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把巴洛克之魂注入中国当代散文》中也有着鲜明的阐述，他在文中写道：“当代中国，散文的年产量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可真正像大闪电、大霹雳一样能够照亮整个文学大宇宙、摇醒众多昏睡者灵魂、入骨入髓、难以磨灭的大散文，实在是屈指可数。究其原因，窃以为有三：一、这仍然不是一个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的年代，到处都扯着隐形的高压线，谁碰谁死。比如宗教问题，比如文革问题，比如军事问题，比如高层领导人问题，比如官场黑幕之黑幕问题，等等。西方国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此西方作家和我们中国作家相比，人就更舒展一些，文也更舒展一些，他们的禁忌除了心中敬畏的上帝之外再也没有了别的，笔墨无处不在。二、散文家的视野太狭窄，襟怀太有限，学识太不够，力量太不足，担不起五十公斤以上的大命题，或命运三五句以上的大拷问。三、总喜欢在一些小印象、小意念、小情绪、小感觉、小经验、小感悟、小现象、小景气、小堡垒、小望台、小风波、小涟漪、小摆设、小儿科上留连往返，久而久之也便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惰性和习惯。
    第一个原因不是散文家自己说了算的；第二第三个原因却完全在于散文家自己，是散文家自己不懂得仰望，心里装不下高度和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