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好自己以及自己的艺术天地(2)

  ——答广东汕头电台新闻频道“把酒论诗”节目主持人问

 3，我知道你至今已经发表了3000多首诗作，也知道你的诗作被百余种诗歌选本选载，并翻译成了多种语言。作为一名中国当代诗人，你是怎么理解诗歌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你觉得现在当代中国诗坛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或状况？
    谭延桐：民族性就是独特性，不可替代性。你看，少数民族的服饰也好，歌舞也好，习俗也好，多独特呵。比如蒙古民歌、新疆民歌、藏族民歌、壮族山歌，还有英格兰民歌、苏格兰民歌，等等，你一听就会有感觉，甚至上瘾。这说明，是独特性起了作用。大一统了，也就抹杀了这种独特性了，也就没有了原质性、淳朴性、丰富性了。你穿西装，他也穿西装；你说普通话，他也说普通话；你跳交际舞，他也跳交际舞……这就是独特性的丧失。中国有万里长城，美国也跟着来一个万里长城；埃及有金字塔，英国也跟着来一个金字塔……这就是不可替代性的消亡。独特性丧失了，不可替代性消亡了，又何谈世界性？你有的，人家早就已经有了，就永远谈不到世界性。世界性不是统一性，而是独特性，不可替代性。艺术一旦离开了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它的寿命是绝对不会太长久的。在这里，我必须强调一点，病态和丑态，与我所说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毫无关系。

当代中国诗坛，就像一个大花园，美景也有，暗影也有；香花也有，杂草也有……十分混杂。名声大的所谓的诗人，写得诗往往都不怎么样；名声小的甚至不声不响的却写得好的，却没有多少人去注意。失明症患者、色盲症患者、白内障患者、老视症患者越来越多，这是事实。什么时候这种事实改变了，中国诗坛也许就会有大乘气象了。诗坛不应该是小丑和戏子的天下，而应该是诗人——我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的天下。把天下还给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中国诗坛才会佛光照耀。
    4，你作为《红豆》文学杂志的编辑，你评判好诗歌的标准是什么？你认为的诗人是什么样的？在你的视野之内，你认为的好诗人都有那些？
    谭延桐：搭眼一看，一首诗的形象不错，我就会读下去。如果形象邋遢，姿势歪斜，态度傲慢，性情张狂，来意可疑，我就放弃。如果气质也不错，精神也不错，我就绝对不会撒手了。具体一点说，就是，我看重一首诗的宗教情怀（有善根）、美学内涵（有光泽）和哲学意识（有慧眼）。当然了，语象、语义、语感、语气、语景、语境、语态、语速等等，我也看重。

“‘诗人’这个词的本身对于拉丁人来说便意味着‘先知’——‘vates’。”这是克洛代尔的说法；“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角。”这是庞德的说法；“诗人是报警的孩子。”这是勒内·夏尔的说法；“诗人几乎不知道琐事和庸俗。”这是惠特曼的说法；“诗人是在一定场合下他自己整个灵魂的发言人。”这是维赛尔的说法；“诗人不仅仅是美的代表者，他们同时也是，而且首先是真实的代表者。”这是阿波利奈尔的说法；“诗人必须具备狂热、豪放、慷慨的气质，以便在热忱中填加原始的组成部分。”这是马里内蒂的说法；“诗人是一个人，但因为是诗人，所以充满了智慧，能力超过一个凡人。他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现角色，在他从事创作的时候，内心里怀着团结和拥抱整个人类的渴求。”这是阿莱桑德雷的说法；“诗人，论其本质，他永远都是意义和秩序的捍卫者。”这是J·浮文兹的说法……我喜欢这些说法。总而言之，好的诗人应该有信念，有修养，有智慧；好的诗人应该有精神的洁癖；好的诗人应该是美好的，可爱的。我这些年来特别怕和“诗人”打交道，因为有信念、有修养、有智慧、有精神洁癖的诗人越来越少。我怕被他们伤害，怕被他们污染。眼看着病态的、扭曲的、乖戾的、猬琐的、下流的、肮脏的“诗人”越来越多，我很害怕。我早就习惯了躲着他们了。他们是异类、是狼群，惹不起，躲得起。我的诗人朋友们，都是与那些商人之气、市侩之气、流寇之气作对的人。他们从不咋咋呼呼，也没有一点儿黑社会老大的派头。他们像阳光一样温暖，像泉水一样清亮，像海洋里的礁石一样沉潜……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希腊的埃利蒂斯、塞菲里斯，英国的艾略特、托马斯、埃文斯、洛沃斯、拉金、休斯，奥地利的里尔克，墨西哥的帕斯，波兰的米沃什、希姆博尔斯卡、赫尔贝特，爱尔兰的叶芝、希尼，俄罗斯的布罗茨基，美国的勃莱、默温、霍尼格、普拉斯，智利的米斯特拉尔，意大利的蒙塔莱，以色列的阿米亥，葡萄牙的安德拉德，等等等等，都是我所喜欢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