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中的非科学、伪科学、反科学

科学是一个中性词。科学和非科学相对，非科学并非就一定是个贬义词。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并不属于科学的范畴，例如艺术等精神领域内的创作研究等，这些都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要保证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保证一个社会的稳定，文学艺术甚至宗教等都是必不可少的，或者是可以容许的。然而，无论如何，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必须划分清楚。当然，非科学的概念比较大，其中还包括为科学和反科学，这是我们所要反对的。一下我们简单讨论一下语言学中的非科学和伪科学。

语言中的非科学是什么？所谓非科学主要是缺乏上面我们所说的那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的研究。虽然这些也算作是一种研究，但是，不具有科学的性质。例如有些完全依赖“内省”的方法、过分依赖“语感”的方法、描写研究者个人的心理感受的方法等等。例如有些研究说，汉语语法就是“以神摄形”，就是“气”，“气顺”则文法通。如果要问，什么是“神”和“形”，什么是“气”，我们几乎不能得到实证性的答案。还有一些“翻译”的研究，说这首诗的翻译比那首诗的翻译好，这利用了什么手法，那里用了什么手法，如果要问你怎么知道这个句子的表现手法好呢？结果我们很难得到一个可以验证的答案。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在叙述研究者个人的内心体验，或者以研究者的内心感受、兴趣爱好和欣赏口味作为判断标准。所有这些研究均没有客观的可操作的证明过程，缺乏逻辑的实证性。而且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他人无法重复，所以别人也无法验证。这些研究属于非科学。

语言学中的伪科学是什么？首先是使用貌似语言学中的名词术语兜售完全错误的观点，例如下面一段话：

“文字不仅是和语言一样是思维的平等表象，而且是和语言同时产生的。动物之所以没有语言那是因为它们没有文字，只有文字与语言对应，语言和文字才会同时产生。设想一位原始猎人在追踪猎物的时候，当他以模拟猎物的爪印告知同伴追踪目标的时候，文字就产生了；当他以模拟的动物叫声告知同伴同样信息的时候，语言就产生了。但是，只有二者对应，才是精确的文字和精确的语言的产生。

所谓语言先于文字产生，仅仅是教科书上的观点。在西方，也是在文字纯表音说出现以后才有的。猎人模仿爪印并不难（只需2-3化），模仿声音却不是每个人都会。因此。我说精确的文字和精确的语言是同时产生的，恐怕还是一种保守的说法，是指只有文字与语言相互对应才能叫人类的文字和语言来说的。如果二者不对应，那么文字很可能诞生在语言之前。”

以上文字摘自北大中文论坛：

（http://www.pkucn.com/viewthread.php?tid=123157&extra=page%3D1）作者违背了最为基本的语言学常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因此世界上只可能有“没有文字的语言”而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文字”，前面那个说文字先于语言的表述无视语言学的最起码的常识，却使用了类似学术讨论的形式，这种表述可以算作比较典型的语言学的伪科学。

其次是伪造数据。例如，伪造实验过程，伪造试验结论，伪造例句。例如某些所谓的实验语音学的研究，表面看起来是通过实验来做的，但是如果换一个发音人，或许结果就不一样了，这样的“试验”也很令人怀疑。再次是堆砌科学术语，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用这些科学的概念来解释对象。研究中使用了很多语言学中的科学概念，而实际上这些概念的使用跟一般研究者的使用并不相同，甚至自己随意偷换已有概念的内涵。还有研究者故意隐瞒不利于作者结论的语言现象。在有些研究中，研究者通过一些考察得到了一些阶段性的结论，但是研究者并无意深入进行艰苦的探索，为了维护自己的阶段性结论，即使后来发现了大量的反例，研究者故意视而不见，隐瞒这些例句，这些也属于语言学中的伪科学。

此外，任何不切实际的自我膨胀、自我吹嘘和夸张，均不属于严肃的科学态度，也可以将其归入伪科学的范畴。

再来讨论反科学。反科学现象也会出现在科学界内部，通常情况下反科学的力量因某些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通过某种科学外的力量打击科学主体，是科学研究遭到创伤。例如历史上的宗教残害科学的事件，前苏联科学院臭名昭著的李森科事件等等。语言学中的反科学是什么？是借助科学外的力量（例如宗教、经济、行政、反科学刊物等）攻击正常的语言科学的研究，用低级无知的行为干扰和诋毁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当今中国确实存在这样的刊物，包括支持某一刊物的经济力量甚至行政力量）。举例说，《汉字文化》刊物，1999年第4期上登载了一篇文章，题为《〈科学地看待汉字〉读后感》是语言学中反科学的例子，其中有一段话如下：

“近代，虽然有吕叔湘、张志公等语言学大家，但他们都没有像西方的索绪尔那样写过宏观的、系统的汉语文著作。他们引西方的语言学施用于汉语文的时候，在文字改革这个问题上提出的一些论点，往往过一个时期就自我否定，加以修正。这说明我国的语文研究远远没有成熟，没有完善的、自圆的理论系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说明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并不完全符合汉语文的实际。”

这段话仅仅170字，但是其所犯的错误包括：

（1）索绪尔并没有写过“宏观的、系统的汉语文著作”，索绪尔根本没有研究过汉语。说索绪尔“写过宏观的、系统的汉语文著作”是捏造事实。

（2）索绪尔生前也没有写过“宏观、系统”的“语文”著作，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不是“语文著作”）并不是他写的，而是他的学生巴利（C. Bally）和薛施霭（A. Sechehaye）在索绪尔死后根据他们以及其他同学的听课笔记整理的。

（3）说吕叔湘先生、张志公先生没有写过“宏观、系统”的著作，这也不是事实。

（4）批判“过一个时期就自我否定，加以修正”的做法毫无道理。科学理论正是在不断的证伪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发展起来的，这是科学研究最起码的常识，没有一套科学理论是绝对的，科学理论自然要不断自我修正，不断发展。绝对的东西不可能是科学理论。

（5）作者认为一种理论自我否定，修正，就说明这种理论不成熟，不符合汉语的实际。同样的缺乏最基本的科学常识。

这段话有如此多的错误，文章的基本目的是要批判中国语言学的一些基础理论，这种行为便属于反科学。（参见：《语言文字学辨伪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

另一种反科学行为即是公开倡导用“人文”的研究来代替科学的研究，倡导用语言所承载的人文内容对语言进行研究，而不是对语言本身的研究。这种“语言学研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其实只要仔细推导一下就会发现，语言是个无所不能表现的形式手段，如果说语言中蕴含了人文的信息，就要通过从人文角度来解释语言，那么语言中也包含其它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信息，是不是也应该从这些角度来解释语言呢？例如化学的语言学研究、植物的语言学研究、实物的语言学研究、旅游的语言学研究、绘画艺术的语言学研究……？果真如此那就是典型的语言学研究庸俗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形式（这套形式系统的规则）本身的，而不是研究语言所表达的内容的，这是最为基本的常识。因此，这种倡导用人文来替代语言的研究，或者倡导从人文的角度来做语言的研究，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语言科学的研究，充其量是一种“人文”的研究，是科学体系之外的一种研究。如果这种研究自行其是，信奉这种研究的学者有他们自己的权利，其他学者也可以尊重他们的研究方式，这倒也无妨，但是如果他们声称要用这种研究来替代语言科学，反对语言学中的“科学主义”，那就走到反科学上去了，这是所有语言科学家所不愿看到的。

最后来谈谈科学精神。所有的科学工作者都坚守着一个最为基本的研究观，这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便是科学的最基本的精神。实事求是意味着所有的结论都必须建立在对实事考察的基础上，研究者仅仅是蕴含在事实中的规律的代言人，因此研究者所阐述的所有研究过程和结论均为一种客观实在，而非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想象。在这一点上，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的创作之间，无论是表述还是结果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界限。文学创作的过程完全可以是创作者个人天马行空式的想象，文学创作的结论完全可以是毫无根据的虚构。而这些特点在科学研究中是严厉禁止的。科学精神还包括对待学术的平等态度，对任何权威的怀疑和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