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给《中国百老汇》的稿子。

我第一次看这本杂志大概是在97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家门口的报摊处理杂志，从里面挑了这么一本。忘了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了，但据我分析，封面上可能印上了关于某个人我感兴趣的人的采访，只不过那人是谁我记不清，那本杂志在哪也早就不知道了。

后来和他们的编辑吃饭时才知道，当时我看的《中国百老汇》是老一代的《中国百老汇》，后来这本杂志停刊了，去年他们又给这版号买下来，重新来做。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这本杂志什么样，但听他们的编辑描述，我得知，这是一本以时尚艺术为主的杂志，虽然它突出时尚，但却在选题上刻意作了一些小众的准备，比如我给他们写的音乐，就属于此类。

这篇文章给他们的时候是带着小标题的，但我觉得现在不带小标题的版本看上去更加流畅。

正文如下：

    虽然85年Wham!乐队的来华演出已经标志着国内演出市场的开放意识，但20多年来，欧美流行乐队并没有给我们的演出公司带来太多的经济利益，除了最早Wham!的票房和制作成本基本上打了个平手之外，其余的均以赔钱告终。这种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大多数中国听众的审美取向以及消费倾向，但更多的是在表明另一个问题，非本土语言的音乐不可能在这个国家大红大紫，换句话说，就是外语专辑的销量再好，也好不到哪儿去。

    不光中国是这样，在英国和美国也是如此。甚至有时候文化背景的不同，也能导致类似的情况发生。英国有一个化名为The Street的说唱歌手，一出道就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歌手，然而他的专辑在美国基本上卖不出去，其中的原因就是The Street所有的歌都是在描写伦敦小孩儿的日常生活，让英国人倍感亲切，而美国人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听着他的歌就跟听天书一样，觉得他胡说八道满嘴放炮，也就不会买账。

    但在2000年却有一个例外，制造这个例外的就是来自冰岛的Sigur Rós，以及他们那一年发表的第二张专辑《Agaetis Byrjun》（好的开始），这张专辑不仅让我们目睹了一种新音乐形态的出现，在语言的隔膜上也是冲出冰岛，走向世界。他们在本国的成绩无须赘言，光是在英国就拿下了数周的销量冠军。其实《Agaetis Byrjun》于1999年的时候就在祖国冰岛的Smekkleysa厂牌下发表了，当时乐队的几位成员打死也没想到，他们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能横扫国际音乐市场，在后摇滚领域或是外语类唱片中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辉煌成绩，和当年同样令人惊讶的Bjork和The Sugarcubes比起来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要问Sigur Rós的平步青云究竟为何，恐怕还要提到另一个名字，那就是在英国非常成功的独立唱片公司Fat Cat，著名的Black Dice、Múm和To Rococo Rot
都出自他们旗下。如果没有他们，恐怕也没人将这支冰岛乐队带到英国。正因为他们独到的市场眼光，才使得Sigur Rós后来能与德高望重的Radiohead展开欧洲巡演，并与美国主流公司MCA签订合同，转让《Agaetis Byrjun》在美国的发行版权，在那之后，又被《香草天空》（Vanilla Sky）的导演卡梅伦·克洛（Cameron Crowe）相中，从这张专辑里拽出了一首《Svefn G Englar》，用于电影配乐。

    卡梅伦·克洛在这样一部带有着些许情色感觉的影片里采用《Svefn G Englar》简直是在合适不过了，它有着让你听过两遍之后就难以忘怀的旋律，虽然主唱Jon Por Birgisson自创的Hopelandish语也无法让你听懂其中的内容，但这种天然的美感还是能唤起你记忆的神经，久久不能忘记。除此之外，在《Agaetis Byrjun》中还有一首《Ny Batteri》也能达到这个效果。其实Sigur Rós这张专辑最大的特色就是在乐器的使用上展现了许多同传统乐队不太一样的地方，虽然他们也用电吉他演奏，但电吉他在他们看来不是弹拨乐器，而是一件弦乐。主唱兼吉他手Jon Por Birgisson用一把小提琴的弓子来拉奏吉他，在《Flugufrelsarinn》和《Viorar Vel Til Loftarasa》等歌曲当中听到的类似弦乐成分也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演奏出来的，而非真的请来弦乐队伴奏或是用合成器模拟。

    准确地说Sigur Rós是一支早在94年便以成立的乐队，最初的成员包括刚才提到的主唱兼吉他手Jon Por Birgisson，贝斯手Georg Holm和鼓手Agust Ovar Gunnarson。他们的名字来源于Jon最小的一个妹妹，意思是“胜利的玫瑰”。不过那时候的Sigur Rós并没有像其他乐队那样的功利，一心只想着赶快写歌出专辑，而是琢磨着怎么把歌写得更加独特，让人一听就觉得有意思。这一琢磨就是三年，直到1997年，他们才在当地发表了首张专辑《Von》（希望），之后乐队又吸收了在今后发挥重大作用的键盘手Kjartan Sveinsson，随后四个人一同录制了上面详细提及的《Agaetis Byrjun》，这也是业内人士公认Sigur Rós最好的一张唱片。

    在这张专辑发表之后，乐队用了两年的时间来完成了他们马不停蹄的各地巡演，之后于2002安顿下来，并在家乡雷克雅未克（也就是冰岛的首都）把一个游泳池改建成了他们的私人录音棚Sundlaugin，在此完成了他们的第三张专辑《()》。如果从市场的角度出发，这张专辑不如第二张《Agaetis Byrjun》出色，但在形式上，他们却把后摇滚音乐的先锋意识发挥的淋漓尽致。首先是他们前所未有的用括号()为专辑命名，其次是唱片内的八首作品也没有名字，而用Sigur 1、Sigur 2的方式表达（国内的电子组合“超级市场”在他们2000年发表的第二张专辑《七种武器》中也采用了这种形式为歌曲命名，由于他们的英文名叫做Super Market，所以歌曲也用S1、S2的方式书写）。

    这种做法虽然颇具新意，但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专辑的宣传。从唱片工业的视角出发，如果一个乐队的上一张专辑特别成功，那接下来的专辑应该会有更高的市场估量，也就是说发行量不会比上一张专辑差。但Sigur Rós却没有用《()》延续这个传统，想必是和唱片的名字有着很大关系，至少在电台做宣传的时候，DJ们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称呼这张唱片，是说“用括号来命名的专辑”，还是管它叫“空头唱片”？

    可以说《()》从音乐风格上是对《Agaetis Byrjun》的延续，尤为明显的是Jon Por Birgisson的演唱，依然是浑然天成、令人动容，并且还时不时地让你萌生落泪的冲动。与此同时，从前一直用自创Hopelandish语演唱的歌曲这次也有所变化，在《Sigur 1》之类的作品当中，也能隐约听到“You sign so long，You saw the light”之类的英文演唱。当中的另一大变化是由鼓手带来的。2001年，Orri Pall Dyrason接替Agust Ovar Gunnarson，成为了乐队第二任鼓手，在迷幻味道十足的《Sigur 4》和具有哥特色彩《Sigur 6》当中我们可以听出他凌厉的鼓技比前任更具张力。

    去年，Sigur Rós又发表了最新的《Takk...》（感谢），他们用整张专辑讲述了一个小孩儿找太阳的故事，无论是创作基调还是音乐的演奏上，都充满了昔日未曾有过的光明，能让第一次听到这支乐队的人欣喜若狂，但对于他们过去的歌迷而言，有可能大失所望，这不是因为他们的音乐有了很大的变化，而是这种变化看似简单并且不负责任，和传统的老牌后摇滚乐队有了太多的雷同之处。

    虽然《Takk...》为Sigur Rós曾经的辉煌打了一个5折，但喜欢后摇滚的歌迷还是期待着他们下一张专辑的发表。如果Sigur Rós还按照以往的既定模式进行创作的话，恐怕依然不会有良好的收效，毕竟能够接受后摇滚的歌迷也都有一颗先锋的神经，他们不会像流行音乐的歌迷一样抱着类似的旋律体会喜怒哀乐，而是希望每一次聆听都像是去到一个不同的地方旅行，总有新鲜的风土人情刺激着他们的感官世界。

文/王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