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时代，尤需警惕专家“卖身”求荣
王石川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认为，在综合考虑影响中国能源安全的各个因素后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至少在可预见的十年内能源安全不会有大问题。（5月23日中国经济网》）
http://www.chinasecurities.xinhua.org/xwzx/05/200905/t20090523_1953483.htm


能源安全问题向来是宏大叙事，中国十年内是否存在能源安全问题，自然需要建筑在事实和逻辑基础之上的专业判断，遗憾的是，韩所长这种“高枕无忧”的判断有些轻飘，尤其在“到2020年中国的对外石油依存度将从现在的50%上升到60%左右”的严峻形势面前，贸然预测“中国十年内无能源安全问题”的确有轻率之嫌。


当然，在这里笔者无意于对韩所长的观点过多置喙，想表达的只是，作为一名体制内的专家，作为身居一定地位并能影响到政府决策的体制内学者型官员或官员型作者，到底该如何面对公众发言。在这个意见领袖的时代，一句话就可以引发波澜，一句话也可能影响时势，一句话也可以造成人心断裂。


这个韩先生，其实我们都不陌生，他常有震撼人心的言论，最经典的一例是关于油价的高论。去年1月，他抛出“我国油价必须与国际接轨”——目前我国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要进一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加快价格的传导作用，进一步发挥市场对油品供需的调节，同时形成有利于节能和环保的价格机制。”（2008年1月4日《中国证券报》）等到了去年11月，他又抛出“我国油价不能与国际接轨”——针对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油价实时联动机制，韩文科表示，这种机制短期内不会建立起来。因为联动机制背后的潜台词是价格一步到位，与国际油价接轨。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什么价格都与国际接轨，这不太现实。”（2008年11月24日《市场报》）


韩先生为何自我否定、自掴耳光？奥秘是这样的，前者的语境是国际油价正从80美元猛涨147美元之际，后者的语境则是油价从147美元跌到50美元之际。这种做法换成坊间通俗的说法就是“跟涨不跟跌”。如此选择性失明，自然广受诟病，引来骂声不绝。


著名作家冯骥才曾披露，一些地方政府要拆一片历史街区的时候，往往不听专家的意见，而只是让专家去论证他们拆历史街区的“正确性”。冯先生说的是权力包养或豢养专家，让专家为其服务的现象。殊不知，有些专家渴望被豢养、被包养，他们往往是主动甚至千方百计地取悦于权力，期待让权力包养。有一种现象是，一些体制内的学者主动放弃公共立场，甚至摈弃良知，习惯性地站在权力立场上发言，甚至为一些权力的不当行为涂脂抹粉，充当吹鼓手，还有一些情况时，比如要涨价了，他们赶紧论证涨价的合理性；一些部门推出新的措施后，他们赶紧出来忙不迭地为其解读，阐释其合理性。诸如此类我们早已领教。


回到专家的预测上。笔者认为，专家不是不能预测、不是不能发表看法，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预测，或者说当发表观点被证明错误后，该如何面对。恰好近期媒体报道了两个绝佳的事例。一是德国经济研究所怕出错不敢预测明年经济成长率——声望崇高的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其公布的景气报告一向受到舆论关注，不过鉴于经济前景混沌不明，为了维护学术声誉，决定暂时不预测明年的经济成长率。一是著名院士钟南山道歉——日前，钟南山在接受采访时专门进行了一番自我检讨，“我说甲型流感与普通流感的病死率相似，应该是说错了。确切的数据是普通流感的病死率是百分之零点多，而甲型流感是百分之一点多，其病死率要高于普通流感。”


试问，我们那些冠冕堂皇的体制内学者在发言之前，有过足够的谨慎意识和敬畏意识吗？我们所看到的是，他们满嘴跑火车，不负责任地乱说，乱说了也不负责任，有些时候明明知道是信口雌黄还脸不红心不跳，为权力拼命辩解，强词夺理，见了棺材也不掉泪。再试问，那些明明信口开河的专家，又有几人在被戳穿西洋镜后，有过一丝的惭愧？或者进行过道歉和检讨？没有！我们几乎看不到。不妨再联系一些专家在邓玉娇事件上的发言，则不无致命自负之嫌。


萨特说：“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时就是知识分子。”在这个意见领袖的时代，拓展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专家学者在发表公共言论时，切切不可被豢养，沦为权力的婢女，也切切不可满嘴跑火车，自以为是工具理性，发表一些致命自负的言论，特别对于体制内的专家而言，尤其需要葆有敬畏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