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女的命运，何以让我们如此牵挂？
王石川

昨日中午，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公安局在互联网上通报了“5·10”案件的一些细节和警方的处置情况。巴东县公安局称，已经以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对其立案侦查，是否自首须经法院认定。5月10日，巴东县野三关镇招商办主任邓贵大，被娱乐场所的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在宾馆水疗区。该案因当事双方身份地位的特殊，以及被刺死官员据传曾“要求提供特殊服务”的情节，而备受社会关注。（5月19日《新闻晚报》）
http://news.sina.com.cn/o/2009-05-19/131215649556s.shtml


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官员一事，自传出的那一刻起，公众关注度就一直保持着炽烈而焦灼的状态。在真相未彰之际，人们表达臧否之情，抑或爱憎之感，是自然而然的。然而，当18日巴东县公安局通报基本案情后，公众的质疑近乎达到沸点，人们纷纷质疑该通报的倾向，纷纷为邓玉娇的前景而担忧和焦虑，甚至有律师自愿组团赶赴巴东，为之伸张正义。这委实耐人寻味。


一个与我们非亲非故的民女，一个与我们相隔千里的民女，一个地位近乎卑微的民女，为何如此让我们牵肠挂肚？原因说简单很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具体到邓案，更有着具体的原因。


首先，这缘于每个人心中的正义冲动。每个有良知的人，在面对人间不平事时，都会萌发一种起码的正义感和是非判断。正如先哲所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邓的遭遇，让人唏嘘。


其次，发自捍卫正义的道义感。从当前情势看，巴东的通报让人看到了强烈的运作痕迹，如此一来不能不让人惶恐。从表面看，警方通报案情的措辞流露出些许人文情怀，让不明真相者顿生好感，实际上如果仔细研读该通告，便可发现此通告杀机潜伏，戾气和“险恶”用心呼之欲出。可以归纳为四点：一是刻意遮蔽同行的另一直接见证人，以“他”代替。二将邓玉娇明显属于自首的行为，改为是否自首须经法院认定。三是将原来的“按倒”巧妙地置换为“推坐”。四是将此前的“特殊服务”易为“异性洗浴服务”。


如果说前两条的回避尚有情可原的话，后两条的改变则让人倒抽寒气、备感凶多吉少。问题很简单，通过警方在措辞上的腾挪转跃，邓玉娇的前景便有不祥之兆，而本来“死有余辜”的邓贵大则被开脱不少。事实的确如此，巴东县公安局称，已以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对其立案侦查。尽管按照程序，邓玉娇最终是否被判处故意杀人罪，有待法院判决，但熟悉现实语境的人都知道，通常来说，警方对嫌犯的罪名认定，往往就是最终的审判定罪，正如有论者所称，从侦查到起诉到审判，有如“滚石下山”而不是“推车上山”，是以侦查为中心而不是以审判为中心。这一点，已有敏感的律师作出悲观预期，邓玉娇最终可能会被判故意杀人罪成立。


最后，出于我们都可能是邓玉娇的担忧。在一个恶势力恣行的土壤里，即便是安分守己如邓玉娇的良民，也往往难以保持全身，她可以选择拒绝，但恶官甩着钞票羞辱；她可以选择躲避，但恶官追上去，继续施暴；她可以选择退让，但恶官孔武有力，强行按倒。她最后选择了刀，但又被警方认定涉嫌故意杀人。我常常在想，如果换作是我们，换作另一个民女，她们的选择也只有两种，就范乃至反抗，但无论哪一点都不能善终。当恶的权力骄横到滥施淫威、肆无忌惮时，每一个民女都必然如倾巢之卵，难以安身。每个人也必然如此。


据报道，恩施电视台的画面显示了这样一幕，邓玉娇在病床上抽动身体，哭喊着：“爸爸，他们打我！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当看到这样的视频截图，谁能无动于衷？谁不黯然神伤？谁不为民女邓玉娇的险恶处境、不幸命运而感到心底滴血？


一个民女的命运，之所以让我们如此牵挂，说白了是因为我们对强权充满着发自骨子里的恐惧，说明了我们对正义是多么渴求，如果我们不据理以争，不誓死捍卫正义，那么，我们、包括我们的姐妹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邓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