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程太远了，去迟了，两间屋子都满人了，门口也簇拥着人，看这阵势，料想无法挤进去，就竖起耳朵听，听不清，一焦急，大汗淋漓，后来终于挤进去了，大概过了半小时之后，我腾出空低头看看自己，发现左手仍在抖——激动的。

讲座及答问持续到将近6点，站了几个小时，颇累，但更多的是酣畅淋漓，其间，情绪一点又一点地被点燃，整个人都亮了。

有四个遗憾，一没早到，二没带相机，三没提问，四没录音。

有一个欣慰。整场讲座结束后，有太多的人冲上去和戴先生合影，寒暄，签名，以及请教等等，场面不亚于追星，不同的是没有尖叫，没有口号，更没有匍匐。等到人走得差不多了，我赶紧冲过去，伸出声，弱弱地说，戴老师，我可以和你握一下手吗？戴老师一听爽朗地笑了，张开双臂给我一个拥抱，美死我了。

总之，整个讲座之精彩，窃以为，以笔者目之所及的范围里，可谓举世罕见。内容无法复述，如果看了录象就太遗憾了。整场讲座下来，这位68岁老人的智慧与胆识毕显无疑，这样一位老人，阳光，干净，饱满而温和，年龄的痕迹被思想逼退了，如散人所说，真看不出快70岁的样子。她的身世、阅历和经历是无法复制的，因此，戴老师也是无法取代的。

我一直在回味这场讲座，回味戴老师的思想，乃至表情、声音和装扮，要我评价戴老师，我只能说这位老记者，是一个太具有力量的女人，其思想所具有的穿透力，言说所具有的爆发力，表情所具有的亲和力，都极其饱满圆润，综合起来就是一位太富有感染力、太有人格魅力的老人。

戴老师说，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又是极端悲观者。这是这个国家的幸还是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