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弦外之音>


三十多年前我毕业于台北市一所非常有名的私立高中，这所高中当时有很好的大学录取率，也以管理严格出名，当时因为理科成绩不佳，所以选择了社会组，可惜的是那一年大学联考有少数人落榜，而我不幸的是其中之一。
后来和几位相同遭遇的同学一起念了补习班，每天早上骑着脚踏车经过仁爱路，看着木棉花开了又落，离开了勤教严管，我也蓄了长发，有了生平第一次苦涩的暗恋，每天晚上几乎要十点多才离开补习班。

在念补习班时很怕开同学会，因为当大家热聊大学生的乐趣时，你也只能傻傻的听，真怕如果又没考上，这辈子大概再也不会参加同学会了。三十多年后，大家的际遇都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些考上名校、现在很多是国内知名的教授，甚至担任教务长或是国立大学的主任秘书，也有些人当上了上市科技公司的财务长。

当时没考上一起念补习班的那些人呢？我在培训界一待就是二十多个年头，我依旧热爱这份工作，也写了三十本的书，我很满意我现在的人生状态，可以在工作之余 顺便旅行，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另一个一起念补习班的同学后来也没考好，不久就到美国去了，现在在美国加州担任会计师。另一位同学也没考好，人生比我还坎 坷，但他现在是台湾一家外商银行的总经理，前一阵子还应邀帮他的银行理专上课。

会述说这段往事，实在是看到2012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的小故事所引发。
约翰‧格登是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他出生于一九三三年，十五岁时就读于英国贵族学校伊顿公学。格登从小就对生物学情有独锺。但是他的生物课成绩在二百五十位男学生里面是排名倒数第一，其它理科成绩也是敬陪末座。

最无情的是格登的老师还用打字机在成绩单旁打了一段评语：「我相信他(格登)有成为科学家的志向，但以他现在的表现而言，这真是万分的荒谬可笑。」这位男教师还说：「格登无法明白最简单的生物学事实，继续教他简直是浪费彼此的时间。」

但是格登对生物学依旧情有独锺，在一九五八年，他完成博士学位时，格登从蝌蚪细胞提取出完整的细胞核，成功「克隆」了一只青蛙，后来他被称为「克隆教父」。

现在在格登剑桥大学的办公室里，至今仍然挂着六十多年前的那份「关键报告」---老师对他的评语。格登说：「当遇到麻烦，比如实验不成功，我就会看看这个报告，安慰自己也许不擅长这份工作，但我要努力，否则真的会被老师说中。」

我想当时那位男老师此刻应该会很扼腕吧！而一个有兴趣的孩子，却没有办法获得好的成绩，其实真正的问题，可能是老师，就像用同一种方法教了一百遍，而学生依旧雾煞煞，那应是教学的手法过于僵化，若用了一百种方法教，学生还是搞不明白，那我们就可以说这孩子可能真的没有这方面的资质。

不过，不论如何，我们对一个人的未来都不应该妄下断语，因为学业成绩不能和社会成就成正比，王永庆、郭台铭都没有显赫的学历，但无疑的这二位对台湾的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千万别用有限的经验来判断别人无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