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性与信仰达到出神入化的统一，是求解“信仰悖论”的一种最好方式。

其实，“信仰悖论” 在其深层意蕴上是自古以来人们在理性与信仰二者关系上的不当理解造成悖论的一种反映形式。

学者们研究发现，按照西方古典哲学传统，所谓理性就是指“逻各斯”或“心智的结构”。与信仰相对应的理性，就是指“意义、结构、规范和原则的源泉”，就是指“人性”。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理”涵义颇多。理既是天地万物的本体或存在的根据，指脱离主体“心”而存在的形而上者；理是事物的规律；理是主体的意识。作为本体理的内化，规律的主观化，理便是心，心即是理；理还是道德伦理观念、原则、规范……[3]。中国人说的合理二字，既包含事实认知之真理，又包含价值评价之合理。

信仰是主体内心深处占统摄地位的核心信念，也是信仰者始终不移地追求、依赖和委身的精神实在。信仰不仅仅是观念层面的东西，更是主体心理的事实，是意识与潜意识的，又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即使是宗教信仰实际上也是人类需要的心理折射，心理需要是宗教信仰的一个深层动力和重要原因。信仰作为人的一种内在的价值取向，一种态度，就有一个把信仰者的生活引向何方的问题。当信仰者以理性即以科学认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为前提，以人的本性的需要作为内在的价值尺度和评价标准，主体人的内在价值取向和态度才会把自己引向光明。否则，便会使人迷茫、彷徨或误入歧途。这里就有一个如何对待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

在西方社会，以罗素所代表的科学主义认为：科学与宗教信仰的对立实质上就是“观察或知识”跟“权威或教义”的冲突，整个一部自然科学发展史也就是知识不断征服教义、科学不断战胜宗教的过程。针对这种倾向，我们说人类绝不能仅仅只在理性中生存，人类需要在生存中信仰、信仰中生存。

克尔凯戈尔，从揭示“信仰之悖论”出发，进而界定“真理即主体性”，并认为真理就是冒险，就是以“无限的激情”勇敢地选择了“客观的不确定性”。在他那里，关于真理的定义，其实就是信仰的表达。因此，人们说他陷入信仰主义的巢臼，忽视了真理的客观实在性内容，把对信仰者个体的心理事实强调到极至，就为“谎言重复千万遍变成真理”找到了落脚地盘。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人们逐渐自觉意识到，理性与信仰，应该属于一体两面，是现实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重要支柱。当代具有影响力的神学哲学家蒂利希认为：“理性是信仰的先决条件，信仰则是理性的实现。作为终极关切状态的信仰，就是出神入化的理性。信仰的本性与理性的本性并无冲突，它们是互为包容的[3]”。这就是说，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理性是信仰的前提，因为只有理性的人才抱有终极关切，而某种毁灭理性的信仰，就是毁灭人性和信仰本身。另一方面，信仰是理性的超越，理性达不到的地方正是信仰牵引着。例如，爱因斯坦是有宗教信仰的，但他的宗教信仰是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宇宙奥秘，而把对无限的宇宙奥秘的追求称作为上帝的召唤。理性被信仰所把捉并驱使，超越自身而得以实现。在他心灵深处，理性与信仰的统一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人们若是能像爱因斯坦那样，通过学习和掌握政治、经济和文化，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或现代管理知识，提高自身的本质力量或能力，服务社会、回报社会，同时实现自我人生价值。也就是说，把个人人生信仰与社会理想信仰有机地结合起来，即把个人对自己的前途命运的把握和特定民族或社会民众对自身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发展之前景的向往与关怀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的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在其个人人生信仰的支配下，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形成一种对他来说难以轻易抗拒的甚至具有某种神圣性的“使命感”。有什么样的个人人生信仰，就会有什么样的“使命感”，有什么样的“使命感”就会有什么样的“责任感”。当人生的理想价值目标确立之后，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反复砺炼、反复强化，在自己心目中形成占统摄地位的核心信念，成为自我依赖和委身的精神家园。这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当代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

心理学家弗罗姆曾经说，信仰这一概念有两种不同的含义，这要看是从重占有还是重生存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信仰只是对一些据有合理证明的答案的占有，“信仰是一张入场券”。这种重占有的信仰，人把自己的力量投射到偶像的身上从而也就削弱了自己。“对重生存的生存方式来说，信仰主要不是对一定的观念的信仰(虽然这种信仰也会成为一种观念)，而是一种内在的价值取向，一种态度。与其说有信仰，不如说在信仰中生活。[4]我们说在信仰中生活，理性与信仰的统一达到出神入化是一种高境界，也是求解“信仰悖论”的一种最好方式。

注：该文为2005年11月第七届全国价值哲学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作者因代表价值哲学理论在实践上与临床医学心理学结合的一个方面，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价值哲学理事会理事。会后，此文被录入研讨会论文集——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价值哲学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