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教师听懂教育语言的权利
　　哦，天哪！

　　最近在阅读一些关于教育的理论书籍，越读心里越是着急，因为作者（也可能是译者造成的）的语言要让人琢磨很久，还不大能弄明白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有的是语言叠加的层次太多，定状补、修饰成分的前移和后置，重重叠叠颠颠倒倒，等你把大致意思理顺了，却又忘了文脉是什么。我想组织这样语言的作者、专家要么是自己的思维本身就不甚清晰，觉得有个意思要表达，但究竟是什么意思自己也还没有想得十分明白，因为急于出书就写出来了；要么就是存心不让读者弄明白，故意把语言弄得神秘兮兮的，以增加著作的“朦胧美”，如果你想弄明白，可以去请他开讲座，这样名气就更大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术语繁复，而且对这些术语从来不加解释。善意的推测是人家学问太渊博，我们看着艰深的东西，在人家眼里都是日常用语；恶意的揣度，大概有些概念作者本人也很难说清其中的含义，毕竟下一个定义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再说了，没有一套一套的术语怎么能显示出作者的理论水平呢！
　　说这番话的时候其实心里挺矛盾的，因为说出来极有可能暴露自己的浅薄，人家完全可以说：你读不懂是因为水平不够，怎么能怪作者呢？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发愤多读，可是读多了就有了新的发现，很多道理极深的文章、著作读起来倒显得很平易。于是联想到写毕业论文时候的一个经历：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修辞学的，为了拥有充足的理论，我到图书馆借了很多修辞方面的书来读，可是云里雾里的，弄得我自己也没了信心。指导老师说，现代修辞学的鼻祖是陈望道，你去把他的《修辞学发凡》找来读读看。我很害怕，因为后来人的文章我都读不懂，鼻祖的文章还不知道多难懂呢。可是那本薄薄的小册子拿到手里以后，我立即放松了，原来人家的文章非常浅显易懂。查阅一下老先生的生平，才知道敢情人家发动过“大众语运动”，主张建立真正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并创办《太白》半月刊，撰写多篇文章宣传大众语运动，难怪做学问也做得如此“大众化”。接着又找来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来读，发现不仅好懂而且生动有趣。后来读美学书籍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越是大家的著作越好读，而那些“二道贩子”的东西总是艰深而又疙瘩。最后终于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宁愿被骂无知，也不愿被弄得不分东西南北。况且，还有《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儿童做我的榜样嘛。
　　我以为，教育的语言与文学的语言不同，文学语言强调“陌生化”，以体现作品的个性，防止读者出现审美疲劳，而教育语言必须让读者能够准确地理解作者表达的意思，绝不应该给读者以朦胧的意会或者一知半解的猜测，否则教师照着自己推测出来的理念、方法做了，结果却越做越错，那害的可就不仅仅是教师了，更深远的影响是学生。再说，如果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别人却不能准确地理解，其价值又从何处体现呢？
　　我以为，任何理论都是对事理的总结，让读者觉悟正在做的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啊，从而把一些自发行为转化为自觉行为，并在在这个过程中矫正一些不合理的做法，产生一些新的想法。教育的事实是活生生的，写出来的文字也应该是鲜活的；教育者的工作是现实的，完全没有必要用人为创造出来的抽象概念使它变得难以捉摸。即便进行一些抽象，也应该用教育者习见习用的语言加以概括；即便需要理论家用系统的语言加以梳理、提炼，也应该对自己所用的概念加以说明，也应该用大众约定俗成的语法规则吧。所以，建议教育理论家首先要把自己想表达的意思想清楚，这样才能用准确的语言说明白；其次要走近教育教学第一线，一方面考察教师的语言特征，以提高学术语言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了解鲜活的教育案例，以提高文章的真实性和实践价值，避免一厢情愿的纸上谈兵。

    把听懂教育语言的权利还给教师，还不仅仅是写作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理念的转变，即教育研究应该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为教师服务，为学生服务。只有这样，教育理论才有不竭的源头，也才有指导教育实践的生命力。
                                                                  2011.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