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的老师早已走上了教育领导岗位，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正理想。记得还是学生时，一次晚餐后，我和他一起在校园里的林荫道上散步，他对我说：你知道我最想做的工作是什么吗？我不知道。老师说，我想当图书馆的管理员。这我信，我的老师是酷爱读书的。当年他还住着一间半平房时，客厅兼书房里堆满了一纸箱一纸箱的书；后来住进两间平房，其中有半间是他的书房，一个大大的书架从地上一直通到屋顶，书挤得面红耳赤，有一些甚至要掉到地上。现在他的书房应该很像样了吧，贴满墙壁的棕色大书柜，古色古香，嵌着玻璃门，装着精致的拉手？想象不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书房里有一把大大的藤椅，否则装不下他高大的身躯，也承载不了他满腹的学问，以前他就是爱坐藤椅的。
书读得多了，往往找不到说话的人。我已经分配在他一起工作了，有一次开教工会议，不知道一个什么由头，打开了他的话匣子，竟然讲起古代宫廷里“药渣子”的故事，讲完以后自己先笑了，有几个语文老师笑得直拍桌子，而大部分人一脸茫然，不知道这几个人在发什么疯。事后有人问我，我给他们讲了这个故事的由来，大约是出自《笑林广记》，人们才知道老师当时想表达的意思，隔了几天，由这个典故引起的笑声才传遍校园。
书读得多的第二个后遗症是爱写。当时我住在老师家后面的一间小屋里，和老师的后窗隔着一条水泥路。来来回回经过窗下时，总见他坐在灯下写东西，他喜欢把左脚蜷进藤椅里，就这么侧着身子写。有一次看他坐得端端正正，感到好奇，就敲敲他的窗子，和他聊几句；他想站起来递一本书给我，才发现他的双脚正浸在一只塑料桶里，原来天热蚊子多，他就想出这么个办法。他早期研究条件之艰苦可见一斑。
那时电脑还不普及，他都是在稿纸上写文章，爱用圆珠笔，字迹很潦草，和他的思维一样东跳西跳的。向外投寄之前要清样，他就拿来让我抄写，加上复写纸，寄出一份，留底一份。他说别人不认识我的字，只有你清楚，说完还会不好意思地笑笑。在抄他稿件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不曾涉及的知识，也大致了解一些他对语文教学的观点，这是对他学术成果的贪污，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别人说我的课堂教学很有他的风格。有时我也会有一点体会，就悄悄在他的文章中加两句，他复审的时候发现了，就来找我，说加得很好，你可以把这些想法写成自己的文章。当时我还做不来。
早期他发文或者出书，总要送我一本，还要在扉页上认认真真地写上“×××惠存
孙汉洲
年月日”，其谦虚和对学术的尊重至此。早期他的著作我大都有收存，一直到《双音词典故词典》，而且教学中不时地会用到，引用最多的资料是他和海州中学马俊成先生编著的一本资料，记得是《南开学刊》发的专辑，那真是琳琅满目，洋洋大观。后来我离开教研室，行踪不定，他也从连云港调到南京工作，竟至联系方式中断，要到网络上去查询他的消息，他的研究方向和成果也就知之不多了。
还在做他的学生的时候，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学、修辞学方面，对教学的研究还处于随感式阶段。我问他为什么对语言和修辞这么有兴趣，他说我的真正目的是搞创作，没有扎实的语言功底不行。——原来他也和众多青年一样，有过搞文学的梦。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大学里，我的语言类科目总是最优秀的，毕业论文是写修辞方面的内容。到教研室工作以后，我也对教学法、课堂教学模式进行过粗浅的研究，写过一点小文章，无奈功底浅薄，仅到自己想明白就放下了，没有产生知识的增值。于是我捡起老师当年还没有认真去完成的写作，乒乒乓乓地玩起来，虽然没写出什么样子，倒是自得其乐。要是老师知道我走的是他的另一条路，应该不会骂我背师叛道吧，哈哈。
我工作以后，老师对我的研究有过很多指导。到单位报到后两三个星期吧，老师找到我，说把你的毕业论文拿来我看看。两天后又来找我，说你怎么想起用语法知识来研究修辞的呢？这是一条新路子，好好去研究。可惜我当时还懵懵懂懂的，并没有沿着老师指的路走下去。
后来老师在学校办了一个内部刊物，我差不多每期都会发一点豆腐干上去。如果哪期我没有投稿，他又要找来，说为什么没有你的稿子？只搞教学不搞教研，只能跟着别人跑。网上介绍他的话“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虚。教学与研究是一对比翼鸟。只有放飞比翼鸟，才能在教育的上空自由翱翔”，这应该是老师的一贯主张，也是对年轻教师的忠告。
有一段时间，老师从县志办领来一项任务，为县志写“方言志”部分。他知道我在大学里选修过方言调查，就拉上我一起弄。那年暑假，我们师徒俩顶着烈日、冒着风雨，或骑车或挤公交，跑了很多乡镇，采集的方言资料有几斤重，另外还有十余盘录音带，形成了清晰的该县方言区划。正在我们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县里通知暂停。后来才知道，县里又联系了某大学一位教授来做，因为出版更方便，却把我们收集的资料全部拿走了。书出来以后，县里给了老师一本，我看了，大部分用的是我们整理出来的东西，其中还有一些说法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这件事情对我打击挺大的，可能也是我后来对理论研究失去兴趣的一个原因吧。当然这是借口，因为我的老师并没有停下来，而且越走越远。后来这个县的公安局也要搞一套方言材料，找到我的老师，老师说你们去找我的学生吧，他比我还精通。那时我已经调走了，他们找到我，我没答应，心里有伤嘛。他们又把我老师请来，我才不得不去做这件事。原计划一个月完成的任务，我三天三夜拿了下来，因为资料都在心里呢，不需要再跑现场。他们惊叹不已，据说还受到省公安厅表彰了，这已与学术无关了。我曾在《小楼风雨》里用了一段方言，好多网友觉得好玩，就是来自那个县；写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浮现的正是我和老师搞调查时接受招待的情景。
大约是93年吧，老师组织全市骨干教师编过一本书，叫《高中文言文复习指津》，我负责其中的“古代文化常识”部分，还帮助老师做了一些统稿工作。如果有今天的网络，就方便多了，当时是很费力气的，要查阅大量资料，写出的稿子要一遍一遍地校对、清样。虽然理论性并不强，但涉及的知识比较冷僻，很多东西现在别人要去查找，我的脑了里已经有了。有时在课堂上适时地插入一段古代的刑罚、古人的穿戴等等知识，学生会听得津津有味，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底子。
2000年前后，有一次老师到市里来开校长会，遇到我，说我们一起来编一本高中语文活动教材怎么样，还拿出了自己写好的几篇样稿。当时大家都还在搞教改，还在研究教法呢，新课程这个概念还不知道在哪里酝酿着，对“活动课程”根本连想都没想过，他就有了这样的计划，其学术的前瞻性由此可知。当时我在教研室，天天东奔西跑的，静不下来；加之与老师相距百余里，交流不便，就没能参与。不知他的《趣味语文》、《创新读本》和《语文活动课方案选粹》几本书是不是来源于这个构想。从这些著作的名称看，老师一直在实践着自己的理论“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虚”，他在担任县中校长期间，还坚持每周给学生上“语文活动课程”——他的所有理论都是来源于实践，并且是为教学实践服务的。
对老师的研究成果，现在我知道的越来越少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做老师的学生是幸福的，做老师的同事是快乐的，做老师的下属一定会有成就。
（待续）
2007.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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