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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态语言（8）[转]
(2007-08-13 17: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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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知林趣闻 |
体态语言［美］朱丽叶·斯法斯特
求救呼号
病人几乎还是个孩子，只有17岁，但他看起来年龄还要小些。他苍自、瘦削，脸上露出古怪难言的神色，仿佛当初某人想好了怎么创造他并试图消除他的特征，但只不过使他的特征模模糊糊、不那么明显而已，没能做到完全抹掉它们。他穿着打扮随随便便，邋里邋遢。他坐没个坐相，无精打采，要死不活，手臂懒洋洋地抱在胸前，目光呆滞，他走动时动作紧张拘谨。当他终于可以休息时，他更是萎靡消沉。
治疗学家偷偷看了一眼手表。谢天谢地！时间总算到了。他勉强挤出一个笑脸：“那么，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见。”
这个男孩站起身来，耸耸肩膀：“什么今天明天的？你用不着为明天操心。我敢肯定今晚以后一切都将不存在了，对我来说不会有什么明天可言。”
洽疗学家站在门边说：“别跟我来这一套，唐，过去半年来你每个星期都威胁说要自杀。”
男孩子呆呆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就走了。治疗学家站在那儿失神地盯着门框。唐是他那一天所接待的最后一位病人，按理他应该感到心安理得、轻松愉快才对。可是他胸中却充满了不安，并且，这种不安感变得越来越强烈。他想静下心来做些记录，但办不到。有些事情，关于那个男孩的事情，在烦扰着他。是这个男孩说话的方式吗？是他关于自杀的威胁吗？但是以前他也多次扬言要自杀呀。这一次威胁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那么，治疗学家现在又为什么如此心烦意乱？他记得，在和这男孩谈话的过程中，自己就产生了这种不安的感觉，这孩子是多么被动啊！他回忆起了这个男孩的姿势，他活动时动作的幅度大受限制，那么拘束，他甚至不敢正视自己的眼睛。
治疗学家心神不定地想起了这一全过程的情景。无论如何也说不清究竟为什么，反正他确信这次和从前大不相同。这一次男孩子真的是想自杀了。然而，是他说的话不同寻常吗？在这次交谈中，他说了些什么以前从未说过的话呢？
治疗学家到架子上取下隐藏的录音机。每次谈话的内容他都用这种方式保存下来。他把这次谈话的内容放出听了一遍。男孩子的整个谈话没有任何地方暗示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只是语气平淡，毫无生气。
治疗学家的不安感越发加重了。不管怎么说，这男孩在谈话中送出了一个信息，他不得不相信这个信息，尽管他并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最后，他一半怨恨自己的粗心，一半也庆幸总算察觉了这一信息。他打电话告诉妻子，说他恐怕要晚些时候才能回家，然后就朝男孩子的家奔去。
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简单明了。治疗学家的判断是对的。男孩子确实打算自杀。他径直回到家里，从家用药箱中取出了一瓶药，并把自己锁在他的房间里，幸好治疗学家及时赶到。他使男孩子的父母毫不犹豫地相信了这一切。家庭医师用催吐药把男孩子的胃弄干净了。茫茫的暗夜中露出了启明星。这次事件成了这位孩子治疗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自那以后，治疗效果便象登山一样步步升高，越来越好。后来，治疗学家的妻子问他：“你为什么去男孩子家里呢？”
“我不知道。除非——唉，没法说清，并不是他说了些什么。但是，好象有个什么东西对我小声说，男孩子这次是真想自杀了。他向我做过暗示，但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或许这种暗示在他脸上，在眼睛里，或者是手上。也许甚至还表现在他看我的那种方式中，表现在他对我讲的笑话反应冷淡这一事实中。要知道，我讲的那个笑话是肯定会引人发笑的。他不必说什么话，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一切都在告诉我，这一回他就是那个意思。”
这一事件不是发生在今天，也不是发生在过去的十年里，而是二十年以前。今天，几乎任何一个优秀的治疗学家都不仅会接收信息，而且也会弄清这一信息的传递方式，弄清病人给了他什么暗示。
毫无表情的面孔，无精打采的姿势，抱起的双手，这些都会详细说明一个含意，象任何有声语言那么清楚明白。在体态语言中，男孩子已在告诉治疗学家他想干什么。语言已不再起任何作用。他常常用有声语言徒劳无益地大喊大叫。因此，这一次他不得不退回到一个更原始的、更基本的信息传递方式上去。
你的姿势在说什么
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后的二十年时间里，心理学家已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治疗活动中体态语言是多么有用，多么重要。说来也真有趣，虽然许多心理学家在实践中使用了体态语言，但只有极少数人是有意识地这么做的，而且许多人对谢弗伦博士和雷·L·伯德惠斯特尔博士（Ray L.Birdwhistell）在体态语言学这一领域中所做的工作根本就一无所知。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是坦普尔大学人类学研究方面的教授，他在为这一门新的体态语言学科学创立一套符号体系的过程中，着手进行了大量基础工作。他警告说，“任何一种身体姿势和动作，不论其在身体上或与身体有关，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意义。”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总是认为交叉的手臂就意味着“我不会让你进来”，或者，用一根手指擦鼻子就意味着不赞成或拒绝，抚摩头发就意味着赞同，敲敲手指头便象征着权威，等等。这些都是对人体姿势动作的天真幼稚的解释，是想用体态语言学来玩客厅游戏。有时姿态动作确有含意，有时则未必如此。只有在人的整个行为模式这一背景中，姿态动作才是有意义的。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认为，体态语言和口头语言是互为依存的。光用口头语言不足以向我们传达出其人所说的话的全部意义。光用体态语言也不会向我们传达出这全部的意义。当某人正在说话时，如果我们只听话语，那么我们可能误解的地方与我们只“听”其体态语言所可能误解的地方一样多。
照伯德惠斯特尔博士的看法，精神病学家尤其必须既听体态语言也听口头语言。为了向人们说明如何运用这一方法，他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居住环境中的交际分析》。在文章中，他解释了他使用过的一些方法，以便住家医生，即年轻的见习医生们，了解体态语言的交际潜能。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帮助创立了“正常凝视时间”这一概念。这虽是一句题外话，但却很有趣。他相信，一个人可以观察他人的眼睛、脸面、下腹、腿部和身体的其他部分，但观察时间不能太长，以不造成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紧张感为限。
他在给住家医生的教导中指出，身体的几乎所有运动部分都可以向医生传达出某种信息，即使在其他所有动作都不能传达信息时也是如此。他回过头来重新谈起体态语言能够传递信息的两个典型例子。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认为，体态语言和口头语言是互为依存的。光用口头语言不足以向我们传达出其人所说的话的全部意义。光用体态语言也不会向我们传达出这全部的意义。当某人正在说话时，如果我们只听话语，那么我们可能误解的地方与我们只“听”其体态语言所可能误解的地方一样多。
照伯德惠斯特尔博士的看法，精神病学家尤其必须既听体态语言也听口头语言。为了向人们说明如何运用这一方法，他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居住环境中的交际分析》。在文章中，他解释了他使用过的一些方法，以便住家医生，即年轻的见习医生们，了解体态语言的交际潜能。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帮助创立了“正常凝视时间”这一概念。这虽是一句题外话，但却很有趣。他相信，一个人可以观察他人的眼睛、脸面、下腹、腿部和身体的其他部分，但观察时间不能太长，以不造成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紧张感为限。
他在给住家医生的教导中指出，身体的几乎所有运动部分都可以向医生传达出某种信息，即使在其他所有动作都不能传达信息时也是如此。他回过头来重新谈起体态语言能够传递信息的两个典型例子。
他解释说，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位青春期少女的故事，她已不得不学会怎么处理她那最近发育起来的乳房。她应该怎样看待它们？把肩膀往后缩，将胸脯高高挺起吗？或者，她是否应该双肩前倾使乳房显得扁平一点好隐藏起来？两只手臂应该怎么放？两个肩头应该怎么动？又应该如何回答妈妈的教诲？妈妈一会儿说，“昂首挺胸，要为你的身体而自豪。”一会儿又说，“别象那样挺着个胸脯，你不该穿这么紧小的毛衣。”
我有一个十多岁的少年朋友，她性格特别活泼，不受世俗的约束，而且相当自信。在试穿比基尼式女子泳装时，她欣赏着镜子中自己的身体对她母亲说，“乳房不是很有魅力么？假如我死了，别火化吧，我要让它们变成铜像传给子孙后代！”
绝大多数十几岁的姑娘都没有这种对身体的自豪感，她们觉得带着这么一对刚发育起来的乳房真是一件麻烦事。不难使住家医生们发现，少女身体方面的变化可能会传达出沮丧、激动、求爱、恼怒等信息，甚至还传达出求援的呼吁。
在住家医生的亲身体会中，他最终将能够通过他的少年病人的站立姿势来认识和理解他们的某些不同性质的问题。
伯德惠斯特尔为住家医生们所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他所谓的“男人的小腹与肚子的惊人的膨胀性和收缩性”。
我们已经发现，男人们在求爱过程中会绷紧他腹部的肌肉，把肚子收缩进去。在情绪受压抑的时候，他可能会过分放松这些肌肉，让肚子往外凸出。这些肌肉的紧张程度能够泄露一个男人的情感状态和精神状态中的许多秘密。我们必须认识到，整个身体之于体态语言，恰如发声器官之于口头语言一样重要。
纽约州立大学南部州属医疗中心的保罗·L·瓦赫特尔博士（Paul.L.Wachtel）研究了精神病患者中的非语言交际，并且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精神疗法中的体态语言研究引论》。
按照瓦赫特尔博士的观点，身体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势都具有适应功能，表现功能和保护功能，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则是无意识的。他说，“我们寻求从临床角度全面估价病人对其身体的运用的意义。”
为了搜集资料，瓦赫特尔博士拍摄了精神病学会谈的情景，然后把这些影片多次重复放映，将体态语言与有声语言相应地联系起来。从观看影片中，他学到的一条经验是，应该在什么时候去寻找又意义的姿势，从理论上说，你能够直接通过倾听病人说话以辨识具有意义的姿态，但实际上动作太快，在谈话中常常没有注意到，电影可以放慢速度，反复放映，可以随意重现会谈中的任何部分，从而起到时间机器的作用。
瓦赫特尔博士说，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体态语言的作用方式，这便是他与一位极度不安的人进行交谈的情景：她不知道对缠住她的一位朋友的感觉到底如何。
他注意到，在影片中，每当她生气时，就表现出某种姿势。一提到这位朋友的名字，她就会重复那些相同的姿势。这时，博士便能够用图像向她表明，她对那位朋友的感觉如何了。当然，理解情感是控制情感的第一步。
瓦赫特尔博士把体态语言看作病人与治疗学家进行交际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尝试。当治疗学家进入某种令人讨厌的区域时，他所研究的病人就会向后靠，并且两手十字交叉。瓦赫特尔博士说，“这大概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抵抗的态度。”
身分不同，姿势不同
人们一直在运用种种不同的交际手段。承认这一点对于精神病学家和普通市民都确有好处。精神病学家据此可知，究竟该从病人那儿得到些什么，如果普通市民明白，他的伙伴们的反应既有口头语言方面的也有体态语言方面的，那么他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他该从他们那儿领会些什么意思。
我有一个十多岁的少年朋友，她性格特别活泼，不受世俗的约束，而且相当自信。在试穿比基尼式女子泳装时，她欣赏着镜子中自己的身体对她母亲说，“乳房不是很有魅力么？假如我死了，别火化吧，我要让它们变成铜像传给子孙后代！”
绝大多数十几岁的姑娘都没有这种对身体的自豪感，她们觉得带着这么一对刚发育起来的乳房真是一件麻烦事。不难使住家医生们发现，少女身体方面的变化可能会传达出沮丧、激动、求爱、恼怒等信息，甚至还传达出求援的呼吁。
在住家医生的亲身体会中，他最终将能够通过他的少年病人的站立姿势来认识和理解他们的某些不同性质的问题。
伯德惠斯特尔为住家医生们所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他所谓的“男人的小腹与肚子的惊人的膨胀性和收缩性”。
我们已经发现，男人们在求爱过程中会绷紧他腹部的肌肉，把肚子收缩进去。在情绪受压抑的时候，他可能会过分放松这些肌肉，让肚子往外凸出。这些肌肉的紧张程度能够泄露一个男人的情感状态和精神状态中的许多秘密。我们必须认识到，整个身体之于体态语言，恰如发声器官之于口头语言一样重要。
纽约州立大学南部州属医疗中心的保罗·L·瓦赫特尔博士（Paul.L.Wachtel）研究了精神病患者中的非语言交际，并且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精神疗法中的体态语言研究引论》。
按照瓦赫特尔博士的观点，身体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势都具有适应功能，表现功能和保护功能，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则是无意识的。他说，“我们寻求从临床角度全面估价病人对其身体的运用的意义。”
为了搜集资料，瓦赫特尔博士拍摄了精神病学会谈的情景，然后把这些影片多次重复放映，将体态语言与有声语言相应地联系起来。从观看影片中，他学到的一条经验是，应该在什么时候去寻找又意义的姿势，从理论上说，你能够直接通过倾听病人说话以辨识具有意义的姿态，但实际上动作太快，在谈话中常常没有注意到，电影可以放慢速度，反复放映，可以随意重现会谈中的任何部分，从而起到时间机器的作用。
瓦赫特尔博士说，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体态语言的作用方式，这便是他与一位极度不安的人进行交谈的情景：她不知道对缠住她的一位朋友的感觉到底如何。
他注意到，在影片中，每当她生气时，就表现出某种姿势。一提到这位朋友的名字，她就会重复那些相同的姿势。这时，博士便能够用图像向她表明，她对那位朋友的感觉如何了。当然，理解情感是控制情感的第一步。
瓦赫特尔博士把体态语言看作病人与治疗学家进行交际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尝试。当治疗学家进入某种令人讨厌的区域时，他所研究的病人就会向后靠，并且两手十字交叉。瓦赫特尔博士说，“这大概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抵抗的态度。”
身分不同，姿势不同
人们一直在运用种种不同的交际手段。承认这一点对于精神病学家和普通市民都确有好处。精神病学家据此可知，究竟该从病人那儿得到些什么，如果普通市民明白，他的伙伴们的反应既有口头语言方面的也有体态语言方面的，那么他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他该从他们那儿领会些什么意思。
对体态语言的这种了解，常常是理解人际关系的一个关键，它可能是许许多多的人用以支配他人的一种秘诀。有些人似乎能够理解体态语言，不仅用他们的声音，而且也用他们的身体来控制别人。
此外，懂得某人的体态语言并能理解它，也能促使你了解你自己的体态语言。当我们开始接受并理解他人传送出的信号时，我们就开始检查我们自己的信号，并进一步调整控制我们自己，使我们的体态语言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然而，要掌握所有各不相同的交际方式是十分困难的。就动作而言，人类当中就有数以千计的信息毕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编制了程序，用以处理许许多多这方面的资料数据，然而这种处理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如果我们把这些数据引入我们的意识中，我们就可能错用它们。这是相当危险的。如果我们必须思考我们正在干什么，那么我们常常就很难处理这些信息符号了。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尽管如此，精神病学家们还是继续研究身体交际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谢弗伦博士对交际系统中姿势的意义特别感兴趣，在其发表于《精神病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当两个或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时，人们的身体姿态向我们泄露了大量的秘密，告诉我们他们在干什么。
谢弗伦博士写道，“传统的美国姿势不过三十来种。”他补充说，在交际中传达出具有含意的身体姿态甚至还要少得多，这些姿态都出现在数量不多的情景中。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指出，想把东西卖给更有影响的顾客的推销员，极少采取坐在椅子后部这一姿势。
尽管生活在美国的人都熟悉美国人可能采用的所有不同姿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运用所有这些姿势。来自纽约的一位19岁的大学生所用的姿势，会不同于一个中西部的家庭主妇所用的姿势；华盛顿州的一位建筑工人也会运用与芝加哥的推销员的姿势大不相同的姿势。谢弗伦博士相信，一个真正的体态语言学专家可以从一个人谈话时面部的活动方式，辨识出他来自本国的哪个地方。不过，这样的专家尚未出现。
此外，懂得某人的体态语言并能理解它，也能促使你了解你自己的体态语言。当我们开始接受并理解他人传送出的信号时，我们就开始检查我们自己的信号，并进一步调整控制我们自己，使我们的体态语言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然而，要掌握所有各不相同的交际方式是十分困难的。就动作而言，人类当中就有数以千计的信息毕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编制了程序，用以处理许许多多这方面的资料数据，然而这种处理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如果我们把这些数据引入我们的意识中，我们就可能错用它们。这是相当危险的。如果我们必须思考我们正在干什么，那么我们常常就很难处理这些信息符号了。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尽管如此，精神病学家们还是继续研究身体交际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谢弗伦博士对交际系统中姿势的意义特别感兴趣，在其发表于《精神病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当两个或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时，人们的身体姿态向我们泄露了大量的秘密，告诉我们他们在干什么。
谢弗伦博士写道，“传统的美国姿势不过三十来种。”他补充说，在交际中传达出具有含意的身体姿态甚至还要少得多，这些姿态都出现在数量不多的情景中。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指出，想把东西卖给更有影响的顾客的推销员，极少采取坐在椅子后部这一姿势。
尽管生活在美国的人都熟悉美国人可能采用的所有不同姿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运用所有这些姿势。来自纽约的一位19岁的大学生所用的姿势，会不同于一个中西部的家庭主妇所用的姿势；华盛顿州的一位建筑工人也会运用与芝加哥的推销员的姿势大不相同的姿势。谢弗伦博士相信，一个真正的体态语言学专家可以从一个人谈话时面部的活动方式，辨识出他来自本国的哪个地方。不过，这样的专家尚未出现。
当我们观看炉火纯青的哑剧演员表演时，我们都意识到了体态语言中的这种地区差异。通过一些特殊的姿态动作，哑剧演员不仅能够告诉我们他们扮演的人物来自世界的哪个地方，而且还能告诉我们其生活方式。曾经有那么一些日子，足球运动员是大学生心目中的英雄，当时我还是一个大学生。那时候，学校里许多体育原本不行的小伙子，也会逼真地模仿足球健将的走路姿势，以引起姑娘们的注意。
动作与信息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在其体态语言学方面约著作中，试图极其精确地指出何种姿势表示何种信息。他得到的发现之一是，每个美国人在谈话过程中都会多次摆动头部。如果你拍摄两个美国人之间进行的具有代表性的交谈，然后放慢映片速度，通过慢动作来研究体态因素，那么，你会注意到当他们期待别人回答时，他们的头部有一定的运动方式。每一段谈话之未的头部动作是给谈话对方的信号，让他开始回答。
这是我们用以引导谈话的方式之一。它使一种你来我往的思想交流得以顺利进行，而不必说“你谈完了吗？现在该我说了。”这样的废话。
当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信号会与此不同。从理论上可由此导出，观察两个人谈话，能为了解两者的国籍提供一个好线索。
在我们的语言中，一句话末尾的音调变化可以包含许多意味。音调升高，说话者是在询问。问一下“what time is it？”（几点了？）并注意体会你的嗓音是怎样在“it”这个词上升高的。“How are you？”（你好，）“you”一词升高；“Do you like your job？”（你喜欢你的工作吗？），“job”一词升高。
这是一个语言学的标志。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发现了一些体态语言学的标志，它们增补了语言学标志之不足。当一个人提问时，请注意观察他的脑袋。“What time is it？”他的脑袋会在“it”一词上向上昂起。“Where are you going？”（你去哪儿？），他的脑袋会在“going”这个词中的“ing”上面扬起。脑袋也象嗓音一样在问句的句末抬高。
问句句未向上抬高的动作还不仅限于嗓音和脑袋，手也总是随着音调的上升而抬起。当我们谈话时，我们会不自觉地做出一些看似无义的手部动作，这些动作其实与音调和意义有联系。眼睑也会随着问话的最后一个声音符号的出现而张得更开。
在问句句未嗓音提高，而在陈述句句未时，音调则会下降。“I like this book．”（我喜欢这本书。）嗓音随着“book”一词下降。“I'd like some milk with my pie。”（我想用牛奶就馅饼吃。）嗓音降在“pie”一词上。
在陈述句句未，脑袋也伴随着嗓音的下降而下降，照伯德惠斯特尔博士的看法，手和眼睑的动作也是这样。
当一个说话者想继续往下谈时，他的嗓音会保持同一种声调，他的脑袋也会保持直立朝上的姿势，他的眼睛和双手都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在其体态语言学方面约著作中，试图极其精确地指出何种姿势表示何种信息。他得到的发现之一是，每个美国人在谈话过程中都会多次摆动头部。如果你拍摄两个美国人之间进行的具有代表性的交谈，然后放慢映片速度，通过慢动作来研究体态因素，那么，你会注意到当他们期待别人回答时，他们的头部有一定的运动方式。每一段谈话之未的头部动作是给谈话对方的信号，让他开始回答。
这是我们用以引导谈话的方式之一。它使一种你来我往的思想交流得以顺利进行，而不必说“你谈完了吗？现在该我说了。”这样的废话。
当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信号会与此不同。从理论上可由此导出，观察两个人谈话，能为了解两者的国籍提供一个好线索。
在我们的语言中，一句话末尾的音调变化可以包含许多意味。音调升高，说话者是在询问。问一下“what time is it？”（几点了？）并注意体会你的嗓音是怎样在“it”这个词上升高的。“How are you？”（你好，）“you”一词升高；“Do you like your job？”（你喜欢你的工作吗？），“job”一词升高。
这是一个语言学的标志。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发现了一些体态语言学的标志，它们增补了语言学标志之不足。当一个人提问时，请注意观察他的脑袋。“What time is it？”他的脑袋会在“it”一词上向上昂起。“Where are you going？”（你去哪儿？），他的脑袋会在“going”这个词中的“ing”上面扬起。脑袋也象嗓音一样在问句的句末抬高。
问句句未向上抬高的动作还不仅限于嗓音和脑袋，手也总是随着音调的上升而抬起。当我们谈话时，我们会不自觉地做出一些看似无义的手部动作，这些动作其实与音调和意义有联系。眼睑也会随着问话的最后一个声音符号的出现而张得更开。
在问句句未嗓音提高，而在陈述句句未时，音调则会下降。“I like this book．”（我喜欢这本书。）嗓音随着“book”一词下降。“I'd like some milk with my pie。”（我想用牛奶就馅饼吃。）嗓音降在“pie”一词上。
在陈述句句未，脑袋也伴随着嗓音的下降而下降，照伯德惠斯特尔博士的看法，手和眼睑的动作也是这样。
当一个说话者想继续往下谈时，他的嗓音会保持同一种声调，他的脑袋也会保持直立朝上的姿势，他的眼睛和双手都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当美国人说话时，只有眼睛、脑袋、手的姿势变化较少。我们的脑袋在说了一句话或两句话之后仍然保持一个不变的姿势，这种情况即使有也极其少见，作家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意识到头部动作不仅与我们所说的内容有关，而且也与我们的情感有关。要刻画一个既不表现出感情、也体验不到感情的“冷酷者”的形象，作家就会使他显出一副麻木不仁的、连身体也不易动一下的形象。在根据伊思·弗莱明（Ian
Fleming）的小说《007》改编成的电影中，肖思·康纳里（Sean
Connery）以沉默寡言、静止不动的方式扮演了詹姆斯·邦德（James
Band）这一角色。即使是面临绝境，他的脸部也极少动一下。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表演，因为他演的是一个体验不到任何感情的人。
在犹太人的民间故事中，有生命的假人是一个毫无表情，当然也体会不到任何感情的人。崇高风尚的模式使她自己表现出一种笔挺的、装腔作势的姿态，以免传达出感情的暗示。然而，一个正常的男人或女人在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会朝左看，朝右看，一会儿抬头，一会儿低头。他眨眨眼睛，扬起眉毛，咬住嘴唇，摸摸鼻子，——每一个动作都与他说话的内容有联系。
因为个人的动作千变万化，所以常常难以把特定的动作与特定的信息对应起来。但是，按照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意思，动作即信息，这点仍然是千真万确的。谢弗伦博士在研究精神病治疗活动的过程中发现，当治疗学家向病人阐述某件事情时，他可能会使用某种头部姿势。但当他向病人解释某些话语或行为时，他可能会采取另一种头部姿势，当他打断病人的谈话时，他用第三种头部姿势。当他倾听别人的谈话时，他还有第四种头部姿势呢。
病人也如此。当他倾听治疗学家谈话时，他采取某种确定的姿势。在谢弗伦博士研究的一种情形中，当病人孩子气地表现自己时，他把头偏向右边。当他咄咄逼人地、深思热虑地说话时，他会保持脑袋端正、挺直。
在犹太人的民间故事中，有生命的假人是一个毫无表情，当然也体会不到任何感情的人。崇高风尚的模式使她自己表现出一种笔挺的、装腔作势的姿态，以免传达出感情的暗示。然而，一个正常的男人或女人在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会朝左看，朝右看，一会儿抬头，一会儿低头。他眨眨眼睛，扬起眉毛，咬住嘴唇，摸摸鼻子，——每一个动作都与他说话的内容有联系。
因为个人的动作千变万化，所以常常难以把特定的动作与特定的信息对应起来。但是，按照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意思，动作即信息，这点仍然是千真万确的。谢弗伦博士在研究精神病治疗活动的过程中发现，当治疗学家向病人阐述某件事情时，他可能会使用某种头部姿势。但当他向病人解释某些话语或行为时，他可能会采取另一种头部姿势，当他打断病人的谈话时，他用第三种头部姿势。当他倾听别人的谈话时，他还有第四种头部姿势呢。
病人也如此。当他倾听治疗学家谈话时，他采取某种确定的姿势。在谢弗伦博士研究的一种情形中，当病人孩子气地表现自己时，他把头偏向右边。当他咄咄逼人地、深思热虑地说话时，他会保持脑袋端正、挺直。
要研究和解释这些动作，困难在于它们是个人的体态语言情感，并与这个或那个特殊病人的亲身经历有关，并不是所有的病人在稚气可掬地行动时都把脑袋歪在一边。同样，也不是所有的治疗学家在听病人说话时都表现出同样的头部动作。然而，确凿无疑的是，同一个人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个动作。在30分钟的谈话过程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的这些头部动作是那么僵化、固定，这使谢弗伦博士大为惊讶。不过他还是强调说，也象在他们研究过的其它许多会谈中一样，病人和医生都极少使用大幅度的身体动作。
于是，要想找出某人的特殊姿态并把它们同谈话联系起来，或者将其与陈述句型、疑问句型、回答句型、解释句型等联系起来，就不应该有太大的困难。
姿势与观念
头、眼睑和手的动作并不是真正的姿势动作，谢弗伦博士称它们为“要点”。几个要点的连续，他称之为“状态”，这就跟姿势很相近了。他说，一种状态是由“至少涉及半个身体的总的姿势变换而组成的”。一种状态可以持续5分钟左右。
在某一社会情景中，许多人会表现出二至四种状态，尽管谢弗伦博士已经观察到心理治疗学家在一次治疗过程中保持一种状态达20分钟之久。
于是，要想找出某人的特殊姿态并把它们同谈话联系起来，或者将其与陈述句型、疑问句型、回答句型、解释句型等联系起来，就不应该有太大的困难。
姿势与观念
头、眼睑和手的动作并不是真正的姿势动作，谢弗伦博士称它们为“要点”。几个要点的连续，他称之为“状态”，这就跟姿势很相近了。他说，一种状态是由“至少涉及半个身体的总的姿势变换而组成的”。一种状态可以持续5分钟左右。
在某一社会情景中，许多人会表现出二至四种状态，尽管谢弗伦博士已经观察到心理治疗学家在一次治疗过程中保持一种状态达20分钟之久。
为了说明状态的运用，请设想这样一种情景：一个人正在坚持某一特殊的观点。听者坐在椅子里，往后靠着，双臂抱在一起，翘着二郎腿，一边倾听着说话人的意见。当听者抓住了他不同意说话人的某个观点时，他随即改变自己的姿态，准备同说话人展开辩论。他可能会身体前倾，放开抱起的双臂和翘起的大腿。当他开始反驳说话人时，他也许会抬起一只手，食指指着对方。说完之后，他又会象原先那样靠在椅背上。双臂抱起，二郎腿翘起一一或者，他会表现出第三种姿态，这是一种更容易为对方接受的姿态：当他往后靠时，双臂和双褪都随之松开。这一姿态表明，我正洗耳恭听呢，你但说不妨。
如果你掌握了一个男人或女人在一次谈话过程中所采用的全部姿态，那么你就获得了谢弗伦博士所谓的“观念”。一个观念能够持续几个小时，它以位置的彻底改变而告终。离开旁间，打个电话，找香烟，上厕所一一中断谈话的任何一种活动都宣布了一种观念的终结。如果去的人又回来了。那么又开始了一种新的观念。
谢弗伦博士认为，交际中姿势的功能在于标出这些单位、要点、姿态和观念。单位本身在会谈中起标点符号的作用。不同的姿态与不同的感情状态有关，而且，当一个人又回到姿态最初出现过的那种状态中时，常常可以再次捕捉到先前有过的情感状态。耐心细致而又观察力敏锐的心理治疗学家，不出多久就能认识到，什么姿势与什么情感状态相关。它们反映的道理也与瓦赫特尔博士所发现的道理相同。他研究的那位妇女愤怒时总是表现出一定的姿势。
熟诸体态语言并且使用它们的普通市民是理解这些姿势的，他能将姿势与所了解的人的情感状态联系在一起，尽管他可能没意识到这一点。这样，他就能够在与这些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实际上占着上风，高人一筹。这门艺术是可以教给别人的，因为它是耐心观察的作用结果，不过，倘若某人意识到了这门艺术的存在，那么他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掌握它。
在如此细致深入地分析姿势之前，精神病学家就已意识到了姿势的存在和作用。本章开头那段轶事中的冶疗学家，就很了解他那位病人的姿势变化。他并没有自觉地认识到经受严重压抑的自杀动机与某种姿势有联系，与死气沉沉、不苟言笑和沮丧颓唐、萎靡不振有关，但他确买不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这种意识十分强烈，致使他烦躁不安，并最终采取了必要的手段去挽救他的病人。
低头表明陈述句的终结，扬头说明疑问句的结束。与此相同，大幅度的姿势变化也表明了相互作用中要点的完结，表明了思想的结束和谈话的结束。例如，变化一下姿势使你不再面对同你谈话的人，这就常常意味着你不想再谈下去。你希望暂时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当小孩受够了父母的教训时，这种姿势就会以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对这种姿势，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好啦，好啦，我懂！”这句话是伴随着一个实际的转身动作而来的，这一姿势传达出来的信息是“够了！让我走！”
不过，谢弗伦也象伯德惠斯特尔和其它研究者一样警告说，我们不可妄想把特殊的姿势变化与特殊的口头声明混为一谈。我们应该避免妄下断语，说此种姿势变化总是意味着这个意思，彼种姿势变化总是表明那个意思。他解释说：“一个事件的意义或作用并不包含在事件本身之内，而是存在于事件与其背景的联系之中。”姿势改变意味着发生某件事情。它并不总是明确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必须结合整个背景来研究姿势变化，以找出所发生的事情。
在不同文化中，这些姿势变化也是千差万别的。在操拉丁语的国家里，手臂在交际中可能起巨大作用，每一句话都伴随着挥手的动作。在人际关系更为紧张的北方国家，我们谈话时很少挥手。
有一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见了福音传教士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我发现他有许多严格的体态语言的姿势变化．他最爱用的一个动作是手指在面前从左到右地慢慢摆动。当他向人们许诺上帝的报偿时，他右手的食指随着他说的话指向上方，而当他斩钉截铁他说完一句话时，这个指头又猛然向下划一个大圈。他爱用的另一个动作是两手伸在胸前平行张开，从上到下做砍切状。他的听众的数量，因他之功而皈依他这一教派的信徒的数量，确凿无疑他说明了他的姿势的有效性。虽然从旁一望便可知道他这些姿势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而不是什么无意识的举动。但关键在于它们配合语言而传达出了一种感情的背景，它们确实创造出了一种“气氛”。
著名影片《康王》有这样一些场面，巨猿走路时的姿态简直跟人一模一样。其间最主要的原因是制片人对体态语言的理解，当康王把费伊？雷抓在手里并看着她的时候，他昂起脑袋偏向一边，那样子恰似一个彻头彻尾的人道的典范。
在使一个人道的或友善的形象得以生动表现的过程中，、体态语言是何等地重要！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经导致在政治上窃居高位的人运用形形色色的体态语言通则，以期获得我们称之为神授能力的那种难以定义的东西。
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就具有这种神授能力。不论他说了些什么，几个随意的动作，一副正确的姿势就迷住了他的听众。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本来就算不上一个高大的男人，但他通过对姿势的利用，就显得很高大。约翰逊（Johnson）在体态语言方面受过训练，但欲改变其形象竟未成功。理查德？尼克松也很清楚地知道体态语言的重要性，并想有意识地利用它来达到驾驭听众的目的。体态语言的这种运用对于摹仿这些政治家的演员来说，真是天赐良策。戴维·弗赖伊（David Frye）这位巧干模仿的演员，正是依靠这些姿势和姿态表现，才使得他所刻画的人物性格栩栩如生。
不择手段
姿势不仅是一种强调谈话内容的方式，而且当人们聚集在一起时，它也是一种可以用来进行互相联系的方法。谢弗伦博士把人们互相联系时表现出来的所有姿势划分为三组。（1）包括的与排除的；（2）面对面的或一致的身体定向；（3）和谐与冲突。
包括或排除指的是，小组的成员包括或排除他人的一种方式，通过把身体、手臂或下肢放置在一定的位置上，他们就完成了这种包括或排除。在鸡尾酒会上，三五个人也许会形成一个小圈子，把所有的其他人排除在外。如三人结为一组坐在长沙发椅上，坐在两边的两个人会成为两道屏障，向中间倾靠，把坐在中间的人关闭起来，从而将其他人排除在外。这样，他们三人就实现了包括。坐在两边的人同时还可以翘起二郎腿，把坐在中间的人锁闭起来。
在前面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治疗小组中的祖母与孙女如何封锁母亲，以免她受到治疗学家的厚爱。这一手段常常用来把非本小组的成员排斥在外，或把本小组的成员包括进来。
小组成员的手臂和下肢，常被无意识地用来保护小组免遭他人闯入，如果你观察一下任何一种性质的小组，婚礼上的，舞会上的，集会上的或家庭晚会上的，你就会注意到小组成员保护其小组的方法真是稀奇古怪，应有尽有。社交集会上的某位男士可能会把脚放在咖啡桌上，作为一道障碍，阻止他人进入。有时，性别会决定小组成员排除他人的方式。谢弗伦博士谈到过某医院中的一个研究小组。小组中的男职员使自己置身于女职员与一位男性来访者之间。仿佛他们正保护着他们那些很可宝贵的占有“物”以免受外来者侵犯，而且，在这种做法中，也许并不存在什么性欲动机，女职员们只不过是作为小组的一部分，所以自然而然受到男职员们的保护。
当一个小组在靠墙的沙发椅上一排地坐着时，或者在开会时，我们可以找出一个识别这个小组中的要人的秘诀，最重要的成员一般说来总是处在某一端。
我们在讨论个人空间的时候，已经解释了不同文化中身体区域的意义，当美国人处在因拥挤而使其区域或领土受到侵犯的情况下时，他们的反应很古怪。在舞会上挤坐在一条长沙发椅上的两个男人可能会调转身子，用背朝着对方，并且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跨起二郎腿，两个人都会用紧靠对方的一只手支起下巴，其作用仿佛是一道防线。
如果一个男人和女人被迫紧挨着面对面坐在一起，而他俩的关系又不亲密时，他们就会保护性地抱起手臂，跷起二郎腿，各自靠向一边。观察这种种防御的好方法，在舞会上慢慢地侵入他人的领土，看看他们的反应方式，看看他们筑起什么防御工事。
姿势所包含的第二类型，谢弗伦博士称之为面对面的或一致的身体定向，这很好理解，意即，两个人在身体姿势方面的相互联系或者是互相面对，或者是肩并肩地并排坐着。大概都朝着“第三者”，如果涉及到三个人，那么往往是两个人并排坐着，一个人坐在对面。假如是四人一组，那么两对并排的人相向而坐。
如果客观的环境不允许人们以这种姿态安排他们的整个身体，他们会恰当安排脑袋、手臂和下肢，以解决这个矛盾。
面对面的姿势通常出现在教师对学生，医生对病人，或恋人对恋人的关系中，并且在这种关系中交流感情和信息。并列的姿势往往表明了某些只需一个人即可进行的活动。阅读、听故事、看电视或演出，这些活动都可由一个人独自完成，当不止一个人一起进行这些活动时，他们也采取并排坐着的方式。
面对面的姿势暗示了所涉及的两个人互相发生作用。当肩并肩的姿势是自由地采取的姿势时，则向我们表明这两人更容易互持中立态度，至少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是这样。舞会或公共集会上，一对夫妻所表现出来的姿势，向我们泄露了有关他俩关系的大量秘密。在一种肩并肩的情况下仍然能得到亲近，方法便是将上半身转过来，面向对方。
最后一种类型是合谐与冲突。它指的是小组的成员互相模仿的能力，当一个小组处于和谐状态时，他们的身体姿态将是互相雷同的。在某些场合下，是镜像似的。
当一个和谐的小组中的一位成员更换姿势时，其他人也会随他而更换姿势。注意到这一点也很有趣。一般来说，小组中姿势的一致也就象征着所有成员意见相同。如果小组中出现了两种见解，那么，各种见解的拥护者都会表现出彼此不同的姿势，而每个小圈子内部的姿势又是相同的，但却与另一小圈子的姿势不一致。
老朋友即使在争论或讨论某事时，也会采取一致的姿势，以表明尽管见解不同，但乃是朋友。离得很近的丈夫和妻子在其中一个人受到他人攻击时，会采取一致的姿势。在体态语言中，另一位在说，“我支持你，我站在你这一边。”
如果有人希望表明自己高于同一小组中的其他人，那么，他可能会故意采取一个不一致的姿势。在医生对病人，父母对子女，教师对学生的关系中，双方的姿势会不一致。这同样也是为了表明身份或地位。在事务会议上，故意采取与众不同的姿势的人，无非是想通过这一行为暗示其地位高人一等。
我认识一家出版社的一位总编辑，在开会时他表现出一种极其古怪的姿势。他身体靠往后面，两手在头部上方叉在一起，然后放在脑袋后面，他的手肘向外伸展，象一对翅膀。这个姿势一下子就使他鹤立鸡群了，象征着他举足轻重。这个动作使他高于出席会议的其他人。
不过，有人向我指出，这位总编辑的直接部下常会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之后，摹仿他的姿势，这是在用体态语言说，“我站在你一边。我对你绝对忠实，领导先生。”他也可能是在说“我这是想拉大旗做虎皮，沾沾你的光呢。”也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他在说，“我想接任你的职务。”
在任何集会上，不论家庭集会也好，社交集会也好，领导者常常为小组树立了姿势的典范，然后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采取这种姿势。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妻子为全家树立标准姿势，那么，她就很有可能在决策中起关键作用，并且实际上充当一家之长。
家庭行为的三条线索
仔细研究一下一个家庭吃饭时的坐位安排吧，谁最先坐，坐在哪个位置？我的一位朋友是个心理学家，他对就坐情形做过研究，他根据家庭关系曾对一个五口之家的坐位安排进行了分忻。
他解释说，“在这个家庭中，父亲坐在桌子上方，他也是一家之长。他的妻子并不同他争夺在家庭中的领导权，她紧挨在他右边坐下。基本原则在于，他俩在就餐时挨得很近，足以同享某种亲密感，但他们与孩子们之间离得也并不远。
“孩子们的坐位安排是非常有趣的，大女儿在同母亲争夺父爱，因此她无意识地坐在父亲左边，其姿势正与母亲相同。
“最小的一个是男孩，他喜欢母亲，这也是男孩子们的正常情况。他坐在母亲右边，离他父亲一个位子。中间不大不小的那个孩子是位姑娘，她坐在姐姐左边。她在餐桌旁的位置也同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一样，是模梭两可，左右为难的。”
这一坐位安排的有趣之点，在于所有家庭成员的坐位都是无意识地按照家庭关系来安排的，姿势的选择也同坐位的选择一样有趣。围绕在长桌周围的地位争夺，可能比围绕在圆桌周围的地位争夺更激烈些。
丈夫和妻子的坐位安排，对于理解这个家庭的结构是很重要。丈夫和妻子各据长桌的一端，通常就是在争夺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即使这种争夺存在于一个无意识的水平上，但总归是存在着的。
当丈失和妻子选择成对角的坐位时，他们一般都对自己的婚姻角色很自负，并且已经以某种方式解决了两人之间的争端。谁坐在桌子上方呢？
如果你掌握了一个男人或女人在一次谈话过程中所采用的全部姿态，那么你就获得了谢弗伦博士所谓的“观念”。一个观念能够持续几个小时，它以位置的彻底改变而告终。离开旁间，打个电话，找香烟，上厕所一一中断谈话的任何一种活动都宣布了一种观念的终结。如果去的人又回来了。那么又开始了一种新的观念。
谢弗伦博士认为，交际中姿势的功能在于标出这些单位、要点、姿态和观念。单位本身在会谈中起标点符号的作用。不同的姿态与不同的感情状态有关，而且，当一个人又回到姿态最初出现过的那种状态中时，常常可以再次捕捉到先前有过的情感状态。耐心细致而又观察力敏锐的心理治疗学家，不出多久就能认识到，什么姿势与什么情感状态相关。它们反映的道理也与瓦赫特尔博士所发现的道理相同。他研究的那位妇女愤怒时总是表现出一定的姿势。
熟诸体态语言并且使用它们的普通市民是理解这些姿势的，他能将姿势与所了解的人的情感状态联系在一起，尽管他可能没意识到这一点。这样，他就能够在与这些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实际上占着上风，高人一筹。这门艺术是可以教给别人的，因为它是耐心观察的作用结果，不过，倘若某人意识到了这门艺术的存在，那么他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掌握它。
在如此细致深入地分析姿势之前，精神病学家就已意识到了姿势的存在和作用。本章开头那段轶事中的冶疗学家，就很了解他那位病人的姿势变化。他并没有自觉地认识到经受严重压抑的自杀动机与某种姿势有联系，与死气沉沉、不苟言笑和沮丧颓唐、萎靡不振有关，但他确买不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这种意识十分强烈，致使他烦躁不安，并最终采取了必要的手段去挽救他的病人。
低头表明陈述句的终结，扬头说明疑问句的结束。与此相同，大幅度的姿势变化也表明了相互作用中要点的完结，表明了思想的结束和谈话的结束。例如，变化一下姿势使你不再面对同你谈话的人，这就常常意味着你不想再谈下去。你希望暂时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当小孩受够了父母的教训时，这种姿势就会以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对这种姿势，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好啦，好啦，我懂！”这句话是伴随着一个实际的转身动作而来的，这一姿势传达出来的信息是“够了！让我走！”
不过，谢弗伦也象伯德惠斯特尔和其它研究者一样警告说，我们不可妄想把特殊的姿势变化与特殊的口头声明混为一谈。我们应该避免妄下断语，说此种姿势变化总是意味着这个意思，彼种姿势变化总是表明那个意思。他解释说：“一个事件的意义或作用并不包含在事件本身之内，而是存在于事件与其背景的联系之中。”姿势改变意味着发生某件事情。它并不总是明确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必须结合整个背景来研究姿势变化，以找出所发生的事情。
在不同文化中，这些姿势变化也是千差万别的。在操拉丁语的国家里，手臂在交际中可能起巨大作用，每一句话都伴随着挥手的动作。在人际关系更为紧张的北方国家，我们谈话时很少挥手。
有一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见了福音传教士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我发现他有许多严格的体态语言的姿势变化．他最爱用的一个动作是手指在面前从左到右地慢慢摆动。当他向人们许诺上帝的报偿时，他右手的食指随着他说的话指向上方，而当他斩钉截铁他说完一句话时，这个指头又猛然向下划一个大圈。他爱用的另一个动作是两手伸在胸前平行张开，从上到下做砍切状。他的听众的数量，因他之功而皈依他这一教派的信徒的数量，确凿无疑他说明了他的姿势的有效性。虽然从旁一望便可知道他这些姿势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而不是什么无意识的举动。但关键在于它们配合语言而传达出了一种感情的背景，它们确实创造出了一种“气氛”。
著名影片《康王》有这样一些场面，巨猿走路时的姿态简直跟人一模一样。其间最主要的原因是制片人对体态语言的理解，当康王把费伊？雷抓在手里并看着她的时候，他昂起脑袋偏向一边，那样子恰似一个彻头彻尾的人道的典范。
在使一个人道的或友善的形象得以生动表现的过程中，、体态语言是何等地重要！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经导致在政治上窃居高位的人运用形形色色的体态语言通则，以期获得我们称之为神授能力的那种难以定义的东西。
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就具有这种神授能力。不论他说了些什么，几个随意的动作，一副正确的姿势就迷住了他的听众。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本来就算不上一个高大的男人，但他通过对姿势的利用，就显得很高大。约翰逊（Johnson）在体态语言方面受过训练，但欲改变其形象竟未成功。理查德？尼克松也很清楚地知道体态语言的重要性，并想有意识地利用它来达到驾驭听众的目的。体态语言的这种运用对于摹仿这些政治家的演员来说，真是天赐良策。戴维·弗赖伊（David Frye）这位巧干模仿的演员，正是依靠这些姿势和姿态表现，才使得他所刻画的人物性格栩栩如生。
不择手段
姿势不仅是一种强调谈话内容的方式，而且当人们聚集在一起时，它也是一种可以用来进行互相联系的方法。谢弗伦博士把人们互相联系时表现出来的所有姿势划分为三组。（1）包括的与排除的；（2）面对面的或一致的身体定向；（3）和谐与冲突。
包括或排除指的是，小组的成员包括或排除他人的一种方式，通过把身体、手臂或下肢放置在一定的位置上，他们就完成了这种包括或排除。在鸡尾酒会上，三五个人也许会形成一个小圈子，把所有的其他人排除在外。如三人结为一组坐在长沙发椅上，坐在两边的两个人会成为两道屏障，向中间倾靠，把坐在中间的人关闭起来，从而将其他人排除在外。这样，他们三人就实现了包括。坐在两边的人同时还可以翘起二郎腿，把坐在中间的人锁闭起来。
在前面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治疗小组中的祖母与孙女如何封锁母亲，以免她受到治疗学家的厚爱。这一手段常常用来把非本小组的成员排斥在外，或把本小组的成员包括进来。
小组成员的手臂和下肢，常被无意识地用来保护小组免遭他人闯入，如果你观察一下任何一种性质的小组，婚礼上的，舞会上的，集会上的或家庭晚会上的，你就会注意到小组成员保护其小组的方法真是稀奇古怪，应有尽有。社交集会上的某位男士可能会把脚放在咖啡桌上，作为一道障碍，阻止他人进入。有时，性别会决定小组成员排除他人的方式。谢弗伦博士谈到过某医院中的一个研究小组。小组中的男职员使自己置身于女职员与一位男性来访者之间。仿佛他们正保护着他们那些很可宝贵的占有“物”以免受外来者侵犯，而且，在这种做法中，也许并不存在什么性欲动机，女职员们只不过是作为小组的一部分，所以自然而然受到男职员们的保护。
当一个小组在靠墙的沙发椅上一排地坐着时，或者在开会时，我们可以找出一个识别这个小组中的要人的秘诀，最重要的成员一般说来总是处在某一端。
我们在讨论个人空间的时候，已经解释了不同文化中身体区域的意义，当美国人处在因拥挤而使其区域或领土受到侵犯的情况下时，他们的反应很古怪。在舞会上挤坐在一条长沙发椅上的两个男人可能会调转身子，用背朝着对方，并且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跨起二郎腿，两个人都会用紧靠对方的一只手支起下巴，其作用仿佛是一道防线。
如果一个男人和女人被迫紧挨着面对面坐在一起，而他俩的关系又不亲密时，他们就会保护性地抱起手臂，跷起二郎腿，各自靠向一边。观察这种种防御的好方法，在舞会上慢慢地侵入他人的领土，看看他们的反应方式，看看他们筑起什么防御工事。
姿势所包含的第二类型，谢弗伦博士称之为面对面的或一致的身体定向，这很好理解，意即，两个人在身体姿势方面的相互联系或者是互相面对，或者是肩并肩地并排坐着。大概都朝着“第三者”，如果涉及到三个人，那么往往是两个人并排坐着，一个人坐在对面。假如是四人一组，那么两对并排的人相向而坐。
如果客观的环境不允许人们以这种姿态安排他们的整个身体，他们会恰当安排脑袋、手臂和下肢，以解决这个矛盾。
面对面的姿势通常出现在教师对学生，医生对病人，或恋人对恋人的关系中，并且在这种关系中交流感情和信息。并列的姿势往往表明了某些只需一个人即可进行的活动。阅读、听故事、看电视或演出，这些活动都可由一个人独自完成，当不止一个人一起进行这些活动时，他们也采取并排坐着的方式。
面对面的姿势暗示了所涉及的两个人互相发生作用。当肩并肩的姿势是自由地采取的姿势时，则向我们表明这两人更容易互持中立态度，至少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是这样。舞会或公共集会上，一对夫妻所表现出来的姿势，向我们泄露了有关他俩关系的大量秘密。在一种肩并肩的情况下仍然能得到亲近，方法便是将上半身转过来，面向对方。
最后一种类型是合谐与冲突。它指的是小组的成员互相模仿的能力，当一个小组处于和谐状态时，他们的身体姿态将是互相雷同的。在某些场合下，是镜像似的。
当一个和谐的小组中的一位成员更换姿势时，其他人也会随他而更换姿势。注意到这一点也很有趣。一般来说，小组中姿势的一致也就象征着所有成员意见相同。如果小组中出现了两种见解，那么，各种见解的拥护者都会表现出彼此不同的姿势，而每个小圈子内部的姿势又是相同的，但却与另一小圈子的姿势不一致。
老朋友即使在争论或讨论某事时，也会采取一致的姿势，以表明尽管见解不同，但乃是朋友。离得很近的丈夫和妻子在其中一个人受到他人攻击时，会采取一致的姿势。在体态语言中，另一位在说，“我支持你，我站在你这一边。”
如果有人希望表明自己高于同一小组中的其他人，那么，他可能会故意采取一个不一致的姿势。在医生对病人，父母对子女，教师对学生的关系中，双方的姿势会不一致。这同样也是为了表明身份或地位。在事务会议上，故意采取与众不同的姿势的人，无非是想通过这一行为暗示其地位高人一等。
我认识一家出版社的一位总编辑，在开会时他表现出一种极其古怪的姿势。他身体靠往后面，两手在头部上方叉在一起，然后放在脑袋后面，他的手肘向外伸展，象一对翅膀。这个姿势一下子就使他鹤立鸡群了，象征着他举足轻重。这个动作使他高于出席会议的其他人。
不过，有人向我指出，这位总编辑的直接部下常会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之后，摹仿他的姿势，这是在用体态语言说，“我站在你一边。我对你绝对忠实，领导先生。”他也可能是在说“我这是想拉大旗做虎皮，沾沾你的光呢。”也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他在说，“我想接任你的职务。”
在任何集会上，不论家庭集会也好，社交集会也好，领导者常常为小组树立了姿势的典范，然后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采取这种姿势。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妻子为全家树立标准姿势，那么，她就很有可能在决策中起关键作用，并且实际上充当一家之长。
家庭行为的三条线索
仔细研究一下一个家庭吃饭时的坐位安排吧，谁最先坐，坐在哪个位置？我的一位朋友是个心理学家，他对就坐情形做过研究，他根据家庭关系曾对一个五口之家的坐位安排进行了分忻。
他解释说，“在这个家庭中，父亲坐在桌子上方，他也是一家之长。他的妻子并不同他争夺在家庭中的领导权，她紧挨在他右边坐下。基本原则在于，他俩在就餐时挨得很近，足以同享某种亲密感，但他们与孩子们之间离得也并不远。
“孩子们的坐位安排是非常有趣的，大女儿在同母亲争夺父爱，因此她无意识地坐在父亲左边，其姿势正与母亲相同。
“最小的一个是男孩，他喜欢母亲，这也是男孩子们的正常情况。他坐在母亲右边，离他父亲一个位子。中间不大不小的那个孩子是位姑娘，她坐在姐姐左边。她在餐桌旁的位置也同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一样，是模梭两可，左右为难的。”
这一坐位安排的有趣之点，在于所有家庭成员的坐位都是无意识地按照家庭关系来安排的，姿势的选择也同坐位的选择一样有趣。围绕在长桌周围的地位争夺，可能比围绕在圆桌周围的地位争夺更激烈些。
丈夫和妻子的坐位安排，对于理解这个家庭的结构是很重要。丈夫和妻子各据长桌的一端，通常就是在争夺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即使这种争夺存在于一个无意识的水平上，但总归是存在着的。
当丈失和妻子选择成对角的坐位时，他们一般都对自己的婚姻角色很自负，并且已经以某种方式解决了两人之间的争端。谁坐在桌子上方呢？
当然，如果桌子很小，他们俩人则面对面地坐着。这对于亲密状态来说，大概是最令人满意的位置了。
桌旁的位置安排，能够为了解家庭内的支配权提供一条线索。家庭关系的另一条线索存在于家庭内部的严谨与散漫上面。
我的一位朋友是摄影师。他被派往中西部某大城市为一位市长侯选人拍摄一些日常生活照片，他同这家人一道过了一整天，最后却怨气冲天，扫兴而归。
他告诉我说，“也许我拍出了一张还不错的照片。我让他唤狗。那一片刻是他放松自己的唯一瞬间。”
我让朋友解释一下，他说：“他家的屋子是个极端保守的地方之一，是我到过的最正统的地方。塑料薄膜盖在灯罩上面，样样东西部安排得井井有条，一丝不苟，他那该死的妻子随时跟在我身边，收拾闪光灯，把我香烟上的烟灰接在一个盘子里。我怎么能拍摄到轻松愉快的照片呢？”
我懂得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见过许多这样的家庭，这些人家代表着一个“封闭式的”家庭，有关家庭的一切事情都是关闭起来的，严格的。甚至连他们所表现出的姿势也是僵硬的、顽固的。在这些整洁、规矩的家庭中，一切事物都是那么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我们通常可以肯定，这样一个家庭中的人极少有自发的情绪，却有着更多的紧张的神经，他们不大可能有自由的观点，不大可能接受超凡脱俗的思想，而更可能与社会的标准保持一致。
相反，“开放式的”家庭会有一种使人仿佛置身其中的家庭环境，看起来乱七八糟，凌乱不堪。这些家庭的成员们较少僵化，较少苛求，而在思想和行动上更为自由，更开放。
在封闭的家庭里，每个成员可能都有自己专门的椅子，有自己的领土，在开放的家庭中，人们不介意谁坐在哪儿。谁先坐在那儿，谁就该坐那儿。
从体态语言学的意义上讲，封闭的家庭通过其呆板的动作、正规的方式和小心的姿势传达出自己的僵化。开放的家庭用活泼的动作、随便的方式和自由的姿势传达出自己的活跃。它的体态语言大声叫道，“放松些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自由自在，心情舒畅。”
这两种态度反映在母亲对孩子的爱抚行为的触角上，她是一个不苟言笑、一本正经的母亲呢，还是一位轻松愉快、随随便便的母亲。她的态度会影响孩子们，又在孩子们的行为中反映出来。
当然，这里说的是两个极端的情况，绝大多数家庭都处在这两者之间，有点开放也有点封闭。有的家庭不偏不倚既不开放也不封闭；有的家庭则在这一尺度上或左或右地倾斜。研究家庭的旁观者，可以把开放或封闭作为理解家庭的一个线索来使用。第三个同等重要的线索是家庭内的模仿。
在一个家庭中，究竟谁模仿谁呢？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如果某个家庭中妻子最先采用某种动作，然后家里的其他成员学他的样，这样一来，她就是在为全家人树立榜样，她可能就是夫妻双方中起支配作用的一方。
桌旁的位置安排，能够为了解家庭内的支配权提供一条线索。家庭关系的另一条线索存在于家庭内部的严谨与散漫上面。
我的一位朋友是摄影师。他被派往中西部某大城市为一位市长侯选人拍摄一些日常生活照片，他同这家人一道过了一整天，最后却怨气冲天，扫兴而归。
他告诉我说，“也许我拍出了一张还不错的照片。我让他唤狗。那一片刻是他放松自己的唯一瞬间。”
我让朋友解释一下，他说：“他家的屋子是个极端保守的地方之一，是我到过的最正统的地方。塑料薄膜盖在灯罩上面，样样东西部安排得井井有条，一丝不苟，他那该死的妻子随时跟在我身边，收拾闪光灯，把我香烟上的烟灰接在一个盘子里。我怎么能拍摄到轻松愉快的照片呢？”
我懂得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见过许多这样的家庭，这些人家代表着一个“封闭式的”家庭，有关家庭的一切事情都是关闭起来的，严格的。甚至连他们所表现出的姿势也是僵硬的、顽固的。在这些整洁、规矩的家庭中，一切事物都是那么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我们通常可以肯定，这样一个家庭中的人极少有自发的情绪，却有着更多的紧张的神经，他们不大可能有自由的观点，不大可能接受超凡脱俗的思想，而更可能与社会的标准保持一致。
相反，“开放式的”家庭会有一种使人仿佛置身其中的家庭环境，看起来乱七八糟，凌乱不堪。这些家庭的成员们较少僵化，较少苛求，而在思想和行动上更为自由，更开放。
在封闭的家庭里，每个成员可能都有自己专门的椅子，有自己的领土，在开放的家庭中，人们不介意谁坐在哪儿。谁先坐在那儿，谁就该坐那儿。
从体态语言学的意义上讲，封闭的家庭通过其呆板的动作、正规的方式和小心的姿势传达出自己的僵化。开放的家庭用活泼的动作、随便的方式和自由的姿势传达出自己的活跃。它的体态语言大声叫道，“放松些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自由自在，心情舒畅。”
这两种态度反映在母亲对孩子的爱抚行为的触角上，她是一个不苟言笑、一本正经的母亲呢，还是一位轻松愉快、随随便便的母亲。她的态度会影响孩子们，又在孩子们的行为中反映出来。
当然，这里说的是两个极端的情况，绝大多数家庭都处在这两者之间，有点开放也有点封闭。有的家庭不偏不倚既不开放也不封闭；有的家庭则在这一尺度上或左或右地倾斜。研究家庭的旁观者，可以把开放或封闭作为理解家庭的一个线索来使用。第三个同等重要的线索是家庭内的模仿。
在一个家庭中，究竟谁模仿谁呢？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如果某个家庭中妻子最先采用某种动作，然后家里的其他成员学他的样，这样一来，她就是在为全家人树立榜样，她可能就是夫妻双方中起支配作用的一方。
在兄弟姐妹中，只要观察一下最先做出某个动作的孩子，注意一下模仿他动作的那些孩子，就很容易看出支配力量之所在了。
通过仔细观察体态语言被其他人模仿的方式，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一个家庭中的众望所归了，儿子是不是模仿父亲的姿势，女儿是不是模仿母亲的姿势？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肯定，这一家庭组织处于良好的状态，当儿子开始学母亲的动作而女儿开始学父亲的动作时，你就得警惕了。这是体态语言的早期警报。“我走上歧路了，应该给我矫正一下。”
通过仔细观察体态语言被其他人模仿的方式，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一个家庭中的众望所归了，儿子是不是模仿父亲的姿势，女儿是不是模仿母亲的姿势？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肯定，这一家庭组织处于良好的状态，当儿子开始学母亲的动作而女儿开始学父亲的动作时，你就得警惕了。这是体态语言的早期警报。“我走上歧路了，应该给我矫正一下。”
深谋远虑的心理学家，在治疗病人时，会设法弄清整个家庭组织中的某些东西，并且最重要的是，了解病人在家庭中的地位。
把病人当作一个与家庭无关的个体来治疗，就不会理解病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方面，就不会理解他与他的家庭的关系。
有些心理学家正在开始执着地使用包括整个家庭在内的一种治疗法。治疗学家只有在对家庭的基本研究的基础上来治疗病人，才能使自己看到并理解所有的家庭关系，并理解这些关系是怎样地影响了他们的病人。这一天终会到来。
我们的第一种关系是家庭关系，第二种关系是与世界的关系。不彻底探索第一种关系，也就无法理解第二种关系。
把病人当作一个与家庭无关的个体来治疗，就不会理解病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方面，就不会理解他与他的家庭的关系。
有些心理学家正在开始执着地使用包括整个家庭在内的一种治疗法。治疗学家只有在对家庭的基本研究的基础上来治疗病人，才能使自己看到并理解所有的家庭关系，并理解这些关系是怎样地影响了他们的病人。这一天终会到来。
我们的第一种关系是家庭关系，第二种关系是与世界的关系。不彻底探索第一种关系，也就无法理解第二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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