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虽然我还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芬，虽然我还不知道芬是什么状况，心里已经打起了见到芬时的草稿了。
我要对芬说什么呢？说小马柱读了医学研究生？说徐从蓉做了砖瓦场的老板？说孙小江终于娶了柴素兰做老婆又离了？说家胜得了心脏病十七岁那年死了？……要说的事情在心里壅塞着，如一团乱麻。不行，这些一定不是芬最关心的。我应该说妈妈很想你芬，那么爸爸呢？……我怎么能把二十年的变故用一句话说得完说得清啊！二十年的阻隔，要有足够的时间才可以疏通。
我在南京下了火车，双脚不很真实地踏在了江南的土地上。随着人流涌出车站，我却不知何往。站在车站外面的广场上，心里一片迷茫：信封上那个小镇在哪里？毕竟还是冬天，江南潮湿的小风吹过来，透骨的冷，我紧了紧领口。从茫茫的人海中抬头远望，一座座高楼直冲云天，显示着这个城市的繁华和尊严，不知我可以在何处措足。在一位老人的指点下，我提着沉重的旅行包沿着马路边的人行道向汽车站走去，连续坐了几天火车，脚下轻飘飘的，感觉江南的地都是软的。好在路不是很远，穿过一个天桥就到了。
南京真是一个像样的大都市，到处人山人海。快过年了，在外的人都在往家赶，大包小裹的，神情挂满了喜悦，想必今年在外的收入不错，至少现在回家的心情不错。这个六朝古都，到底能承负人们多少期盼呢？从乱七八糟的人声中，我感觉自己实实在在成了一个外乡人，那些或生硬或柔软的方言我大半听不懂。哈尔滨也是一个不小的城市啊，我在那里读了四年书，从来没有离家的感觉，那儿的语言是和我相同的东北话——是的，乡音的差异有时比气候的差异给人的冲击更加强烈，让你无处遁逃。我终于理解张姨当年的孤单了，难怪她那么喜欢和妈妈在一起，妈妈能听懂她的话啊，只有有人听懂自己才能够摆脱那种被孤立的感觉。
为了张姨的语言，我和芬还跟一群小兔崽了干过一架呢。东北人喜欢叫朝鲜人“高丽棒子”，那一定是一种蔑称。有一天张姨又在头上顶着一只小篮子从远处走来，那群小崽子齐声地喊：快看，高丽棒子！芬的脸一下就红了。还没等她说话，我一下就冲了过去，用父亲教我的一招半式和他们干了起来，嘴里还不停地骂着：你妈才是高丽棒子！你奶奶才是高丽棒子！芬来拉我，看一群小崽子围攻我，我的脸上已经被抓了好几道血绺子。我打红了眼，拉不开，她就捡起一根棍子朝他们抡过去，把他们打得四处逃窜，他们嘴里还在喊：小高丽棒子！小高丽棒子！我要去追他们，芬把我紧紧地抱住，才算罢手。
芬把我送回家，妈妈刚要骂我，芬就迫不及待地为我辩解。了解了原委，妈妈倒没有批评我，开始为我擦洗满脸的灰土。不一会张姨就和芬一起来了，芬是怕我挨骂，搬救兵去了。张姨抚着我凌乱的头发，眼睛红红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张姨到这里能听懂鸟叫一样的吴侬软语吗？还有人嘲笑她吗？有人和她说话吗？不知道芬的语言有没有改变，听说南方人瞧不起北方人，说不准她在外受了多少委屈。
上了长途汽车，我的眼睛就一刻也没离开过车窗。一排排白杨树向后退去，扑面而来的是平坦的农田，整整齐齐的，像我和芬小时候玩“天下太平”时画出的“田”字，里面都种着青菜，后来才知道那是油菜，春天开花的时候一片嫩黄，香气四处飘荡，把空气、把人都薰成香的。
中午，来到了这个叫张集的集镇。镇子不是很大，但非常整齐，一排排两层小楼，都是青砖绿瓦的，和东北的集镇完全不同。街道上摆满了过年时的各种食物和用品，花花绿绿的。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我听不懂，也没有心思听。心里颤颤的，希望能尽快找到芬家，又有些胆怯。
犹豫之间，早有几辆载客的摩托车冲过来，杂七杂八地问我去哪里。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就问他们有家从东北来的姓张的人家在哪里住。他们一听我的口音就明白了：你是说张老伯家吧？上车上车，我带你去！
车子载着我和两个沉沉的手提包，穿进一条小巷，跨过几座小石桥，停在了一幢小楼前。驾车的小伙子大声地喊：张老伯，张老伯，来客人咧！我愣愣地站在原地：这就是张叔家吗？我真的找到他们了吗？真的找到芬了吗？原来料想的困难就这样过去了吗？其实我们和张叔他们之间也就是四天的距离啊！为什么要用二十年、两代人才走完？人生有时就是一场梦啊！
（待续）
200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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