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家爆炸案：蹊跷侦办逻辑需要彻底反省

云南巧家“5·10”爆炸案，昨日传出最新进展：云南昭通警方通报称，该案“已成功告破”，涉案犯罪嫌疑人邓德勇、宋朝玉“用手机引爆实施爆炸”，爆炸案死者赵登用亦系本案受害者之一。同时，昭通警方对此前因表述不严谨、不确切而“向社会公众、赵登用及其家属表示诚恳道歉”。

一桩刑事案，引来两拨舆论瞩目，巧家爆炸案的个中蹊跷与诡异，令人唏嘘。恶性案件无法预估却俨然一触即发，与死伤情况同步被关注的，是案件诱因。从一开始，巧家爆炸案便有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各种传闻，驱不散、扑不灭，到警方权威发布、诅咒发愿般锁定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赵登用，时间很短，仅仅几天，而且是动用官方媒体引述警方说法，坚称“作案动机目前尚不明确，但与征地拆迁无关”。

刑事案件侦办，可以有一个过程，包括允许各种假想推理以及试错的存在，昭通警方在“成功告破”之后能给予此前蒙冤的赵登用及其家属一声道歉，亦或算得上诚恳。但现在看来，却又过于轻飘，长时间给受害者以不白之冤，对受害者家属甚至一度控制人身自由，需要有更显诚意与歉意的弥补措施。

梳理警方一度坚持的各种说法，不难理出一条虽蹊跷、却实用性颇强的侦办逻辑。在“作案动机尚不明确”的情况下，独独先期排除掉与“征地拆迁”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当时正受着“暴力强拆、补偿不到位”等舆论指责的地方政府而言，显然有着现实性极强的功用。尽一切可能将案件引向所谓“报复社会”的思路，在短时间内或算奏效，却注定无法掩饰包括此案之前4月中旬同样发生在巧家县的另一起强拆命案，及其背后紧张而严峻的县域拆迁危局。相较外界关注所给予本案最终侦破的压力与督促，掺杂地方经济利益和某些畸形大局观的无谓干扰，却显然并非一股可堪宣扬的正能量。回头来看，彼时媒体与网友对警方过于武断地给出“与征地拆迁无关”说法的疑问，倒是更具理性与求真精神。

案发伊始，昭通警方曾连开几场新闻发布会，包括赵登用私人QQ空间内容在内的证据被用来证明赵“生前有暴力倾向”，所谓“报复社会”的说法经由官方渠道被广为传播。南都社论彼时便对此种被强行拉入司法程序的“诛心之论”表达担忧，不少网友也生发出“网上言论须谨慎”的不安。平日网络言论成为某些预设结论的依据，荒诞如彼的证据链生成逻辑，经由一场乌龙的巧家爆炸案，让人读出的是无法驱散的不寒而栗。在此言说背景之下，回头再看公安局长的“用前程作保”说，或许会消解部分荒诞的成分，因为个中元素的莫名串联，都明白无误地指向同一目标。

即便是案件“已成功告破”的当下，昭通警方在本案中显现出的某些侦办思路，亦很难说有了质的变化，更遑论反思。据昨日当地媒体发布的官方答问录，目前已被逮捕的本案两位犯罪嫌疑人，在6月1日凌晨被警方带走，家属直到7月10日都未收到任何法律凭证。警方称据以办理的依据源自《刑诉法》第64、71条等规定，所涉法律条文事关拘留、逮捕两大强制措施的程序规定，均要求在24小时内将羁押原因和处所告知家属或所在单位，例外情况则是“有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有碍侦查”条款在司法实务中被滥用的情况，可见一斑。由本案也能体会到，此前社会各界经过艰难争取才换来的新《刑诉法》对“有碍侦查”条款的部分限制，是何其迫切。

巧家爆炸案，个中蹊跷亟待反省。相较于本案前期的仓促断语，后期犯罪嫌疑人从抓获到公开，却又极尽拖延，其身后的处事逻辑是否依然在延续？目前，官方通报终于承认，本案系因“对被征收土地和房屋补偿不满”所引发，但抓获犯罪嫌疑人之后长达两个月的静默期，除了“扎实深入的侦办工作”需要外，是否仍旧在顾及某种地方情绪？公众对巧家爆炸案的关注与疑虑，源于案发地警方不那么专业和严谨的刑事侦查程序，专业精神被掺杂在地方利益中无法自拔，其间能被牺牲、被构陷的只剩下公民的宝贵清誉。巧家案虽已“成功侦破”，却远未终结，办案机关需要用独立、严谨的侦办活动，继续接受程序正义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