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锺书到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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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钱锺书到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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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现代的“客厅”文化现象,最有名的莫过于北平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梁家客厅”,以及上海曾孟朴、曾虚白父子的“曾家客厅”和邵洵美的“邵家客厅”。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存在过并产生相当影响的文化沙龙。而宋以朗《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一书中所谓“宋家客厅”,却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指作者的父亲宋淇在不同的时期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曾有密切的交集。
宋淇一生交游广阔,并与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保持着多年书信联系。这些书信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那些老友间鱼雁往返的文字,或交流创作心得,或畅谈文学观点,也有具体的经历、见闻等生活层面的信息传递,且不乏内心的五味杂陈、精神世界的起伏,诸多内容对于修正文学评论界、读者间对这些文学人物的某些谬传别具助益。《宋家客厅》一书就是以这些书信为线索,重点梳理宋淇与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四位的交往史。
宋淇是张爱玲中后期创作的见证人和文学遗产的首位执行人,因此书中不惜笔墨写得最详细的也是张爱玲,从1952年秋在香港结识开始,一直写到张爱玲去世后遗作的整理出版。书中所讨论的张爱玲中后期创作的许多问题,比如张爱玲与美国新闻处的关系、如何评价《秧歌》与《赤地之恋》、张爱玲编剧生涯及《红楼梦》剧本风波、有关《色,戒》的误会、张爱玲英文写作与翻译等,作者都根据大量第一手材料,给出了很有说服力的结论。现在有不少人认为,《秧歌》是张爱玲根据美国新闻处给的大纲写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作者在书中说,张爱玲在报纸上看到美国新闻处的招聘广告,便投了简历,结果被选中。当时麦卡锡问张爱玲还在做什么,她回答说正在撰写和润饰小说《秧歌》,可见她还没听过“美国新闻处”这个名字时就开始写了,并非“授权”、“委托”之作。至于她用英文写作《秧歌》,并非是完成美国新闻处派给的任务,而是因为“《秧歌》这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国读者的口味——尤其是东南亚的读者——所以发奋要用英文写它”,意思是要拿到国外出版赚稿费。结果《秧歌》在美国出版后,真的好评如潮。
宋淇被钱锺书视为知己,他们相识始于1942年的上海,通信则从1979年起至1989年间,累计达138封。有段日子他们每星期都有聚会,傅雷、夏志清便是在这样的聚会上结识钱锺书的。比较鲜为人知的是,钱锺书早于三十多岁时已被视为“国宝”。吴兴华在1943年写给宋淇的一封信中说:“念英文的前辈常风称 钱锺书先生为‘国宝’,十足表出五体投地之概,使我益发引未能一见钱先生为恨事。”难怪上一辈流传这句话:“平生不见钱锺书,便称英雄也枉然。”钱先生写信,毛笔、圆珠笔、打字机都用,语言主要是文言,但每封信都点缀着多国语言。钱先生致宋淇的最后一封信,日期是1989年1月15日,他写道:“久阙音问,惟心香祝祷兄及美嫂身心康泰,无灾少病。贱恙承远注,并厚惠良药,感刻无已。去夏以来,渐趋平善,除西药外,兼服中药调理,望能免于polypharmacy(治疗一种疾病时的复方用药)之害,而得收synergism(药力协同)之效。然精力大不如前,应酬已全谢绝。客来亦多不见,几欲借Greta Garbo(葛丽泰.嘉宝)‘I want to be alone’(我要自个儿待着)为口号,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信手拈来,语调风趣,尤其是最后这个当下网友常用的“呵呵”,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二十多年前一位年近八十的老人。
本书内容有着详尽的出处,叙事冷静而流畅,兼有家族史、文学史和传记等层面的意义,值得认真细读。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
作者:宋以朗
出版:花城出版社
时间: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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