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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著有《开埠》、《火柴大王刘鸿生》、《拥抱阿里山》、《把名字写在水上》、《文园读书记》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文艺奖等。邮箱:13806078656@1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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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9 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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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

操守

齐如山

分类: 文园夜读

读书人的操守

  



《文园夜读》专栏一般推荐近两年的新书,但我今天要破例推荐一本旧书。说它旧,是因为它出版于10多年前。但对我来说,它是新书,因为之前没读过。我相信读过的人不多。于读者而言,没读过的书都是新书。

此书得之于厦大谢泳教授推荐,书名页有原书拥有者宋新夫的签名。我上网查了一下,宋新夫是一名穿军装的学者,曾与李承合著过《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价值研究》一书,由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我说的这本书叫《中国的科名》,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先生,全书25章,讲的都是中国科举的事情,非常值得一读。显然,当年宋新夫是买来作参考书的。

齐如山先生在戏曲界是大师级人物,他1875年出生于河北高阳,受过完整、系统的旧式教育,不仅在戏曲理论方面造诣精深,而且对始于唐朝的中国科举制度作过深入研究。据他在《中国的科名》一书中说,一些旧戏、旧小说里常讲“发财最好当知县”,但真正当了知县发财的都不是科举正途出身,考中进士后做知县的人,腐败发财的极少,固然不敢说没有,但一省之中,十年八年都难见到一个进士出身的知县犯贪污受贿的毛病。熟悉历史的人,都认同这个说法。

齐如山先生还说,不仅进士知县极少腐败的,其他科举进士出身的官员大多数也都是正人君子。以明清两朝为例,由科举进士出身的人员,不知有多少万了,但像严嵩那样的败类,确是极少的少数;而两袖清风的宰相大臣,则不乏其人,例如乾隆朝的状元首辅王杰,就是一个榜样。王杰在朝四十余年,忠清劲直,老成端谨,不结党营私,不趋炎附势特别是在与奸贪之臣和珅的斗争中表现了他刚正不阿的品格,经常与和珅在朝中争得面红耳赤。还有我们熟悉的探花郎张之洞和进士李鸿章,做了多少年的封疆大吏,一个被人尊称“香帅”,一个被人尊称“李中堂”,权倾一方,也都没有发大财。

事实上,在清朝历史上,这样的廉洁大员不少,像和珅之类的贪财者并不多。和珅参加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科举,但名落孙山。他后来是以文生员承袭三等轻车都尉步入仕途的,可谓一介武夫。那时候像和这样的旗人比汉人腐败,但真正旗人中由科举出身的,许多也很讲名节,比如满洲镶黄旗人尹继善,雍正元年(1723年)进士,历任封疆大吏几十年,所谓一督云贵,三督川陕,四督两江(江南、江西),曾于一个月之内,兼掌将军、提督、巡抚、河漕、盐政、学政等九官大印,最后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这样声名显赫的大员,去世之后并没什么遗产。还有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的大臣鄂尔泰,他是满洲镶蓝旗人,科举出身,名臣田文镜李卫为雍正朝重臣,外放做过巡抚总督,回京任大学士军机大臣许多年,后受雍正皇帝遗命与张廷玉等辅政乾隆,总理事务,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位科举出身的满人也不要钱财,极顾名誉。齐如山先生感叹说,这只有科举正途出身的人才有此操守。

为什么科举正途出身的读书人普遍操守比较好呢?齐如山先生分析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科举考试相对比较公正,十年寒窗,考中不易,光宗耀祖,所以都很珍惜;二是能考中的都是真正的读书人,经书读多了,自然要受到书中道理的感化,懂得“克己”修身,抑制自己的欲望,抗拒钱财的诱惑。所以齐如山先生说,科举制度在清末被废除,不是因为考试方式不好,而是考试内容没有与时俱进。世界上的事情,凡不知随时变动改良者,最终都会被淘汰。但科举制度鼓励人读书上进,这一点现在依然有它的价值。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读书不仅能学到各种知识,还能修身养性,洁身自好。

 

《中国的科名》

著者:齐如山

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

时间:20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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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小说《西游记》

何  况



林庚的《西游记漫话》是一位阅读量颇大的书友在书店里竭力向我推荐的。说实话,当时我是不想驳书友面子才勉强买下的。通读两遍之后才真正意识到,此书作者林庚不愧是著名诗人,他用独具的诗心与童心观照《西游记》,从中发现了一个少有人知的“童话的天真世界”。

虽然林庚是北大教授,但《西游记漫话》不是那种学院派的高头讲章,它从头至尾没有版本考据,没有文献征引,没有研究综述,作者反复阅读文本,“一部《西游记》不知前后读了多少遍,随手翻到哪里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读下去,对于其中的细节,也都仿佛可以背诵似的”,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判断,根本不理会那些学界通行的“成说”。

关于《西游记》的主题,学界众说纷纭。按阶级斗争观点来解读,是正邪不两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按宗教观点来解读,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归佛悟道,修成正果……林庚认为,书中确有正邪之争,但许多精彩场面无法单纯以“正邪之争”来看待;书中也确有宗教因素,但对于孙悟空来说,这些佛教的因素始终是外在的,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孙悟空本人的性格及行为方式,更没有渗透到他的精神世界中去。事实上,孙悟空本人没有任何信仰,也没有丝毫崇拜权威的意识,他放言无忌、嘲弄一切,对于佛教及佛家人物常常随意戏谑。佛教的教义以大慈大悲为主,而孙悟空却自始至终大开杀戒;佛家的归宿在静,孙悟空却连一会儿都静不下来,更谈不上打坐念经,静悟佛家真谛了。因此,《西游记》虽然凭借了西天取经的故事框架,但主人公孙悟空显然不是一个佛教徒的形象。

在林庚看来,孙悟空所以永远那样轻松自如,胜任愉快,“生而复死,死而复生”,就如同孩子捉迷藏,“彼此间的格斗不存在真正的危险”。他与妖魔以及诸天神的角逐,也明显带有游戏意味。比如与二郎神追逐,土地庙外树起了旗杆,钻到老妖肚子里翻跟斗,都是属于顽童的恶作剧。他在朱紫国读到国王征求名医的榜文,便满心欢喜,“且把取经事宁耐一日,等老孙做个医生耍耍”。只要他高兴,可以做个医生耍耍,当然更不妨捉几个妖怪耍耍。“其实,孙悟空一路西行,所经历的一切都莫非兴致盎然的游戏。”正因为他将这一切出生入死的经历都看作是一场有趣的游戏,所以他即便面对着最严峻的考验,也是一种孩子即兴式的游玩态度。

林庚据此认为,《西游记》是一部富于童话性的小说,包含着丰富的童话因素。成人的小说,乃至远古的神话,都不可能像《西游记》这样将全部的兴趣投入一个动物的世界,这是从儿童的眼光所看到的世界。儿童看这个世界,本来就有如一场轻松的游戏。所以孙悟空一会儿扮作医生,一会儿扮作老道,在儿童来说,这些都无可无不可。在游戏中,儿童是充分解放的,让天真的心灵自由地表露。所以《西游记》中这些发生在动物王国中的故事,最终是完成了一个天真的儿童的乐园。孙悟空所以从来都有那样乐观的心情,那样活泼充沛的想象与自由不羁的性格,正是童话精神的真正体现。动物世界、儿童的游戏性,天真的童心与非逻辑的想象,这一切形成了弥漫在《西游记》中的童话的气氛,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孙悟空才得以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充分自由地发展他的性格特征,并且将他性格形象的精神内涵推向了最完美的高度。“孙悟空作为一个完整而丰富的性格形象,在艺术上是成功的。孙悟空所代表的童话精神也将永远赢得人们的喜爱。”

正因为《西游记》的童话性,读者对其中逻辑上前后不一致的地方竟不加追究,默认其依情境的转移而改变人物降妖伏魔的本事。孙悟空有时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有时又降到凡人的层次,陷入本不该陷入的困境。林庚认为,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西游记》中想象的创造性与无限性”。若按成人的逻辑,孙悟空有通天本事,西天取经应该易如反掌。吴承恩真要这么写,你还读《西游记》吗?


《西游记漫话》

著者:林庚   出版:商务印书馆  时间: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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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故

心史

严晓星

人文

分类: 文园夜读

有真材实料的《掌故》

何  况



“有一代人的心史,就有一代人的掌故。”以书代刊的《掌故》自2016年印行第一集以来,迄今已出到第四集,深受读书人的喜爱。我每集必买,到手后急切翻开从头读到尾,几乎不漏一文。这让我回想起当年研读沈昌文时代《读书》杂志时的情景。

《掌故》的编者阵容强大。在钟叔河、董桥、陈子善、赵珩、白谦慎的“顾问”之下,由出版过《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等专著的敦煌文献研究者、中华书局掌门人徐俊出任主编,并请出版过《近世古琴逸话》《梅庵琴人传》《条畅小集》《金庸识小录》等专著且有编辑组稿经验的古琴研究专家、文史随笔作家严晓星担任执行主编。

作者队伍更堪称豪华:白谦慎、扬之水、何家干、郑重、雪克、胡文辉、黄恽、赵珩、韩天衡、苏枕书、范旭仑、柳向春、陈徒手、唐吟方、严锋、王培军、沈亚明、艾俊川……他们有情怀、有故事、有文采,出手都是有真材实料的锦绣文章,集合起来就是一桌盛宴。

何为掌故?执行主编严晓星在第一集的“编后语”中写道:“掌故就是了解沿革、记录事迹、留存轶闻,用宏大叙事中多余的素材,做一点并不多余的事情,反映的都是历史关节、人生片断、世相掠影。”因此,《掌故》关注重点在近代以来、百余年内,“宜以写人和叙事为主,梳理、考证旧史,当多用罕见材料,道人所未道,并强调文人高雅的趣味与不俗的境界”。遵循这样的原则约稿、选稿、编稿,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掌故》是这样一本内容丰厚的书:

第一集:《天下一高吾许汝—为<</span>兰亭>论辩五十周年而作》(朱铭)、《从溥雪斋到启功:松风画会旧事》(赵珩)、《江南遗梦似风烟:记黄裳与黄宗英》(励俊)、《不够知己:温源宁与胡适交恶内幕》(黄恽)、《梁鸿志的刺蒋诗及其他》(胡文辉)、《“文革”期间北京出题考教授小记》(陈徒手)……

第二集:《小万柳堂纪事》(艾俊川)、《梁鸿志“三十三宋”钩沉》(胡文辉)、《沪上学书摭忆—从傅山<哭子诗卷>说起》(白谦慎)、《钱默存收女弟子》(范旭仑)、《读书种子谢兴尧》(柯愈春)、《“走出疑古时代”的背后—从<日记>看顾颉刚与李学勤的交往》(雷燮仁)……

第三集:《充和送我进耶鲁》(白谦慎)、《齐白石“演电影”》(艾俊川)、《我所知道的陆鸿年及其他》(扬之水)、《听唐德刚说张学良口述纠纷始末》(郑重)、《傅增湘旧藏在日本》(苏枕书)、《郭十公子轶事》(王培军)……

刚刚面世的《掌故》第四集同样精彩,收录的17篇文章篇篇好读、耐读。

韩天衡的《又梦师尊呼小韩》深情回忆恩师谢稚柳“就像一位高明且严谨的雕塑家,认真地就我为艺为人的每一个块面、每一个细部进行精雕细琢,由表及里,由艺事及灵魂,力求让我能走向完善”,使他“无论从艺术修为,还是为人崇德,获益良多”。

著名编辑家陶亢德之女陶洁的《“我们的通讯早已有些‘越轨’”—我的父亲陶亢德与周作人先生》,以丰富的家庭档案与亲身经历,讲述了父亲与周作人的交往过程,解开了文学史上的一些谜团。

王家葵的《“开张天岸马”故事索隐》详细探索传为陈抟老祖所书“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一联来历,“其实,我并不关心‘开张天岸马的下落,只是奇怪这件用行话来说属于‘一眼假的货色,如何就蒙蔽了‘康圣人的眼睛?……康有为恐怕至死都没有参透其中的奥妙,以致留下数幅‘开张天岸马’的临作和一段掠人长物的话柄。”康有为尚且上当,书画收藏可不慎乎?

柳向春的《“二希”回购史事钩沉》,讲述了建国初期国家动用宝贵的外汇储备,在香港回购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的始末,充分反映出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和以郑振铎、王冶秋为首的文博事业领导人对于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

爱好文史掌故的人,不可错过《掌故》。

 

《掌故》第四集    执行主编:严晓星

出版:中华书局    时间: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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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学的《红楼梦》

何  况



李国文先生最近出了本漫谈《红楼梦》故事与人物的书《红楼故事犹温热》,让这部伟大的白话文小说回归文学本身,很合我的心意。

《红楼梦》早被那些所谓的索隐派、自传说折腾得离小说很远了。追溯起来,咸丰年间,有个叫孙桐生的文人,别出心裁,倡贾宝玉即明珠之子纳兰容若、贾雨村即高江村之说,大概是最早索隐派之一。此风一开,小说本身只是一个载体,琢磨的尽是文外之意,《红楼梦》成了拆字先生手下的俎上肉,可以随意地大卸八块了。接着,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邓狂言将索隐推向极致。除了将明珠之门的文人幕客如姜宸英、严绳孙、陈维崧索隐成十二钗的纳兰性德家事说外,又有更邪乎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到了蔡元培,更创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红楼梦》成为一部反满的作品。

这股执迷不悟的索隐之风,在胡适《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红楼梦辨》之后偃旗息鼓,自传之说开始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胡适这么说:“《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的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书中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和甄府都是曹雪芹家的影子。”还说:“《红楼梦》里的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袭爵,也是员外郎,这三层都与曹頫相合。故我们可以认贾政即曹頫;因此,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曹頫之子。”李国文先生说:“持自传说的红学家,将作家的创作简单化理解为一位乡村照相师的工作,实在是给我们敬重的曹雪芹大师抹黑。”他们之所以出这样的问题,根本是因为他们从未写过小说,“不懂小说或不太懂小说的人来谈《红楼梦》这部小说,多少有一点近似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在大谈特谈如何怀孕、如何保胎、如何临产、如何新生命呱呱坠地,有些滑稽”。

相反,写过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的林语堂,谈论起《红楼梦》便一针见血。他说,胡适的新红学,“名为小心求证,实是吹毛求疵。因此愈考证愈甚,闹得满城风雨,结果扑了个空”。他还以玩笑幽默的口吻反驳俞平伯攻击《红楼梦》的结尾:“至如俞平伯怪最后收场,宝玉要做和尚,大雪途中遇见父亲,作揖一下,以为辞别,认为肉麻,令人作恶。俞平伯意思,这宝玉决不应赴考得功名,以报父母养育之恩,又在雪途中,在出家以前,最后一次看见父亲,与他诀别,应当不拜,应当是掉头不顾而去,连睬都不一睬,这样写法,才是打倒孔家店《新青年》的同志,才是曹雪芹手笔。”

有意思的是,俞平伯后来有了觉醒,“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鄂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这些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话,无疑是俞平伯最后觉醒的智慧之声,值得我们深思。

所以,正如李国文先生所说,回到文学的《红楼梦》,才是正道。所谓回到文学的《红楼梦》,就是认真去读这部不朽之作。只有不断地读,经常地读,才能自然而然地熟悉它,了解它,然后,再读,而且多读,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有更深入的体味,对于自己的历练、见识、理解、感悟,当然也包括写作,一定是有所助益的。“尤其,当你,当我,当他,在人生路程上,碰到了碧落黄泉的反差时刻,碰到了迂回曲折的艰难关头,碰到了悲欢离合的感情波澜,碰到了意兴阑珊的怅惘一霎,这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书,那些你再熟悉不过的人物、面孔、性格、遭遇、情节、故事,也许会从正面、反面给我们一些启示、一些教益、一些道理、一些思考,而豁然开朗,而幡然醒悟。”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在大学课堂上讲过《红楼梦》的小说家白先勇,也是力主回到文学的《红楼梦》的。

《红楼故事犹温热》

作者:李国文

出版:作家出版社

时间: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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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札中重温晚清史

何  况



姜鸣是证券公司高管,业余时间却热衷于晚清史研究,并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我经眼过他的《龙旗飘扬的船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被调整的目光》等专著,视野之宽阔,见解之独到,学术水平之高,让我很难相信是出自业余研究者之手。

日前,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姜鸣整理的《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一书,引起读书界的广泛关注。我请朋友帮忙购得一部毛边签名本,姜鸣还在书的扉页慷慨题词:“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令我大喜过望。

以洋务重臣李鸿章、清流名士张佩纶在晚清政坛的地位,不难掂量出这部书的特殊价值。李鸿章曾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会办海军事务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期及1901年庚子之役后,曾两次受命担任议和谈判全权大臣。毫不夸张地说,李鸿章是晚清政坛最重要的政治家,没有之一。而张佩纶则是晚清“清流”的代表人物,历任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讲学士、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总理衙门大臣、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兼署船政大臣。中法战争后革职遣戍张家口军台,遇赦召还后娶李鸿章女儿为妻。庚子议和时,奉旨赏给翰林院编修,随同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两人从世交到翁婿,四百多封亲笔密信往来,信息量太大了。

本书所搜集的李鸿章与张佩纶400多封往来信札,起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六月十三日,止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十八日,前后跨度达28年。姜鸣认为,欲使私人往来信札成为史料,需要具备三个要素:一是要知道写信者和收信人是谁,二是信中谈论内容要“言之有事”,三是写信的时间和大致背景能够考订出来,这样才能使当事人之外的读者能够明白他们在谈论什么。收入本书的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就是一部符合上述三个要素的珍贵史料集。信中涉及的事件前后有序,讨论的问题重要而连贯,绵延20多年,这在中国近代史料中是极为罕见的。

阅读这些信札,其实是在重温光绪朝的历史。姜鸣认为,就时间论,这些信札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十年(1874—1884年),张佩纶是“清流”健将、政坛新生代,也是军机大臣李鸿藻的重要谋士。李鸿章则是最重要的封疆大吏,清政府外交事务的另一个沟通代表,洋务事业的直接推动者。他们这个阶段的通信,涉及朝政、海防、铁路和对日、对法外交,以及清政府对琉球、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的事务,涉及慈禧太后、恭亲王奕的健康状况,官场人事安排的幕后运作,还涉及“甲申易枢”等国家政治的核心机密和张佩纶奉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后的心态、谋划和在战争中的表现,内容十分丰富。第二阶段是光绪十一年至十四年(1885—1888年),张佩纶被遣戍军台效力,两人这一时期的通信涉及清代官员流放生活的细节、对朝廷人事和政局的看法、李鸿章对张佩纶落难之后的关心和帮助。第三阶段是光绪二十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894—1901年),张佩纶成为李鸿章的女婿,两人的通信内容包括张佩纶反对签署马关条约的家书,关于李鸿章访俄、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以及被革去该职务的看法和建言,还有对戊戍变法时期朝政的评论、对庚子议和的细节记录,都非常生动。

阅读这些文字艰深的信札需要耐心,但读后收获极大,正如姜鸣所指出的,可以加深对旧时代士大夫立身、立德行事风格的思索,加深对这两位以往都被脸谱化的历史人物内心、才情和政治识见的理解,加深对中国近代面临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型变革和深刻的内外矛盾冲突对上层官员的因应对策的研究。伴随着他们的老去,也看到大清王朝这座破旧的老宅,虽有裱糊匠努力装点,终究雨打风吹,走向崩塌。

 

《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

整理者:姜鸣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时间: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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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0 08:35)

文物的守护人

何  况



有些事情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1979年,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来故宫,说传达领导指示,要在故宫里搞接待外国游客的旅馆。这不是旅游局的人异想天开,曲阜的孔府里就办起了接待外宾的旅馆。但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当场坚决反对。卢绪章说:“你要考虑后果!”王冶秋说:“我是文物局局长,就算撤了我的职,我也不同意!”硬给顶了回去,否则不敢想象开旅馆的故宫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三联书店新近推出的《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一书,以我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口述的形式,生动讲述了许多像王冶秋这样的“文物守护人”的感人事迹。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是著名的党外民主人士、大文化人,他担任局长后不久就给周恩来写了封信,把他收藏的几百件汉魏六朝隋唐的陶俑都捐给了国家,这些文物都是他在上海倾其所有买的。他还和副局长王冶秋共同倡议,从事文物工作的人,都不要去购买和收藏文物。文物系统工作人员自己不收藏文物的好传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形成了,后来国家文物局颁发《文物工作人员守则》,明确规定文物工作者不得利用职权为自己收购文物,禁止买卖文物从中获利。“文革”抄家,王冶秋家里一件文物也没抄出来,非常了不起!现在的人恐怕很难做到了。

郑振铎、王冶秋等第一批新中国文物战线的头头脑脑们对保护文物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当时有比他们大得多的无知官儿提出卖文物换外汇,遭到他们猛烈驳斥。郑振铎意识到,要堵住文物外流的口子,必须订立法规。从1950年5月开始,政务院陆续颁布了新中国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文物大规模外流的情况很快就被制止了。这标志了近代以来中国文物被破坏、被盗掘、被走私的历史的结束,一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又沉渣泛起,至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新中国百废待兴,解决基本建设与保护文物的矛盾比堵住文物外流难度更大。郑振铎亲自起草了1953年10月政务院下发的《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及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考古发掘为中心的全面文物保护工作。1955年全国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郑振铎、王冶秋又及时组织起草了国务院1956年下发的《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第一次提出进行全国文物普查和建立文物保护单位制度,这是中国文物保护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全国各省很快就公布了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国务院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就是从这个名单中挑选出来的。1981年开始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文物点40多万处,并分省编了《中国文物地图集》,把几十万处不可移动文物落实到地图上。此后,国务院陆续公布了第二到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开始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多处;2012年又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文物保护工作上了新台阶。2013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43处,至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数达到了4295处。可以说,郑振铎、王冶秋他们提出借鉴苏联模式,建立文物保护单位制度,是中国文物保护事业最重要的大转折,功德无量。

书中也写了不少破坏文物的人和事。比如1955年浙江省龙泉县政府拆了五代和北宋的三座古塔,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国务院下发了文件,严查了拆塔事件,县长被免职。1982年文物保护法颁布后,仍有人不收敛、不收手,像浙江舟山就发生过催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出台的“定海古城事件”。定海古城见证过鸦片战争等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唯一的海岛历史文化名城。2000年定海古城搞房地产开发,当地政府不顾建设部、国家文物局的意见,把古城拆得七零八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不只是定海一个地方的问题,全国各地历史文化名城都面临房地产开发的严峻挑战。

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断了根、丢了魂,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让我们像书中的郑振铎、王冶秋、梁思成、夏鼐、谢稚柳、谢辰生、罗哲文等前辈一样,共同守护好民族文化遗产。

 

《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

作者:谢辰生口述 姚远撰写

出版:三联书店

时间:201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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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2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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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览

有趣

黄恽

藏书家

分类: 文园夜读

闲览偶得自成趣

何  况



“屈指算来,竟读了近半个世纪的书。”苏州作家、藏书家黄恽在《萧条异代》自序中一边颇为自得地说,“书中自有一个与现实迥异的世界,它可以闭关锁国,有点夜郎自大,有点顾盼自雄,更有甘苦自知。”一边却斤斤自问:“三十年前的同学,而今都有了渠渠华屋,有了熠熠豪车,头顶有光环,股下有高位,我有什么?”

读书人有什么?夜读偶得,辄撰成文,最终或有几册署上自己名字的小书,以及“围着我不离不弃的万卷书”。当然也想住华屋,也想坐豪车,也想登高位,但若让读书人拿几册小书的署名权和自己的万卷藏书来换取这些,恐怕没几个真正的读书人愿干。这正是读书人傻得可爱的地方。

黄恽多年“游走”在民国旧报纸中,从小细节打量历史和人物,撰写了大量妙趣横生的掌故文章,集成《秋水马蹄》《古香异色》《蠹痕散辑》《缘来如此》《难兄难弟》等著作行世。他新出的这册《萧条异代》走的仍是掌故写作的路子,略分“缥缈摩挲”与“闲览偶得”两辑,却都是对故人旧事的感怀,“异代的人与物,萧条的古与今,千古如斯”。

“文革”期间有“小说反党”论,事实证明那是诬陷。但晚清时革命党人借小说启迪民智,却并非个例。黄炎培的回忆录《八十年来》一书提到革命先烈秋瑾时说:“秋瑾还写一种小说,劈头一首诗,次联:‘可怜国事如斯急,无奈同胞梦不醒。’因此父母倾向革命的,那时生儿女,名‘梦醒’。就我所认识,不止一家。”黄恽找到了这篇名为《精卫石》的弹词小说,还是秋瑾的手迹,现存第一回到第五回,开头的确是一首诗:“爱国情深意欲痴,偶从灯下谱弹词;已教时局如斯急,无奈同胞梦不知;叹从前,几多志士抛生命;亦只欲,恢复江山死不辞……”出人意料的是,两下核对,黄恽发现黄炎培的叙述居然错了两个关键点:一是把“已教”错成了“可怜”,二是把“梦不知”错成了“梦不醒”。如此,黄炎培的说法似乎就不成立了。但事实上,确有不少倾向革命的父母将孩子命名为“梦醒”,最著名的当是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他们的女儿廖梦醒人尽皆知。尽管“唤醒睡狮、唤醒民梦是启蒙者们共同的话题,并非秋瑾独有”,但秋瑾借小说鼓吹革命的意图却昭然若揭。

黄恽的掌故文章不仅能给我们提供新材料、新视角,而且他始终坚持客观立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为尊者讳。杨绛先生有篇文章《记章太炎先生谈掌故》,写了1926年平旦学社请章太炎先生来苏州作暑期演讲,她在旁边作记录的前后经过。黄恽找到了更多当年对这次演讲的记录,读后发现,没有一篇能够佐证杨绛是当时的五位记录员之一。黄恽说:“杨绛先生的回忆,很多事情串了,即使是自己的事,虽然说得生动,也并不靠谱。”

人的记忆力是最靠不住的,回忆录更是如此,有时是记忆力不足,有时却是选择性遗忘。据黄恽在《苏雪林与华林的一场恋爱》文中说,苏雪林留学法国时曾与华林谈过一场恋爱,后来她还一五一十地把华林化名“秦风”写入自己的小说《棘心》,以纪念这段没有结果的爱情,但在苏雪林晚年写的《苏雪林自传》中,对此事却完全避而不谈。或许她是希望大家都忘却吧,但黄恽在华林另一位女朋友崔肇华的闺蜜、大名鼎鼎的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刘清扬的一篇文章中还是发现了蛛丝马迹。这就是掌故文章的妙处。

黄恽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走上掌故写作之路,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谢泳先生的影响。谢泳研究问题喜欢从原始的材料入手,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黄恽的掌故写作遵循的也是这样的路子,文章言之有物,趣味性强,读来亲切。

 

《萧条异代》

作者:黄恽

出版:东方出版社

时间: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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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2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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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

文化界

故事

分类: 文园夜读

文化大家有故事

何  况



冰心怎么会写《寄小读者》?郑逸梅何故被称作“旧闻记者”“补白大王”?30未到的赵家璧为何编起了“新文学大系”?徐铸成怎样采访到被软禁的冯玉祥……翻开曹正文新出的《文化名宿访谈录》,这些问题都有权威的答案。

曹正文于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上海新闻界,1986年起独立执编《新民晚报》“读书乐”专刊,一编就编了22年。他刚编“读书乐”时,一些活跃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化名家,如施蛰存、夏衍、冰心、章克标、赵家璧、徐铸成、王元化、金性尧、罗竹风、徐中玉、秦牧、蒋星煜等老先生都还健在,曹正文便“仿效邹韬奋先生办报风格”,在专刊设立“名家谈读书”栏目,陆续邀请这些文化名家谈读书经验。他从年龄大的名家开始,选择的第一个约稿对象,便是当时已91岁高龄的郑逸梅先生。他主动上门聆听受教,后来成了冯英子、赵家璧、王元化、罗竹风、徐中玉等寓所的常客。

这些文化大家都是有故事的人,曹正文四处奔波,在上海听郑逸梅谈编副刊、写掌故、说旧闻,听施蛰存谈《现代》杂志如何请名家、扶新人、容纳不同见解的稿子,听赵家璧谈主编“新文学大系”全过程,听徐铸成回忆主政《文汇报》20年、遭遇政治风云之变幻,听冯英子谈三四十年代辗转20家报社当记者的传奇经历;在北京听夏衍讲《武训传》事件的发生内幕,听冰心回忆当年如何在旅途中构思《寄小读者》;在南京听唐圭璋谈一个人如何千辛万苦编《全宋词》;在广州听秦牧谈“文人贵在正直”;在台北听柏杨谈当年在狱中立志要把400万字的《资治通鉴》改写成白话版……当面听这些文化大家讲昔日文坛、报坛风云,说自己人生沧桑沉浮,曹正文乐在其中,获益多多。

当年30多岁的曹正文没有读过大学,自学成才考进报社,原本自我感觉挺好,可与这些名家一对比,立马发现了自己的“无知、浅薄”:当年25岁的施蛰存独立编《现代》杂志时,其由鲁迅、周作人、茅盾、巴金、沈从文等构成的作者队伍何等辉煌;27岁的赵家璧主编了一套12卷的“新文学大系”,请出蔡元培写总序,各分册主编是胡适、鲁迅、茅盾、周作人、朱自清、阿英等,如此豪华阵容岂不令人惊叹;作家无名氏中学时便以稿酬卖文度日,23岁写的文章被蔡元培选入当时高中语文教材;而20出头的徐铸成刚担任《大公报》记者,就暗中潜入晋词,采访到了被软禁在那儿的冯玉祥将军,这一独家新闻顿时震动报坛……时势造英雄,我们望尘莫及,惭愧惭愧。

事实上,大环境仅是外在的助推器,真正的成功还要靠个人自身努力。赵家璧起意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系统反映新文学运动与新文学理论的丛书“新文学大系”时,仅是《良友画报》的一位普通编辑,“我当时初出茅庐,把编辑当成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角色,每天都计划着如何采访名家,如何向名家组稿,想想自己只有二十七八岁,而鲁迅先生已是五十五六岁了,不仅年纪比我大了一倍,而且名望极高,我向这些名家约稿,又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与鼓励,让我十分珍惜”。这样想做事的编辑现在到哪儿去找?而像金性尧那样,退休后重新注释出版《唐诗三百首新注》,一时风靡海内,先后发行几百万册,没有真功夫是做不到的。

因此,曹正文对他们念念不忘,近年根据回忆与当年笔记,陆续写成收入本书的26篇文章,以郑逸梅、章克标、冰心、夏衍、唐圭璋、施蛰存、徐铸成、赵家璧、秦瘦鸥、罗竹风、冯亦代、徐中玉、冯英子、秦牧、徐兴业、无名氏、曾彦修、王元化、柏杨、蒋星煜、魏绍昌、冯其庸、秦孝仪、范伯群、章培恒等文化大家当年的经历、遭遇与感悟,让更多的读者引起沉思。本书“序言”作者赵启正指出,这本访谈录对读者了解当年历史,学习这些文化名宿读书、写作与独立思考的精神,是有启发的。

 

《文化名宿访谈录》

作者: 曹正文

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时间: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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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21 20:04)

直面老龄化问题

何  况



周大新新近问世的《天黑得很慢》,是国内第一部全面关注老龄问题的长篇小说。这位曾以《湖光山色》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军队退休作家,再次正面强攻现实题材,勇气可嘉。

 

老龄化是全球问题。据联合国测算,世界老龄人口将由2017年的9.62亿上升至2050年的21亿,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过14岁及以下被称为“儿童”的人口。目前欧洲老龄人口比例最高,已经达到四分之一。中国老龄问题也日趋严峻,截至2017年底,中国的老龄人口,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41亿,占总人口17.3%。全国老龄办曾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中国老龄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9%。须知,这项比例达到10%,就意味着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周大新被这组数字惊到了:“你想想这是什么情景,在街上三个人中间就有一个老人在拄拐杖行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目前中国公众对老龄期生活普遍准备不足。周大新希望通过这部写实小说提醒社会与公众,该是关注老龄问题的时候了。

小说用一周七天黄昏的故事结构全篇,头四个黄昏分别是陪护机器人、长寿丸、虚拟返老还青体验的推广活动和“人类未来的寿限”讲座,内容貌似有理有据,其实荒诞不经,更像江湖骗局。老人缺少分辨能力,极易上当。后三个黄昏是居家陪护员钟笑漾讲述她陪护的退休法官萧成杉生命中的最后一段生活,读来令人唏嘘。

 

萧成杉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官,退休后也没把自己当老人看,73岁时还因一个小伙子称他为“老人”,几乎与对方打起来。他计划写三部法学著作,成为法学家,又积极重新组建家庭,但都未获成功。他在写作期间心肌梗死,获救之后开始健身,寻找各种长寿途径,练习龟龄功,服用千岁膏,一度相信自己能延寿到117岁。

居家陪护员钟笑漾见证了萧成杉从不服老到最后被衰老拖垮的全过程。在她惊心动魄的讲述中,我们发现,人的听力、视力、智力乃至性功能等,几乎是突然丧失的,其过程短暂得令人绝望。丧偶的萧成杉爱上一位丧偶的知识女性,两人情投意合,几次希望共度云雨,却终究力不从心,婚事也不了了之。女方告诉钟笑漾:“他不行!”钟笑漾怔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无比沮丧的萧成杉此后不再做重组家庭的美梦。有一天,正在厨房忙活的钟笑漾突然听到客厅里的电视机传出炸雷般的声音,开始以为萧成杉不小心按到了遥控器上的音量调节键,但跑出去一看,萧成杉像往常一样稳稳地坐着看电视,对音量突然增大毫无察觉。这意味着,萧成杉的听力瞬间下降了。后来,他的视力、智力也是突然丧失的。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痛苦更加难以自拔。

 

萧成杉就曾在智力急剧减退时试图自杀,幸得善良的居家陪护员钟笑漾早发现苗头并及时采取措施,才没有成功。萧成杉对此极为恼怒,对钟笑漾吼道:你怎么敢违反我的意志,阻止我去安排我自己的人生?你想让人看我的笑话,当面叫我傻瓜?你想让人整天用怜悯的眼光看着我,帮我擦鼻涕涎水?你想让所有的邻居、朋友都鄙视我、讨厌我、反感我?

 

有道是“久病床前无孝子”,萧成杉的担心并非多余。周大新以“拟纪实”手法,既写出了老人的病痛、孤独与无奈,也写出了人间自有真情在。人事代谢,往来古今。谁都会老,这是自然规律。作者呼吁,为了让老人活得干干净净、气气派派、拥有完全的尊严,全社会都应该正视老龄问题,并为养老、就医等做好精神的与物质的充分准备,让老人真正感受到“变老并不是悲惨的事,那像是夏季天黑得很慢”。

 

《天黑得很慢》

著者:周大新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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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2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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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

蕭乾

书评

研究

分类: 文园夜读

书评的路径

何  况



什么是书评?沈从文的感想是:“最不讨好,又最容易发生私人思想;最宜公平,却又容许相当偏见存在;最需要避免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却又似乎不能不受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本身无永久价值,然而间接又最有影响;文学运动少不了它,同时又毫不需要它,这就是书评。”宗珏认为:“书评应该是一个书评家对于一部著作所表现的思想或艺术的探讨,而给予它以公允的评价。”两人表述有别,但都强调了书评的公平性。

美国一家书评杂志的社论则特别强调书评的新闻性:“一篇直截了当的书籍新闻总比那些不三不四的批评强。书评可以侧重评价,但所评的既是新书,就必须含有充分的新闻性,就得是新闻方成。一篇书评须有三分之二,至少一半是新闻。我们提倡这种新闻性的书评。”

在李辉编的《书评面面观》一书第一、第二辑中,萧乾、朱光潜、沈从文、叶圣陶、巴金、李健吾、施蛰存、常风等书评大家,纷纷发表各自对书评的看法。众声喧哗中,这些书评界的前辈有一个共识:承担荐书任务的书评家应该评论新书,尤其是新进作家的作品,而不是夸耀那些有定评的杰作。萧乾对此有很生动的描述:“5000本书已摆到书店里了。他的读者立待他干脆说几句负责的话。他不能忍心任他们等着,自己坐在沙发上翻看心爱的狄更斯。他得放下一切心爱的,倾心而迅速地读完眼前那本书,提笔写出简扼负责的意见。不但道出本书的梗概,还须判明它的价值。”这需要冒险精神,但为了让读者读到好书,这种冒险是值得的,也是书评家应该付出的代价。

事实上,读者之外,被评书籍的作者对书评家也充满期待。叶圣陶说:“我如果是一个作者,我如果写了一本书,希望写书评的人第一要摸着我心情活动的路径。在这条路径里,你考察,你赞赏,发现了美好的境界,我安慰地笑了,因为你了解我的甘苦。或者发现了残败的处所,我便不胜感激,因为你枪杀了我的缺失。”

经验表明,一篇好的书评,能够沟通作者与读者的间隔,缩短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对作者而言它是一个铮友,对读者而言它是一个良友。这就要求书评家端正态度。需要什么态度呢?萧乾说:“他只需要人的态度——一个好人,正直、有心肝的人的态度。生活和工作没有分开的可能。一个生性刻薄奸诈的人为商必卖日货,从军必开小差,写书评也无法不冤枉作家委屈作品。一个具有良知,又还贪爱智慧、拥护真理的人,就可以走向世界。书评自然也需要他。”

就我个人写作书评的实践看,书评家最应该抱持的态度就是诚恳。诚恳包含公正、同情和其他一切美德,不嫉妒,没偏见,只有一颗清澄热烈的心,不马虎也不拘守固定标准,不诋毁也不胡捧,对自己有信心,而又永不视自己的批评为终审判决,随时抱着探索尝试的精神。如果缺少了公正心,则一切评语皆难为读者折服。

入选《书评面面观》一书第三辑的14篇大家书评,篇篇都是范文,值得现在的书评家反复捉摸。这些书评曾刊登在萧乾20世纪30年代编辑的《大公报》副刊上,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比如常风在为顾一椎、顾青海合出的历史剧集《<西施>及其他》写的书评中指出:“戏剧是借言语为传达的主要媒介的,所以一个写历史剧的人最应注意的也是他剧中的语言。剧中人说话必须合乎各人的身份,不应该任作者兴致淋漓地吐出一篇话分配给剧中人说出来。这两篇剧的作者似乎忽略了历史剧的基本条件——历史的尊严性,因而在对话里有不少欠缺尊严,令我们觉着遗憾的地方。”这样有力量的书评,现在难得一见了。

基于上述想法,我郑重推荐这本书,并把李辉写在“新版前记”中的这句话抄在下面:“书评目前已成为诸多纸媒的重要版块,读读前辈们对书评的见解,读读《大公报》副刊当年发表的不同风格书评,或许对书评写作者有所裨益。”

 

 

《书评面面观》

编者:李辉

出版:大象出版社

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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