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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著有《开埠》、《火柴大王刘鸿生》、《拥抱阿里山》、《把名字写在水上》、《文园读书记》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文艺奖等。邮箱:13806078656@1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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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6 11:18)

书贩传奇

何 况

 



陈晓维写的书,此前我只读过一本《好书之徒》(中华书局2011年版);陈晓维编的书,我也仅读过一本《买书记历:三十九位爱书人的集体回忆》(中华书局2014年版)。但无论是他写的书还是他编的书,都让我读后久久难忘。他的新著《书贩笑忘录》更有趣,“既写了书贩的发家史,也写了书贩的情爱史”(谢其章语),为我们揭开了一个特殊群体的神秘生活。


中国旧书业日渐式微是不争的事实,但还是有那么一些有文化情怀的书贩致力于旧书流通。陈晓维痴迷旧物,并曾一度介入旧书业,对书贩们的人生起落和当代旧书业的秘闻所知甚多,在书中一口气讲述了胡同、顾铮、王珅、刘旭、罗老师、老马、王建、杜国立、赵明、黄凡、大亮、韩成宗等12名当下活跃的书贩的经历,还写了英国伦敦马各斯兄弟书店负责处理与中国和日本相关的书籍的职员泰特斯贩书的故事。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卖书,也藏书,像网上信誉度很高的书商大亮,收到真正稀见的珍本是留着不卖的。陈晓维说:“他存下来的新文学,件件皆是精品,够举办好几次精彩的新文学专场拍卖。”


贩书生涯传奇多多。马国华是旧书圈的名人,人称“老马”,看版本的眼力无人能及。传得最神的一件事是,老马从一个河南人手里花二百块钱买了个没人要的破烂抄本,转眼送拍卖会卖了二十万,一千倍的利!原来那是清代大儒钱大昕的稿本。成交之后,有个北大学者还专门撰文,谈论该稿本在学术上的重要性。


另一位专卖签名本、珍藏本和港台版书的黄凡则凭运气捡过漏。有一次,黄凡在潘家园东头大树底下的书摊上买到一本博古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书是延安时期用土纸印的,解放社出版,经过了七十多年的时间淘洗,品相依然很好。书的扉页上有钢笔赠言,落款是博古的本名“秦邦宪”。大概卖主不知道博古和秦邦宪是同一个人,又或者是钢笔字写得潦草他没认出来,反正让黄凡仅花四百五十块捡了便宜。博古死得早,留下来的签名本不多,黄凡以为总能卖个三五千的,后来居然又在书里发现了一页博古的亲笔信,可谓锦上添花,应该能卖个一两万吧。结果书送到嘉德公司上拍,最后以十六万元成交,扣除拍卖公司的佣金,到手十四万!


说到旧书圈买书卖书的运气,下面这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两个人合资买一批老照片,一人一半。分头送到拍卖公司,同样的东西,一个人卖了二十万,另一个人却卖了一百万。年销售额突破一千万元的旧书业大亨王珅说:“这就是运气!”


陈晓维在书中记录的这些人,“不是因为有什么天才,而是由于被缚,被旧书魔力的绳索捆绑,他们的生活才显出意义”。在读书界,经营布衣书局的胡同无人不晓。陈晓维与他太熟了,布衣书局网站2004年上线时,陈晓维是老板,胡同是经理,两人合作了两年多,最后陈晓维还是退出了,“我常常被他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也常常为他的不善经营而忧心忡忡”,他只要手里有一点钱,会立刻把它变成书。现在他做得不错,他发起的网上“一元拍”,吸引了众多爱书人参与;他每天发在网上的《贩书日记》,是不少读书人每天必读的文字。即便如此,胡同也常常生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忧虑,可见贩书之不易。


在北大西门开励知书局的刘旭爱上了一个根本不配他爱的女人,为了帮她开饭店,他宁愿关掉自己心爱的书店。后来终于彻底失望,他重开励知书局,找回迷失的自我。这个时候,他对书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在藏书者眼中,书摆脱了阅读属性的禁锢,而获得完全独立的身份。书不再仅仅因为可被阅读才具有价值。它本身,它的形态,它的存在,即是一种价值。”这些贩书者的经历告诉我们:买旧书这个口子一开,人的兴趣就会像滴在白色桌布上的墨迹,逐渐洇开……

 

《书贩笑忘录》

著者:陈晓维

出版:中华书局

时间:201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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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26 09:11)

舌尖上的诗

何  况

 



我不会写诗,但爱读诗。每每读到好诗,击节赞叹之余,我总会傻傻地想:这么高妙的诗句,诗人是怎么写出来的呢?看完江弱水所著《诗的八堂课》一书,我有些明白了:诗的写作,有时像是赌博,有时像是下棋。赌博的多凭运气,下棋的要靠人工,写诗的也各自依仗灵感或技艺。


讲写诗讲到赌博与下棋,貌似不着边际,细一思量,却是老话题讲出了新意思。全凭灵感写诗,恰如赌博的人碰到什么是什么,偏巧好句子意外的来了,诗就有了,怕就怕开头虽然好,后面跟不上。而依仗技艺写诗,如同下棋的人试图穷尽各种可能,大抵有一个很稳定的发挥,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等待情思凑泊、灵感到来的机会,才不会走岔路。


事实上,所谓灵感,不过是相对渐悟而言的顿悟,是旬日艰难之后的刹那轻松。著名诗人瓦雷里说过:“在几分钟之内,读者所受到的冲击却是诗人在长达几个月的寻找、期待、耐心和烦躁中积聚起来的发现、对照以及捕捉到的表达方式的结果。”正是这样,我们看到的只是现成的文本,只看到结果,看不到过程,就像到了龙门石窟,被卢舍那大佛一下子震慑了,却很少有人想到当年千锤万凿的劳动。好诗句都是诗人辛辛苦苦攒成的,不是不请自来的缪斯的赏赐。

 

江弱水这么讲写作,的确有趣,难怪这本讲“诗都写些什么,怎么写出来,可以怎样去读”的《诗的八堂课》出版后很快卖到断货。全书分为“博弈、滋味、声文、肌理、玄思、情色、乡愁、死亡”八节,其中博弈讲诗的发生学,滋味、声文和肌理分别从味觉、听觉和触觉来讲诗鉴赏论,玄思、情色、乡愁、死亡则涉及诗的主题。程度介于入门学习与专门研究之间,不分古诗、新诗或者外国诗,也不深究隐喻、意象、象征和境界等概念,只谈些有意思的见解。对诗有兴趣的读者翻读一过,多多少少会有些收获。


我们来看看江弱水在“滋味”一节中是怎么讲品诗的。他说,中国人的世界是舌尖上的世界,中国人的诗也是舌尖上的诗。我们平常说一首诗好,怎么好?有味道。“道”可以“味”,“味”能成“道”,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感性经验。但味觉不比听觉、视觉可以致远,它发生在身体更为幽暗的地带,含有太多主观不确定的成分,且带有欲望的气息,很难形容。怎么办?只好换个法子,用视、听、嗅、触来形容。诗人写诗,如同庖人治膳,要调和鼎鼐,做到色、香、味俱全。我们品诗时,每一种感官都对应着一个成分,分别调动视、听、嗅、触各种感官,最后以舌头来统摄,将如此复杂的感觉,用转喻的方式,归结到味觉上来。有诗为证:“他把豆腐一分为二/又切成小寸片,放进鼓掌的油锅/煎成金黄的双面/再换另一个锅/煎香些许姜末肉泥和红艳的豆瓣/汇入豆腐;再添点黄酒味精清水/令其被吸入内部而成为软的奥妙/现在,撒些青白葱丁即可盛盘啦……(张枣《厨师》)你瞧,“鼓掌的油锅”是听觉,“软的奥妙”是触觉,白嫩转金黄的豆腐、黄酒、红艳的豆瓣和青白葱丁是视觉,简简单单的煎一个豆腐,都要汇入如此复杂的感官经验。联想到张枣曾在德国居留近20年,我们马上意识到,味觉经验呼应勾连着诗人的过去,它是一把神秘的钥匙,一不小心就开启了一扇通往过去的门。


“有诗为证”是书中每一讲都有的环节,江弱水以独具魅力的诗作,用别开生面的分析,给读者感性与知性的双重满足。读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能收获这么多,太值了。

 

《诗的八堂课》

著者:江弱水

出版:商务印书馆

时间: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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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1 09:11)

种花去

何 况


 


一树樱桃花,或许就在今晚绽放。我很想看到它们从蓓蕾到开放的整个过程,但不知有无耐心等到。

某年夏夜,一树茉莉花蕾。母亲过一会儿就过去看看开了没。一直没,便拉灭房灯。大约五分钟后我开灯去看,一树的花蕾,像我打开灯一样唰地开了,繁华雪白一树,白得在灯光下闪闪发亮,浓郁的香气,仿佛也自带光泽。

母亲嘀咕说:“你家花像贼,偷偷地开。”


——这是玄武《种花去:自然观察笔记》中的一节。我在园林部门工作过几年,常与植物打交道,读到这样写花开的独特文字,心生好奇,忍不住翻到前面重读作者自述。

“做原创纯文学微信公众号‘小众’,养大狗,带小儿,牧一群花。这些成为我一种生命状态,成为一种生命价值观。它们也成为力量,让我可借以抗拒当下的种种浮嚣。”

这是一个不打麻将,不斗地主,自觉远离庸常生活的“农夫”,七八年前还给自己做衣服。他说他有商场恐惧症,每次进去都感觉天旋地转、头痛欲裂,所以他的衣物单调,从不穿类似西装那种正儿八经的衣服,也不穿擦得发光的皮鞋,基本只穿舒适的运动鞋。更有意思的是,他只要在本地,无论如何在外面饮酒作乐,每天都必须吃一顿家里的饭,否则就觉得这一天白活了。“我自己能做我喜欢吃的饭菜,能做得非常好吃。哈哈,尝过的朋友可以作证。”

此人似乎动手能力很强,他自己给自己剃光头,三天一次,“运刀如风”,三分钟搞定,从未剃破过头皮,理发的钱就这么省下来了。“每见那么多中年男人费尽心机,染发,治疗脱发,或者竭力遮掩秃顶,我就不由自主,对他们充满深刻同情。”

他还有许多省钱的办法,比如无论开什么车,都从来不进洗车店,自己洗车。“我喜欢这种感觉”,他说,“就像给喜爱的马匹梳理毛发一样”。喝酒总要花钱买吧,但据他说,“我很快自己酿酒了,一种柿子酒”。

他其实是有意无意地在实践一种半乡村文明的生活方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买个小院子,养花、养狗、种菜,沉迷泥土的芳香、阳光与月光的气息而不能自拔。《种花去》这本书里写的花,都是他自己亲种,倾注的感情自然更真实、更素朴、更有力量,正所谓“千军万马,不敌一颗种花的心”。

 

他过的真是好日子。春天,坐楼上窗前,可以看花,可以嗅见樱桃花带点药味的清香。室外开了第一朵玫瑰,品名结爱。春风吹动,香极了。两岁的小儿臭蛋每出门,都要抱抱嗅一下。院中有一朵芳香大花,深粉,已连开十日,仍然微雨中怒放,不见败老之态。心情大好,继续焚烧院子里的枯枝败叶,平时总被花刺着,烧时便有了心理平衡感。爱嗅焚烧时升腾的香气,那是草木灵魂之香,在风中摇曳,它不逊于一树花开。遛狗散步,夜风已凉。又一长夏已远去。且静待秋天,千山又万种好颜色……

读这本书,我好羡慕作者。能随时切近观察到自然,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当然,他放弃很多才得如此。放弃的不只利益,更包括很多的躁乱、追逐、陷在循环中欲罢不能的心态。但他得到的远远多于所失,“我更像一个人了,诚恳,坦率,真实,随四季和晨昏流转喜怒哀乐”。

我敬佩这个叫玄武的山西人,就像敬佩另一个叫谢泳的山西人一样。在我看来,玄武不仅勇敢,而且有行动力,但他说,“我所选择的尽量贴近自然的生活,并非依赖多少财富才能办到”。这么说来,我有一天或许也能过上他这种半文明的乡村生活?

 

《种花去:自然观察笔记》

著者:玄武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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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4 10:39)

《围城》轻托命

何  况

 



    钱锺书创作的长篇小说《围城》问世70多年来,猜测揣度者、研究探源者甚众,议论纷纭。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栾贵明追随钱锺书三十余年,耳濡目染,留心记下钱锺书谈及《围城》的精彩话语,“聚沙成塔”为《小说逸语:钱锺书<围城>九段》(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1月版)一书,把《围城》的艺术成就、核心主题、相关往事首次呈现给读者。读过《围城》和想了解“下蛋的鸡”的人,不妨看看这本有真材实料的小书。

  栾贵明说:“三十余年来追随钱锺书先生,先生从不长篇大论演讲《围城》,但我有机会听到作者自己的偶尔辩辞。”其中钱锺书多次用不同语气说的两句话,令栾贵明琢磨多年,迄今不忘,第一句说,《围城》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第二句说,“我三十多岁写小说《围城》,想用小说原本技巧,打败小说”。钱锺书说这些话时,“让听者有时觉得他是在回忆,有的又好像在对比,还有似乎带着淡淡的自得”。栾贵明认为这是两句实实在在的真话,《围城》显然是用极其精致的手工一字字编织而成。

  全书从“选字和构词”讲起,结合小说具体内容,分别解说了《围城》的引语、造句和成章、奇思妙想和人物素描等方面的特色。钱锺书不仅做文章写诗讲究“炼字”,写长篇小说也不例外。比如方鸿渐被张吉民相中做女婿,获邀赴张府候选,女方很满意,可是方鸿渐心中另有所属,为了不得罪人,他在饭桌上充分表演,以求为对方制造出自己被拒的理由,从而构成双方都可接受的结论:他们“没有‘举碗齐眉’的缘分”。一个“碗”字扭转了“举案齐眉”的庄雅风致,构成幽默的冷喜剧效果。其他如“阿福不顾坟起的脸”的“坟”字,“嫩阴天”的“嫩”字,“万目睽睽”的“万”字,都是作者精心立足形、音、义炼出汉字的例子。既然作者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读者理应一字一句来读,那种一目十行的读法无疑是对作者的辜负。

  钱锺书以博闻强记著称,他写的小说“引语”精妙。《围城》中的“引用之语”包括人名、地名、书名、成语、谚语、歇后语、他人诗文等。他从来不同意成语和典故稳定凝固的结论,故在《围城》中偶尔使用时都表现出灵活性。比如第一章中的“故乡风味”和“世界潮流”,在方老太爷训子信中“千里负笈”“对镜顾影”“濡染恶习”都是准格式化而又有特殊风格的常用语汇,而关于“东方大学”“东美合众国大学”“联合大学”“真理大学”等半真不假的称谓,则完全成了嬉戏之语。钱锺书命名书中人物更是匠心独运、意象万千:方鸿渐、唐晓芙、苏文纨、孙柔嘉、赵辛楣、顾尔谦、韩学愈、陆子潇、李梅亭、高松年、汪处厚、董沂孙……这些被冠以性格化姓名的人物一亮相,便会让聪明的读者看出破绽,激起阅读的兴趣。有人因此认为,在人物命名上,《红楼梦》也不可与机巧大方的《围城》相比。

  书中还详细披露了钱锺书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接触的趣事及钱先生对诺奖的看法,为读者揭开了谜团。1986年春,忽然有多家欧洲报刊预测《围城》或将与诺贝尔文学奖相关。3月,钱锺书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发表对“诺奖”看法:“萧伯纳说过,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危害更大。当然,萧伯纳自己后来也领取这个奖的。其实咱们对这个奖,不必过于重视。只要想一想,不讲生存的,已故得奖人里有黛丽达、海泽、倭铿、赛珍珠之流,就可见这个奖的意义是否重大了。”在谈到博尔赫斯因拿不到诺贝尔奖金而耿耿于怀一事时,钱锺书说:“这表示他对自己缺乏信念,而对评奖委员似乎又太看重了。”据栾贵明书中透露,钱先生终其一生,对“诺奖”的看法从未改变;坊间流传钱先生与马悦然“谈崩”之说,从未发生,马悦然1980年到钱宅造访时还未受聘“诺奖”评委,他们会面并未涉及《围城》,更没谈论“诺奖”。

  1945年春,徐森玉将去四川,钱先生写诗话别:“送远自崖返,登高更陇看。围城轻托命,转赚祝平安。”《围城》可以“托命”,分量不轻。读懂《围城》,理解《围城》的主题,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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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

杨绛

道歉

品格

分类: 文园夜读

向杨绛先生三次道歉

何  况

 



李昕三次向钱锺书夫人杨绛道歉的故事,加深了我对百岁老人杨绛先生的了解和敬意。


李昕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免不了与这三家出版社的老作者杨绛先生打交道。又因为李昕的父亲曾与杨绛同事,杨先生对作为晚辈的李昕便多了几分亲切。李昕没想到,因为自己考虑问题不周全,不得不先后三次向杨绛先生道歉。

第一次道歉是在2007年10月三联书店出版《钱锺书集》第二版时。李昕在新书发布会上面对媒体介绍钱锺书著作的版权情况时,特别强调三联的版本对于市场的独占性,其中有这样的话:杨绛先生对待版权非常严肃和谨慎,她在三联出版了《钱锺书集》之后,便有意识地停止了钱锺书著作单行本与其他出版社的合作,只是《宋诗选注》和《围城》这两部作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再要求下,杨先生才同意保留该社继续出版单行本的权利。杨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这段话很生气,让帮她料理版权的吴宓女儿吴学昭打电话给李昕,批评李昕对人文社不公平,分明是人文社早早就出版了《围城》和《宋诗选注》,三联才是“一再要求”出版文集,怎么能为了宣传自己的书,不顾事实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呢?李昕自知理亏,连忙请吴学昭代向杨先生道歉。杨先生让吴学昭转告李昕:你的话给人文社造成了不良影响,要向他们道歉。李昕赶忙给当时的人文社负责人潘凯雄打电话道歉,取得了对方的谅解。李昕说:“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由此认识到杨先生待人处事最讲‘公平’二字。”

第二次道歉也与《钱锺书集》有关。2009年,三联再版《陈寅恪集》,联系江苏省新华书店总店承担总包销。他们同意包销2000套,但要求制作2000张藏书票随书附赠。美编在设计藏书票时,计划采用陈先生名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加盖陈先生本人的印章。为了征得陈先生家属同意,编辑告诉她们,使用印章做藏书票是循《钱锺书集》旧例,当时也曾用钱先生印章做了一批藏书票。陈先生家属与吴学昭熟悉,便向她请教。吴学昭把这事向杨绛先生作了通报,杨先生说:“藏书票,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她让吴学昭给三联的编辑打电话,说:“你们这样不尊重作者,我要考虑提前结束与三联的合作。”李昕了解到当时做藏书票的确没与杨先生沟通,事后也没把藏书票送给她过目,一时慌了神,马上打电话给吴学昭,表示要到杨先生府上负荆请罪。吴学昭说,老人家正在气头上,不会见你,还是写封道歉信吧。于是李昕写信说明了事情经过,并随信寄上了几枚藏书票。两天后,吴学昭给李昕来电话说,事情解决了,杨先生让我带给你一句话:“李昕是我老同事的儿子,我原谅他了。”李昕如释重负,他知道老人家真正关注和在意的是一个诚信的问题。

第三次道歉,是李昕在一档为杨先生百岁诞辰祝寿的电视节目中出现的一个小差错。在谈到钱、杨夫妇的精神境界和高风亮节时,李昕说,他们把两人的全部版税都捐给了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总数已超过1000万元,在那里设立了一个旨在扶助贫困学生的“好读书基金会”。李昕后来接到吴学昭的电话才知道,他在这里出现了口误,把钱、杨二老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说成了“好读书基金会”。这是两个不能混淆的概念,杨先生让吴学昭提醒李昕,今后若是再提到此事,一定要把说法改过来,不要一错再错,造成别人以讹传讹。李昕再一次请吴学昭代向杨先生道歉,“杨先生的严谨和认真,令我受教”。


上述故事源自李昕新著《做书的故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书中有趣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我眼中的马识途先生》《书界奇人刘振强》《我所知道的吴敬琏先生》《<巨流河>出版后的遗憾》《一场出版风波的追思》《<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出版始末》《从电影想到小说<狼图腾>的出版》,等等。书中的故事“一律亲历、亲见、亲闻”,决无虚构。从中不仅能领略作家、学者的风采,也能感受到李昕“做书”的酸甜苦辣。刘再复先生说过,李昕是个好编辑,他学胆识兼备,为国家为他人做了许多“嫁衣裳”。读完这本书,可知此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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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拍出四千多万元的古书

何  况

 



诞生于700多年前的元抄本陶叔献辑《两汉策要》是一部身负重名的书,毛晋《汲古阁珍藏本书目》、叶德辉《书林清话》、莫友芝《亭知见传本书目》、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张伯驹《春游琐谈》等均有著录,翁方纲、王杰、钱大昕、孙士毅、张朝乐、戴衢亨、姚令仪、陆伯、秦承业、袁枚等先后题跋,钤有昆陵周氏九松迂叟藏书记、周印良金、毛晋之印、汲古主人、臣大昕印、退一步斋珍玩、景贤鉴藏、朴孙庚子以后所得、如皋张氏竹轩藏书景行维贤、古吴王氏珍藏、康生等印。

 




非常神奇的是,这部著名的书每过一百多年就会出现一次,并在文化界引起一段振动波漪。它最近一次露面是在2011年中国嘉德春季古籍拍卖会上,以483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创出了世界纪录,成为藏书界聚焦和关注的名品。

我是在拓晓堂所著《槐市书话》一书中读到这个故事的。书名中的“槐市”是汉代长安一个读书人聚会、贸易、互易互市的地方,因其地多槐树而得名,是中国书籍售卖的早期市场。拓晓堂说:“书籍交易之地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书籍汇集于此,读书人也因好书而聚集于此。”

拓晓堂就是因为好古书,于1993年加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担任古籍部总经理,筹备和组织了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的古籍拍卖专场,自此中国有了古籍拍卖平台。拓晓堂认为,当今的古籍拍卖市场,就是两千年前“槐市”的延续和发展,因此20多年来,他自甘隐身“槐市”,“日行于京津沪广,夜飞于港台两洋”,寓目、赏玩和审定了大量的图书名迹,编成各类书目、图录60余本,过手古籍、碑帖、印谱、名贤书札更是难以计数,已成为古籍拍卖业最引人注目的鉴定专家。

 

拓晓堂曾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工作8年,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每遇孤本、善本,必细加研究琢磨,“有所是正、有所考订”,并写成文章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介绍给学界和收藏界。本书第一部分“铭心绝品”收的正是这方面的27篇文章,也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讲述了一些古籍善本的故事与命运。看他钩沉“家丑不外扬”“见风使舵”“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家贼难防”等名言的源头《五灯会元》荀斋旧藏宋刻本,寄望后人再成一段传奇书缘;看他考索蜀刻“中字本”《春秋经传集解》,“破解七百年的迷局”;看他补证唐许浑撰《丁卯集》,谈论“天机不泄,人生难知”;看他在清抄本《鉴诫录》上搜奇品酌,写出一新耳目的文字,讲出引人入胜的故事,既羡慕他有幸经眼那么多孤本、善本,又佩服他学识广博,征引宏富。

  

本书第二部分“阅书感想”的4篇文章,表达了他“有感而发,不书不快”的一些意见,第三部分“藏书集序”则是他为各类藏书之家的古籍展览或是古籍书目图录出版所撰9篇序跋文章。这些文章讲述他采访过手顾氏过云楼藏书、潘重规先生藏书、陈寅恪先生藏书、季羡林先生藏书、王世襄先生藏书、陈澄中先生藏书等曲折故事,每一笔都是一个大波澜,都是一个生动的传奇,让我们这些局外人领略了古书流转的神秘历史。

读书人之于学问,或有三境界,正如圣人所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热爱古籍的拓晓堂先生在当今的“槐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用一场场成功的拍卖会、一篇篇精妙的文章,唤起了人们对书籍的依恋。读这本书,心中时时激荡起涟漪。

 

 

《槐市书话》

著者:拓晓堂

出版:商务印书馆

时间: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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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红楼梦》的态度

何  况


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与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景梅九先生的《<石头记>真谛》,历来被推为开中国红学研究先河的专著。有趣的是,胡适先生研究红学的观点就是《红楼梦》太差。1960年11月,他在和苏雪林、高阳通信时说: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基本没有说过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我一直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的技术方面,《红楼梦》比不过《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不仅比不过《儒林外史》,也比不过《水浒传》。”

  

近读王鼎钧先生回忆录四部曲之四《文学江湖》,发现胡适先生不仅写文章时看不起《红楼梦》,在现实生活中也毫不掩饰对《红楼梦》不屑一顾的态度。据王鼎钧先生说,1959年,他所在的广播公司计划播出《红楼梦》,请胡适、曾虚白、李辰冬、李宗侗诸先生担任这个节目的顾问。胡适先生爽快地答应了,还提议增聩史学教授吴相湘。在胡适先生主持下,广播公司先后开了三次顾问会议。

第一次会议首先谈到《红楼梦》的版本,胡适先生决定选用“程乙本”,乾隆五十七年程伟元刻印、高鹗修改过的本子,台北世界书局买得到,它的好处是语言比较浅显通俗,用听觉接受困难比较少。然后讨论应该原本照播还是加以删节?胡适先生不假思索地说,警幻仙子、太虚幻境可删,女娲补天、顽石转世必删,宝玉失玉和尚送玉也没有播出的必要。王鼎钧先生在旁担任记录,暗中非常惊讶:“他甚至说,《红楼梦》有很多琐碎冗长的记述都可以删掉,只选有情节的章节播出。”

  

会后立即到世界书局买书,王鼎钧先生和导播埋头苦读,做出播出台本。他向节目部邱主任请示:是否可以把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贾天瑞正照风月鉴删掉?是否把大观园对对联、行酒令、作五言排律删掉?邱主任都说可以。“至于胡先生指出的‘迷信’呢,邱主任说不能删。如果不删,我担心胡先生不高兴,他再说一遍‘不能删’。”

第二次顾问会议,王鼎钧先生提交“作业报告”,胡适先生听了一时没有反应。节目部邱主任问大家:有没有不该删、删错了的地方?大家默然,胡适先生看了王鼎钧先生一眼,很客气地说:“删掉的都是该删的!删掉的都是该删的!”言外之意,还有没删掉的也该删。但他没有明说,广播公司的人就装傻,算是蒙混过关了。

节目播出之前,为了造势,广播公司计划请各位顾问对听众发表广播演说,各人从不同的角度谈谈《红楼梦》这部小说,其中有一个题目是“《红楼梦》的艺术价值”。胡适先生看到这个题目,忽然提高了嗓门说,《红楼梦》哪有艺术价值?他接着说,《红楼梦》没有情节,他住院检查身体时,朋友送他一本《基督山恩仇记》,这本小说有情节,好看,那才有艺术价值。王鼎钧先生听了,一时“惊诧莫名”。看来,这是胡适先生对《红楼梦》的真实态度:《红楼梦》的艺术价值比通俗小说《基督山恩仇记》还要低!

据说,胡适先生在台湾很少实际参加文艺活动,这或许是惟一的一次。以宽容著称的胡适先生对《红楼梦》的不宽容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读完整本《文学江湖》,我就记住了这个场景。事实上,《文学江湖》是一部信息量极大的回忆录,有许多与台湾文学相关的新鲜材料。

 

《文学江湖》

著者:王鼎钧

出版: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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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4 15:06)

四时读书乐

何  况


我在狗年初二日闲逛苏州诚品书店时所购《四时读书乐》一书,乃是苏州才子王稼句的一部读书随笔集,他在“题记”中说:“这个书名,乃取集中一篇的题目,那是借着苏州某旧宅的砖雕门楼说事,因在那门楼下枋上雕镂着‘四时读书乐’的场景。宋末元初仙居人翁森写了一组《四时读书乐歌》,四首七律,分春夏秋冬,咏读书之乐。”

王稼句拿来作书名的这篇《四时读书乐》,开头就设问:“‘四时读书乐’实在是个迂阔的话题,既不合时宜,又有点酸溜溜,如今能以读书为乐的,还有几多人在?”

古人是认定四时皆宜读书、读书皆得其乐的,故以“四宜”来命名斋馆厅堂者多不胜数。比如海宁陈氏安澜园有“四宜书屋”,诗曰:“夏凉冬暖总相宜,秋月春风更最斯。雅合四时读书乐,每来却坐不多时。”世祖玄烨曾将此四宜书屋仿建于圆明园,高宗弘历为它题诗一首:“春夏秋冬无不宜,所宜乐总读书时,何须千里盐官忆,即景吾方勉近思。”都是鼓励读书的话。周作人这样说读书的好处:“古人劝人读书,常说他的乐趣,如《四时读书乐》所广说,读书之乐乐淘淘,至今暗诵起几句来,也还觉得有意思。此外的一派是说读书有利益,如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升官发财主义的代表,便是唐朝做《原道》的韩文公教训儿子,也说的这一派的话,在世间势力之大可想而知。我所谈的对于这两派都够不上,如要说明一句,或者可以说是为自己的教养而读书吧。”

  

王稼句很赞同周作人的说法。他有4大间书房,里面摆满了书。他说:“我的读,无非是想多知道一点世上的事。”收在这本《四时读书乐》中的32篇文章,几乎都是他在书房里翻旧报刊、旧文献捡拾出来的书人书事。书中以《苏游梦痕》为总题的8篇文章,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爬梳、比对,去伪存真,重新讲述了苏曼殊、周作人、钱基博、张恨水、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田汉等文化名人与苏州的故事,里面有不少新鲜材料。比如说,周作人一生只到过苏州一次,但他最早公开发表的《说死生》《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两篇文篇,按照他回忆录里的说法,却是刊登在“苏州出版的《女子世界》”杂志第五期上。其实《女子世界》是丁初我在常熟创办的妇女刊物,大概周作人认为常熟是苏州的属县,就把它归入苏州名下了。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周作人一直对苏州念念不忘,前前后后写了《苏州的回忆》《南北的点心》等多篇赞美苏州的文章。另外,他始终关注妇女问题,与此也不无关系吧。而朱自清曾在苏州被叶圣陶等友人盛情接待过4天,竟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苏州风物的文字,“真是可惜了”。我们从中是不是也能看出一点周作人与朱自清性格的不同呢?

  

王稼句在故纸堆里钻进钻出,常有一些新发现。比如说到以上海为活动中心的鸳鸯蝴蝶派,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文学群体,王稼句却别具只眼注意到这个群体里以苏州人为最多,有徐枕亚、吴双热、包天笑、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姚民哀、平襟亚、徐卓呆、江红蕉、程瞻庐、顾明道、郑逸梅等,即鸳鸯蝴蝶派“五虎将”中有其三,“十八罗汉”中有其五。某次我在苏州热闹的观前街附近晃悠,偶一抬头,惊见路边某旧宅大门一侧钉着“范烟桥故居”的牌子,吓了一跳。由于大门紧闭,无法入内参观,我跟牌子照了张合影发在微信上。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陈子善教授看到了,很有兴趣,让我把照片发给他作某杂志的封底。我的意思是,王稼句生活在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苏州,他钻故纸堆有本钱。苏州还有个黄恽,这些年钻故纸堆也钻出了很大的名堂。

其实,任何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关键是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晋人谢泳先生南来厦门教书,在旧书摊淘到材料,考证出方便面原是厦门人发明的,让我们这些“老厦门”很是汗颜。说到根子上,还是读书不够。

《四时读书乐》

著者:王稼句

出版:九州出版社

时间: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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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4 15:01)

独立成书的序

何  况


“我读书是很喜欢读序言和后记的。而且是先读。”作家陈歆耕先生在其新著《美人如玉剑如虹》的自序中写道,“甭管这序言是自序,还是他序,它帮助我决定是否将此书读完,抑或选读或放弃。”

  

这让我想起前几天读过的王稼句先生所作《关于<骆驼丛书>》一文,文中谈到舒芜先生名著《周作人概观》一书时说:“这本来是为周作人散文选集做的一篇序,因篇幅过长,有六万馀字,便单独印成一册。”这样的长序,不知陈歆耕先生有没有耐心读完?

追溯起来,像舒芜先生这样把序言写成一本书的事,梁启超先生早就干过了。当年梁启超先生为他的弟子、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由于序言与原书一般长,“头”大不掉,只好独立成书。这就是梁启超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先生对此甚为得意:“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有趣的是,序文成了专书,梁启超先生反而要原书作者蒋百里先生为他这闹独立的“序”写了一序。

  

唐德刚先生著名的《胡适杂忆》一书,也是序言闹独立的结果。只不过梁启超先生是给学生作序作成了一本书,而唐德刚先生则是给老师作序作成了一本书。我的书架上有唐德刚先生翻译的《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内收他《写在书前的译后感》一文说得很明白:“在动手翻译这本小书之前,我曾遵刘绍唐先生之嘱,先写一篇‘导言’或‘序文’。谁知一写就阴错阳差,糊里糊涂地写了十余万言,结果自成一部小书,取名《胡适杂忆》,反而要请周策纵、夏志清两先生来为我作序了。”

从书架上找出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胡适杂忆》读周策纵、夏志清两先生序,我忍不住笑出声来。据周序说,唐德刚先生曾告诉他,打算写一篇“短序”,他当时听了就不禁暗忖,等着看他这序会怎么短法。不出所料,这“短序”写了十多万字,“他自己实在不能再为自己的‘序’作序了,就只好来拉夫。这确实是晴天霹雳,使我不免有大祸临头之感”。为什么?因为怕一不小心把这篇“短序”的序也写成专书,“岂不又要德刚来替我写序”? 


但是,夏志清先生似乎没有周策纵先生这样的顾虑,他下笔千里,居然又写了二万余字的长序,对胡适先生和唐德刚先生为人为文大发议论:“同胡适一样,唐德刚的中文文章比他的诗词写得更好。《胡适杂忆》出版后,我想他应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最有意思的是,夏志清先生在序中还放谈胡适先生的婚姻,认为江冬秀不是胡适先生理想的太太,因为他们俩的知识水准相差太远了,婚后的生活毫无精神上的默契,使得胡适先生的才能不能进一步发挥,让胡适先生在精神上日见衰老。那么,谁是胡适先生理想的太太呢?夏志清先生在序中说,胡适先生的最佳拍档是陈衡哲!若他俩结婚,那才真是郎才女貌,美满姻缘。我想,这样的序,也就夏志清先生敢写。好在他写这篇长序时,江冬秀已经作古,否则依她的性格,金刚怒目打上夏志清先生的家门不是不可能的。

  

说到写长序,其实并非中国文人独好。1827 年,法国作家雨果撰写出版了长达五万余字的《<克伦威尔>序言》。这既是一篇讨伐古典主义的檄文,更是一篇张扬浪漫主义的宣言,雨果在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美丑对照原则”。所谓美丑对照原则,即是在文艺作品中大量地运用美丽、高尚与丑陋、卑贱的人物或意象作对比,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心理反差,使故事情节更为跌宕起伏。他后来创作的名著《巴黎圣母院》就是运用这一原则的典范作品。作品中的美与丑不是简单的对立对比,而是错综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和强烈的冲突。女主人公爱斯梅拉达是美的化身,从相貌到内心都展示出美轮美奂的典型,敲钟人伽西莫多外貌奇丑而心地纯洁善良;副主教克洛德外表道貌岸然,内心阴险狠毒;卫队长弗比斯外表潇洒风流,内心卑鄙自私。这里,美丑对照的运用,达到了理想化的效果,爱斯梅拉达与伽西莫多这两种类型的美好形象在丑态人物的反衬下,更为鲜美艳丽,光彩照人;而克洛德与弗比斯这两个丑角在美好人物的光照之下,更显形象猥亵,灵魂肮脏。

仔细想来,把序写成专书的都是真正的学者,有话要说,不吐不快。愿写、能写这种长序的学者,现在恐怕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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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雪村笔下的文人故居
何  况


在《中华读书报》上读过罗雪村画访文人故居、书房的系列作品,印象很深刻。商务印书馆新出的这本《我画文人故居》,便是罗雪村二十多年来寻访阿炳、曹禺、丰子恺、何其芳、李叔同、赵树理、茅盾、路遥、鲁迅等文化名人故居、书房后留下的速写画和相关短文的结集,可谓珠连璧合。

 



罗雪村最爱画简洁的速写。他随身带着本子,走到哪画到哪,开会时画,听演讲时画,聊天时画,喝酒时也画。有趣的是,他的画大多与文人有关,不是文人肖像,就是文人故居、文人书房。这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的父亲是一名老资格的部队文艺工作者,他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跟着父亲去看望萧乾、张中行、魏巍、田间、姚雪垠等名流,这些大人物后来都成了他的画中人。上世纪九十年代,罗雪村调入《人民日报》编副刊,有了更多便利走进作家、艺术家的书房和故居。因为从小就喜欢儒雅的文人,一旦拿起画笔,他们自然成了画中人。有道是爱屋及乌,与他们有关的故居、书房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创作的主要题材。

由于情注笔端,《我画文人故居》一书不仅画好,为每幅画配的短文也非常精彩。这些短文并非画作的简单说明,而是“以亲历亲见者的身份,复现创作场景,记录创作心得,抒发内心感慨”(李昕语),是点睛之笔。他画巴金书房,只画一把椅子放在一台缝纫机前,告诉读者,《随想录》中的许多篇章就是在这缝纫机上完成的。他画孙犁的书房,配了这样的文字:“房间不大,主要是一列书柜,玻璃门被衬了白纸,干净整洁,看不到里面如‘租书之肆’的杂乱,临窗的老式三屉书桌前,是一把很有些年头的藤椅……”

 

 


最打动我心灵的,还是书中那些画写文人故居的画及配文。1996年秋,罗雪村为北京内务部街39号梁实秋故居画了幅淡彩速写,钢笔线条勾勒出小院一角的旧颜,偏暖的水彩晕染出曾经的温情。他为画配的文章中写道:“1981年,梁实秋小女梁文蔷从海外来到北京看望分别三十多年的姐姐梁文茜。她们一同回到旧居。姐姐站在院子里的枣树下,想起父亲让她骑在肩上摘枣的旧事……不禁怅然感伤。那天,她为父亲摘了一枚青枣。”结尾处还有这样的细节:“1987年,当台湾同胞可以赴大陆探亲时,梁实秋便急切地让夫人去办理手续。未料,突发心脏病……梁实秋在台湾寓所留下一帧照片,是他站在一幅京城梁家旧居前的留影。”梁实秋思归而不得的历史悲剧,不应该再重演了。

 

 


更让人伤感的是,罗雪村笔下的不少文人故居,现在已经被拆得没了踪影。2000年夏,他为北京西裱褙胡同36号诗人何其芳故居画了幅钢笔速写,几天后再去看,诗人的家已被掀掉屋顶。2003年冬,他去拜访诗人遗孀牟决鸣,老人看着他画的红砖楼旧居写生,长时间没有说话。后来才知道,因为开发商限令他们搬迁,就像“清场”一样,忙乱中他们没顾上为旧居拍照留念,看到这纸上的旧居,伤感不已。“现在诗人旧居的位置,矗立着两座几十层高的大厦。”罗雪村悲愤地写道,“这样的大厦到处都是,可那座‘世界上甭想找出第二个来’的诗人的家,甭想再有了。”在为天津粮店街李叔同故居速写配的短文中,罗雪村引用了林徽因当年想保护北京古城墙时说过的一句话:“你们现在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林徽因的话言犹在耳,我们应该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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