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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著有《开埠》、《火柴大王刘鸿生》、《拥抱阿里山》、《把名字写在水上》、《文园读书记》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文艺奖等。邮箱:13806078656@1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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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的自负与宽容

 

《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是日本著名畅销作家村上春树的首部自传性作品,陆陆续续写了五六年,可见其认真的程度。他始终认为,跑步、翻译、搞音乐都不过是他的业余兴趣爱好,只有写小说才是他正儿八经的职业,因此必须郑重其事。

有意思的是,村上春树一开篇就对小说家“冷嘲热讽”:“在我看来,大多数小说家很难称得上兼具完美人格与公正视野的人。而且一见之下(说这话可得小声点儿),有难以赞美的特殊秉性、奇妙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模式的人似乎也不少。”其中“包括我在内”的百分之九十二左右的作家都认为,“唯有自己所做的事情、所写的东西最正确,其他作家或多或少都有些荒诞不经”。村上春树在书中还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1922年巴黎的一场晚宴上,马塞尔.普鲁斯特和詹姆斯.乔伊斯同坐一席,尽管近在咫尺,两人却自始至终几乎不曾交谈一句,“大概是彼此都很自负的缘故吧”。呵呵,天下乌鸦一般黑,全世界的文人都“相轻”啊。

村上春树认为,作家虽然都是自负的人种,但并非绝顶聪明之人。他从29岁开始写作,已坚持写了近四十年,按他自己的说法,“全凭一支笔混饭吃”。几十年辛苦写作的经历让他得出一个结论:写小说似乎不是头脑活络的人适合从事的工作。尽管写小说必须拥有一定的思考能力、修养和知识,但“写小说是需要用低速档缓慢前行,去耐心推进的作业”,“是相当绕弯子和费工夫的活儿”,“我甚至觉得大概不会再有如此效率低下,如此拐弯抹角的工作了”,而脑袋聪明、才思敏捷的人“很难从写小说这种劳作中找到期待的益处”,自然不屑于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营生。

的确如此,我就亲眼目睹过一些聪明伶俐的人,在写出一两部小说后,便转变心思,将精力投向别的“效益更高”的行当。可是对真正的小说家来说,恰恰正是这些可有可无、拐弯抹角的地方,才隐藏着真实与真理。换句话说,只有肯下笨工夫的人,才能独自一人困守屋内寻词觅句,枯坐案前绞尽脑汁,“总算让某句话的文意更加贴切了”,然而这世上可能永远都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贴切的句子。如此这般,恰如村上春树所说,“写小说几乎找不出潇洒的要素”,在没有做好吃苦的准备之前“千万别趟这池浑水”。

当然,如果你是“脑袋不太好使的那一类”,非要写小说,作家们是真心欢迎的,“这大概是小说家共有的为数不多的美德之一”。许多职业领域都有极强的排他性(或说“地盘”意识),“不论什么事情,只要触碰到专业领域以外的领域,以那一领域为专业的行家们往往就不会给你好脸色,如同白细胞注定要排除体内的异物,他们是要拒绝这种接触的”,但小说家从来不会因为有人进入自己的“地盘”而心生不快。事实上,我们见过不少歌手或画家写小说,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小说家为此义愤填膺,或恶语中伤、故意耍坏、脚下使绊子之类,“只怕反倒会激发小说家对非专业人士的好奇心,就盼着能有个机会见见面,聊聊小说,时不时还想鼓励他两句呢”。在这方面,“只怕不会有像小说家这样胸襟开阔、宽以待人的人种了”。小说家之所以宽容,“或许与文学圈并非一个你死我活的社会有关系”,不会因为一个新作家登场,便导致一位老作家失业。比如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卖了1000万册,不会必然导致其他小说就少卖1000万本,有时反而因为一部小说的畅销,带动小说圈整体呈现出勃勃生机,滋润了整个行业。

“写出一部小说并非多大难事。写出一部上乘的小说,对某些人来说也并非多大的难事。”但村上春树是过来人,深知“要持之以恒地写下去却难之又难,绝非人人皆能”。如果这些问题都想清楚了,“还是想写小说,觉得非写不可,那就去写小说吧,并且一直坚持写下去”。村上春树真诚地说:“对于这样的人,我身为一个作家,会敞开胸襟欢迎他。”

 

《我的职业是小说家》

著者:村上春树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时间: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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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的“餐桌小说”

 

村上春树现在无疑是世界级作家了,连续几年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但他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只是听从内心“我想写小说”的召唤,“深刻感受到这种内在的动力”,才不辞劳苦地努力去写小说的,从没考虑过出名、获奖这类与小说本身无关的东西。即使出名以后,他也基本不在公共场合露面,主动上电视和广播的情况一次也没有,也基本不举办签名会,因为在他看来,写小说是“在密室中进行的彻彻底底的个人事业”,独自一人钻进书房去构筑故事就好了。

“哪里,哪里,我可没有书房那么气派的东西。”我仿佛听到村上春树坚决地否认着。据他在自传《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中说,他刚开始写小说那阵子,真的没有什么书房,就在千谷鸠森八幡神社附近狭小的公寓里,坐在厨房的餐桌前,等家人睡下之后,深更半夜独自面对着400字一页的稿纸奋笔疾书。他就这样写出了《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部最初的小说。“我私下里(自说自话地)把这两部作品叫作‘餐桌小说’”。

在村上春树众多的作品中,沾着“餐桌饭粒”的小说不在少数。像日文版销量突破1000万册的小说《挪威的森林》的开头部分,也是在希腊各地咖啡馆的小桌上、轮渡的座椅上、机场的候机室里、公园的树荫下、廉价旅馆的写字台上写的。“像400字一页的稿纸那种体积偏大的东西,不方便随身带着四处行走,于是在罗马的文具店里买来便宜的笔记本(从前的说法叫“大学笔记簿”),用BIC圆珠笔写上蝇头小字。四周的座位吵吵嚷嚷,小桌子摇摇晃晃书写困难,笔记本又溅上了咖啡;半夜三更,正坐在旅舍写字台前推敲文字,隔着一层薄墙,隔壁的男女却声势浩大地频掀高潮。总之是历经了磨难,吃足了苦头。如今回想起来,都成了让人一笑的小插曲,可当时却着实令人沮丧。因为总也找不到固定的居所,到后来仍旧在欧洲各地游荡,在各种场所继续写这部小说。那本沾满咖啡(和莫名其妙的种种)污渍的厚厚的笔记,至今仍然留在我的手边。”我想,这个无比珍贵的笔记本作为村上春树“餐桌文学”的证物,定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拍出令人瞠目的高价。

“写小说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活计,无比耗时费工,无比琐碎郁闷。”而村上春树在没有固定居所的情况下,还能坚持不懈地写他的“餐桌小说”,照他自己的说法,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有“我想写小说”这种强烈的愿望和冲动。“如果没有这种内在冲动,就算有人把金钱堆在眼前哭诉哀求,我也照样写不出小说来。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小说家才能真正写出有真情实感的好作品。

有人问村上春树:“您写小说时,心里设想的是什么样的读者呢?”他每次面对这样的提问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专门为了谁写小说的意识,现在也仍然没有。为自己而写,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真话。”尤其是深更半夜在厨房餐桌边写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时,他压根儿没想到它会进入一般读者的视野,“我仅仅是意识到自己会变得心情舒畅而写小说的”。总而言之,会有什么样的人来读这本小说?这些人究竟会不会对这本小说产生共鸣?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文学信息?“像这类麻烦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思考,而且也没有思考的必要。”他说他写了三十多年的小说,“为了自己享受而写作”的姿态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要自己写得心情愉悦,想必也同样有读者读起来感到开心吧”。这大概就是村上春树的写作秘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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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

粉丝

苏北

作家

分类: 文园夜读

“超级粉丝”眼里的汪曾祺

 

作家苏北自称是 汪曾祺先生的“超级粉丝”,拥有汪先生几乎所有版本的著作,连非卖品《汪曾祺书画集》都有,年轻时还抄过汪先生的《晚饭花集》和《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被人戏称为“天下第一汪迷”。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汪先生的喜爱,“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甚至是狂热的、偏激的、排他的”,就像追星的少男少女为偶像疯狂、痴迷一样。他的新作《忆·读汪曾祺》,就是他“迷汪”的最好见证。

《忆·读汪曾祺》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题为《忆汪十记》,回忆他与汪先生20多年交往的点滴;第二部分题为《读汪十记》,阐发他对汪先生作品的理解。对作品的理解可以见仁见智,但他与汪先生贴近交往的亲历亲闻却是独家材料。因此,通读完全书之后,我回过头来又读了一遍《忆汪十记》。这一部分的文字,见人见事见细节见真情,非常出彩,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说到汪先生,绕不开他的“酒事”。苏北忆汪第一记就多次提到酒。19957月的一天,他去看望汪曾祺时带了几瓶酒:“给您带瓶酒,烟就没带了,少抽点烟,酒可以喝点。”汪先生咕噜道:“还有几年活的!这也不行那也不可的!”又有一次去他家,听师母说起一件趣事:前不久汪先生喝多了,回来的路上跌了一跤,先生跌下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能不能再站起来,结果站起来了,还试着往前走了步。回到家里,汪先生一个劲地在镜子前面左照右照,照到师母心里直犯嘀咕:“老汪今天怎么啦!是不是有什么外遇?”后来才知道是照脸上有没有跌破皮。苏北最后一次去看望汪先生是199759日,距他永远离开这个世界整七天。苏北坐下后问他,这次去四川喝没喝酒,他瞪着眼睛望着苏北:“到了宜宾、五粮液酒厂、还能不喝一点?”苏北问他喝多少,他脱口说:“三大杯!”当晚汪先生留苏北吃晚饭,苏北喝了三杯五粮液,汪先生则拿了一瓶葡萄酒自斟自饮,喝了好几大杯!他几乎没吃什么菜,只啜了几个小泥螺。苏北说:“汪先生喝酒,不是一口一口地抿,也不是一口一口地呷,他真是‘饮’,一喝一大口。”他的“痛饮酒”,或许受了他的西南联大老师闻一多讲《楚辞》时的开篇语的影响:“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作家林斤澜多次说过,汪先生为人是很有名士气的。汪先生去世后,他的子女在他的灵堂前摆放了一壶酒、一包烟,评论家何镇邦说,汪先生的灵堂就应该这样。

先生是大器晚成的作家,他20岁写过几篇小说,在20世纪40年代结集出版《邂逅集》,之后没什么作品。60年代,他应约写了几篇儿童文学,结集出版了一个小册子《羊舍的夜晚》,之后又是一段空白(改编样板戏《沙家浜》谈不上自由创作)。他真正进入创作状态是到80年代初,这时他已60岁了,此后一发不可收,越写越多,越写越好,成就了“汪曾祺现象”。苏北与汪先生近距离接触了二十多年,对此有自己的看法。都说汪先生超脱、平和,但苏北说,其实先生骨子里是很自负的,有一次聊到写作时突然冒出一句:“我就要写得同别人不一样。”还说,一个作家要有自信,要有“这种写法我第一”的感觉。有一次他批评苏北一是缺乏自信,二是太懒,“做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信心都没有,还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看来,对一个作家而言,“文章是自己的好”未必是什么坏毛病。

先生还有一点非常难能可贵,那就是始终保持一颗童心。有一次苏北带女儿去看望汪先生,苏北让女儿给汪先生说了一个北京儿歌,汪先生接着也给苏北的女儿讲了一个:小小子,坐门墩,哭鼻子,要媳妇。要媳妇,干什么?点灯,说话——吹灯,做伴——早晨起来梳小辫!汪先生说:“点灯,说话。吹灯,做伴。妙极了!妙极了!”汪先生作品的语言不也是这么简洁神妙吗?我很认同苏北的判断:汪先生是个有情趣的人,而情趣应该是属于童心的。

 

《忆·读汪曾祺》

著者:苏北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间: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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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鱼

宠物

萧春雷

分类: 文园夜读

金鱼是一种审美宠物

 



我曾经养过几缸金鱼,自以为对金鱼不陌生,待读过萧春雷新著《金鱼:中国人的艺术物种》一书(海峡书局20171月版),才惊觉金鱼的历史原来如此繁杂!

“金鱼的祖先是哪种鱼?”相信没有几个人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本书告诉我们,金鱼起源于中国普通鲫鱼。如果仅从外表观察,我们很难把那些造型夸张、色彩鲜艳的时尚金鱼,与河塘里灰头土脸的鲫鱼联系在一起,但“生物学家们从染色体组型、肌肉蛋白、血清蛋白等角度比较金鱼和鲫鱼,结果都支持这一观点”。名满天下的遗传学大师陈桢更以大量事实,论证了金鱼是从野生鲫鱼经过家化而形成的,全世界的金鱼都来自中国。

那么,是什么因素让灰溜溜的鲫鱼变成五光十色的金鱼?按照达尔文的理论,是不断的人工选择。在《人类的由来和性的选择》一书中,达尔文指出:金鱼的“华丽色彩大概是由一种单纯的突然变异所形成的,这种突然变异即是它所圈养条件引起的。然而,更为可能的是这等颜色是通过人工选择而被加强的,因为从遥远的古代起,这个物种在中国就被精心培育出来了”。

每时每刻,自然界的生物都在发生大大小小的变异,千万条鲫鱼中间,偶尔出现一条红鲫鱼并不稀奇。佛教有“放生”的传统,信徒们将捕获的比较珍奇的红鲫鱼拿到寺庙的放生池中放养,累积功德。史籍中最早出现金鲫鱼的地方是嘉兴,据《方舆胜览》记载:“养鱼池,在城外,即陆瑁池。又唐刺史丁廷赞得金鲫鱼于此,即今之西湖。”北宋杭州六和塔下慈恩开化寺的金鱼放生池,因大诗人苏轼1073年留下过“金鲫池边不见君”的诗句,而特别有名。直到这时,金鱼还生存于半家化的放生池中。

据萧春雷考证,家养金鱼始于南宋,最早的史料记载来自岳飞之孙岳珂的《》:“今中都有豢鱼者,能变鱼以金色,鲫为上,鲤次之。贵游多凿石为池,置之檐间,以供玩。”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之事更早:“德寿宫中有金鱼池,名曰泻碧。”德寿宫是宋高宗赵构1163年退位为太上皇时所居之地。这意味着,最迟在1163年,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在家中造池养殖金鱼,是为池养时代,也是金鱼家化的开始。明中期,杭州人开始在缸中蓄养金鲫鱼。明瑛《七修类稿》说:“杭自嘉靖戊申(1548)来生有一种金鲫,名曰火鱼,以色至赤故也。人无有不好,家无有不蓄。竞色射利,交相争尚,多者十余缸,至壬子(1552)极矣。”遗传学大师陈桢认为,金鱼从池养到盆养,是金鱼家化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改变,产生的影响最大。一方面,池养改为盆养,生活条件对金鱼的形体生理和胚胎发育产生了很多的直接影响,并且间接地影响了遗传性。另一方面,盆养使大量养鱼、仔细选鱼、分盆育种成为可能。最迟在1848年,中国人养殖金鱼已经实行了有意识的人工选择。从1925年开始,陈桢进行了一系列金鱼不同品种间的杂交来选育新品种,从而开启了一个杂交育种新时代。

金鱼为什么会成为宠物?萧春雷认为,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古人观赏金鱼,并无功利目的,其实是一种审美活动,在静观中感受精神上的愉悦。不妨说,金鱼是一种审美宠物。中国人蓄养金鱼,主要是因为它生动优美,点缀家居,并且吉利讨彩。在清末金鱼玩家拙园老人看来,金鱼是闲静幽雅之物,居家饲养,有清心、益智、怡情的功能。换个角度说,养金鱼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生活艺术,他们在这一审美活动中怡情养性、观照自然、领悟生命。萧春雷在书中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一尾金鱼,其实就是一阕小词、一曲小令,经过无数代能工巧匠的雕琢,玲珑剔透,优美隽永,散发出强烈的东方美感。”

其实,中国金鱼传播向世界的历史也很早。据安达喜之《金鱼养玩草》所载,1502年中国金鱼已经运抵日本,18041816年以后,金鱼成为日本大众的爱玩物。十七世纪法国人将金鱼引入本国饲养,1728年英国人紧随其后,十七世纪中叶金鱼传入荷兰。朝鲜最迟在十八世纪就已从北京引进金鱼,十九世纪实学家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载:“近世有金花鱼自燕来者,贵家多养之。……第其色各异,以金鱼为总号。”十九世纪初中国金鱼越过大洋传到美国,又继续大量向欧洲出口。在引进金鱼的国家中,日本成就最高。经过数百年的努力,日本人结合自己民族的精神,创造了和金型、琉金型、兰寿型三大类20多种金鱼,独具特色,近年来这些品种回传中国,引起中国金鱼界的变革。

萧春雷在书中访谈介绍了当下中国金鱼界的一批大玩家,其中将扬州蝶尾引进福州的汪聿钢和创办了南京金鱼俱乐部的鲍华、曹峰、芦根生、龚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与金鱼的故事非常精彩,但难以简述,还是留给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阅读吧。

总之,这是一本解读金鱼文化的好书,不仅描述了金鱼的历史、文化、现状,而且提供了当下活跃在金鱼界的名家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异彩纷呈的观点,即使是专业人士读了也会为之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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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09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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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神拳

考证

义和团

分类: 文园夜读

神奇的现实

 

止庵的《神拳考》这样开篇:“这年五月,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致函外交大臣报告来自义和团越来越大的威胁。函件的末尾忽然谈到天气问题:‘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靖。’”

我读这本止庵自己强调应归在“文化批评”项下的专著,会想到黄仁宇大热过一阵的《万历十五年》,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更关注历史细节,关注一些偶然事件对历史走向的深刻影响。比如止庵用来切入本书的窦纳乐信中提到的雨,就很少进入正统史学家的视线。事实是,当时直隶等省的严重旱灾持续已久,农民生计因此异常艰难,的确增加了他们脱离土地而投身义和团运动的可能性。假如像窦纳乐所言下几天大雨,旱情减轻,情况真会像他预料的一样有所转变。确有这种事例:“时雨又下,文安霸州拳匪,相率回籍。”“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但是从全局看,依然久旱不雨,这对义和团来说不啻天赐良机,一首出名的义和团乩语就借机煽动说:“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现在的人当然不会相信“教堂止住天”,但我们不能要求那些“当个团民比留在仍苦于干旱的乡间更加便于生存”的北方农民也不信。

止庵由此引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有些现在看来是虚妄的东西,起初对当事人来说也许反倒是实在。就义和团运动这段历史来说,这一点特别明显,甚至可以说神话就是史实,史实就是神话。比如一首义和团乩语起首就说:“神助拳,义和团……”没有“神助拳”,或许就没有“义和团”了。试问:义和团团民如果事先知道自己法术不灵,并非真的刀枪不入,他们是否还会那么自信和勇猛?朝廷和民众如果事先知道义和团法术不灵,是否还会把希望——至少是一部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书中梳理引用了大量原本常见但却被正统史家视而不见或忽略不计的材料,从而得出自己的判断:从一种角度看是当年人物的“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从另一种角度看可能正是值得重视的原始材料,因为“教堂止住天”、“神助拳刀枪不入”等“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正体现了团民、民众甚至朝廷的某种愿望和信念,而这些愿望和信念在酿成义和团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其实不可低估。

止庵在序中引用了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有关“神奇的现实”之说:“神奇是现实突变的产物,是对现实的特殊表现,是对现实的丰富性进行非凡的和别具匠心的揭示,是对现实状态和规模的夸大。这种神奇的现实的发现给人一种达到极点的强烈精神兴奋。然而,这种现实的产生首先需要一种信仰。无神论者不可能用神创造的奇迹来治病,不是堂吉诃德,就不会全心全意、不顾一切地扎进阿马迪斯.德.高拉或白骑士蒂兰特的世界。《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的人物鲁蒂略关于人变成狼的那番话之所以令人置信,是因为塞万提斯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的确相信有所谓的变狼狂,就像相信人物乘坐女巫的披布从托斯卡纳飞到挪威那样……”卡彭铁尔的意思是,“神奇的现实”并非想象的产物,在当事人眼里它就是现实本身。按照止庵的说法:旁人视为“执迷不悟”者,在其自己或许正是“义无反顾”。虽然止庵说他不想做翻案文章,但《神拳考》至少是我所见最趋近一百多年前的现实中人当时所思所想的一本有关义和团运动的书,它的价值不在于揭示义和团运动的当代意义,而是引导读者探究当事人的动机。

 

《神拳考》

著者:止庵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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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雷被雍正剥夺署名权

 

近读梁章钜晚年隐居福建浦城所著《归田琐记》一书,发现祖籍福建长乐的梁章钜在书中不厌其烦地记述闽人故事,像某道士暗偷清康熙年间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家族风水、崇祯帝辍朝赐祭传闻已殉难的洪承畴等,都堪称“秘闻”,少有正史记载。又如“陈省斋”条下所记,信息量更大:“吾乡相传国朝《图书集成》一书,成于陈省斋之手,实未核也。恭读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谕内阁九卿等:‘陈梦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宽仁,免戮,发往关东。后东巡时,以其平日稍知学问,带回京师,交诚亲王处行走。累年以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京师断不可留,着将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陈梦雷处所存《古今图书集成》一书,皆皇考指示训诲,钦定条例,费数十年圣心。故能贯穿古今,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洵为典籍之大观。此书工犹未竣,着九卿公举一二学问渊通之人,令其编辑竣事,原稿内有讹错未当者,即加润色增删,仰副皇考稽古博览至意。’据此则《图书集成》之成帙,非省斋所能专其功。”

这条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探寻《古今图书集成》编撰者陈梦雷坎坷命运的线索。陈梦雷(1650-1741),字省斋,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上述材料中所谓“陈梦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云云,指的是陈梦雷回乡省亲时,遭逢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州举兵反清,被强授官职一事。但陈梦雷无意反清,遁入僧寺,托病拒受印札。但清廷在平定耿精忠叛乱之后,仍以“附逆”罪将其下狱论斩。后经刑部尚书、学者和藏书家徐乾学竭力救援,陈梦雷虽免于一死,却被流放边关奉天(今沈阳)尚阳堡。此后十多年间,陈梦雷吃尽苦头,老妻也在流放地亡故。直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九月皇帝东巡,陈梦雷才被恩召回京。次年,陈梦雷奉命侍奉三阿哥胤祉读书,得到这位诚亲王的信任与器重。康熙龙颜大悦,亲临陈梦雷书斋为之题联:“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

陈梦雷如沐春风,起意编纂一部大型类书。此事得到诚亲王胤祉大力支持,特拨给“协一堂”藏书,并在城北买“一间楼”,雇人帮助缮写。自康熙四十年(1701)起,陈梦雷开始分类编纂,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终于编成《古今图书集成》。这部我国现存规模最大、搜集最广博、用途最广泛的大型类书,基本上囊括了我国古代社会所形成和积累的各个门类的知识,保存了大量古籍内容。一部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要装满500多个木函,其规模比大英百科全书还要大三四倍,是陈梦雷一生最大的成就。然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的署名权就被公然剥夺。

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驾崩,四阿哥雍亲王胤“九门紧闭肃杀氛围中继位,是为雍正皇帝。对于胤取得皇位的“合法性”,直到今天都有不同的认知。事实上,康熙皇帝晚年最为头疼的就是皇位继承问题,他的众多皇子为此结党,彼此争夺,势同水火,史称“九子夺嫡”。胤皇袍加身后,一边扶植亲信,一边“清君侧”,最具威胁的皇兄皇弟自然首当其冲,诚亲王胤祉遭莫名贬斥,深得诚亲王信任的陈梦雷因此受到牵连,于雍正元年(1723)一月被再度流放,后于乾隆六年(1741)在黑龙江戍所逝世。

陈梦雷被流放后,雍正为了消除“异党”影响,谕令经筵讲官、户部尚书蒋廷锡重新编校业已定稿的《古今图书集成》,删除陈梦雷的名字,代之以蒋廷锡。据学者们考证,蒋廷锡等人对《古今图书集成》仅稍作调整而已,最后却由雍正皇帝作序,而署蒋廷锡之名刊行。陈梦雷的名字被这样被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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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本书去婺源游山玩水

 

动车开通以后,从我居住的海滨城市厦门直达“中国最美乡村”婺源只需4个小时,非常便捷。因此,越来越多的厦门人“私奔”婺源赏油菜花看徽派建筑。朋友们行前做攻略常向我咨询,我建议他们不妨读读 方跃明先生的散文集《和云一起栖居的地方》。这是山东画报出版社推出的《琅文库5辑中的一种,收入方跃明先生12篇徜徉婺源名山与名村的系列文章,材料详实,体验真切,叙述温婉,诗情画意跃然纸上。

“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与庄园”是对婺源地理形胜的准确概括。多山的婺源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就有30多座。据说这里登山爱好者特别多,痴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方跃明更是做梦都在山路上暴走的驴行一族。他心高气傲,这山望着那山高,登罢此山思彼山,“踏遍青山人未老”,下山后还不忘用文字忠实记录下自己的登山路线、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史料数据及注意事项,给后来人插一杆路标。

本书收入了他的多篇登山之作:《神奇大鄣山》、《五龙山的面纱》、《凤游山寻踪》、《石耳山散记》、《三上高湖山》、《灵山纪略》、《和云一起栖居的地方》……文中所记大鄣山、五龙山、凤游山、石耳山、高湖山、灵山等,都是婺源境内有高度、有风景、有历史、有故事的名山,其中大鄣山是婺源人眼中“县龙从此发脉”的“神山”,凤游山是婺源最早有宗教活动的道教名山,灵山是唐朝国师何令通晚年隐居修行的佛教名山,而旧县志只用17个汉字轻描淡写介绍的五龙山则是驴友们新发现观赏拍摄杜鹃花的最佳去处。游人循迹前往,一路领略青山绿水、古道新花,在得着身心愉悦的同时,想必也会对筚路蓝缕的先行者心存几分感激呢。

婺源是古徽州“一府六县”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千年古村落遍布。这是考察婺源徽派文化最值得关注的部分。那些“到此一游”的客人青睐的是江湾、篁岭、汪口、晓起、李坑、延村等开发成熟的景区,而方跃明更关注山坳水畔游人罕至的原始古村落。

《莒山水澜一文介绍了距县城70公里的一个以莒、两种植物命名的千年古村,它是徽州人藏风蓄气隐而不露村基布局的典型代表,若无村人指点,外人经过村口也难发现里面居然藏着100多户人家。现在虽然通了简易公路,但绝大多数本乡域的人都没到过,更遑论外地游人?

在《桃溪流韵》一文中,方跃明徒步漫游构成历史上著名的“十八里桃溪”的豸峰、孔村、坑头等潘姓古村落,村史上不但有“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的荣耀,还有“二科六举人,两榜四进士”的传奇。据方跃明查阅史料得到的数据,桃溪潘姓历史上出过15名进士,23名举人,75名七品以上官员,其中尚书5人,太子太保和太子少保各1人,存世著作多达156部。

历史文化如此厚重的古村落,在婺源也不多见,但却因交通不便,游人踪迹难至,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我是到过莒与桃溪的,甚至随当地朋友探访过更偏僻的何田坑与古蜀地,那种心灵的震撼无法用语言准确描述。

驴行客方跃明对婺源的山水、村落有自己的认知。在他看来,婺源的山,平和而不冷峻,繁茂却不失雍容;婺源的水,清冷而润厚,优雅却不张扬;婺源散居在各个旮旯里的大小村落,含蓄、包容、谦和,无一不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睿智。这是他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判断,带着他的书去婺源游山玩水,必将收获意外惊喜。

顺便说一句,带一本书去婺源,除了《和云一起栖居的地方》,还有洪忠佩著《婺源的桥》、方跃明著《婺源美食》和卜永坚、毕新丁编《婺源的宗族、经济与民俗》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和云一起栖居的地方》

著者:方跃明

出版:山东画报出版社

时间: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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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6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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筼筜秀色

云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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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摄天下

20170226厦门网 2017-02-26 00:00

  

筼筜流霞

  ●文/图

  止止壶天

  天上一簇云

  水中一簇云

  水天同一色

  筼筜图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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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良好品行要抓早抓小

 

近日,一段手机拍摄的视频在厦门微信群里被广泛传播: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拿了块砖头,砸得海沧某小区的路灯杆“当当”响。有路人跑过来劝阻“灯杆都敲花了”,但是带孩子的家长却只是让孩子换了个路灯杆继续砸。劝阻的路人忍不住批评家长“怎么不教育孩子”,没想到这位家长居然反呛“关你什么事”。此事经《厦门日报》报道后,引发读者广泛讨论。家人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到社区道歉,并且表示愿意做出赔偿。

当时看完这段视频,我立马想起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一个悲剧故事:清朝光绪年间,无锡县城里有一对母子,贫困潦倒,相依为命。孩子叫陈阿尖,虽然只有六七岁,但为人奸猾。一日集市上来了一个卖黄花鱼的贩子,老百姓都围着买鱼,鱼贩子也忙得不亦乐乎。最后人散去的时候,鱼贩子发现丢了一条大鱼,他环顾四周,只有一个光屁股的六七岁孩子,靠着墙站着,并无他人,只好认倒霉,悻悻而去。这个孩子就是陈阿尖,他趁人多的时候,偷了一条大鱼,把它放在背后,靠墙挤住。等鱼贩子走后,他蹦蹦跳跳地把鱼拿回家。陈母喜出望外,但又愁起来:“鱼有了,可没有煎鱼的油啊!”孩子连忙说:“不要紧。”说着,从自家破棉被上扯下一团旧棉絮,来到粮油店,边走边扔,棉团落进油缸里,他飞快地往下一按,沾满油,一夹,跑回家,挤了一碗油。陈母乐滋滋地夸奖自己的儿子聪明。就这样,陈阿尖从小偷小摸到强取豪夺,最后抢劫官银,成了官府缉拿的江洋大盗。当他被官府捉拿归案,行刑问斩之时,陈母前来探望,陈阿尖对母亲说:“儿临终有一个要求,想吃一口奶。”陈母含泪上前,陈阿尖一口咬下母亲的乳头,说:“是你当初不管我,叫儿偷东西,如今成了死刑犯。”陈母老泪纵横,但悔之晚矣。

这个故事一直流传到现在,几乎家喻户晓,相信视频里的那位家长也不会不知道。但她当时的所作所为,与故事里的母亲何其相似乃尔?如此纵容,她就不担心陈阿尖的悲剧在她孩子身上重演吗?好在家长很快认识到了错误,并表示今后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让坏事变成好事。

古今中外,凡为人父母者,都望子成龙。然而光寄托希望是不够的,关键是怎样从小事入手培养教育孩子做人,从小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品行,长大做一个高尚的有益于社会的人。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的文章《醉翁亭记》享誉于世。欧阳修的母亲知书达理,很会教育子女。她用芦杆在自家门前的沙地上写满了各种字体,督促欧阳修临摹。写完了,抹平沙子,再写,日复一日,坚持不懈。少年时代的欧阳修不仅在书法上已经有了相当高的造诣,而且养成了持之以恒做好一件事的韧劲,为日后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有著名的孟母教子三迁、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等故事,都是家长从小教育子女成功的典范。而历史上的陈阿尖母亲和上述视频中纵容孩子砸路灯杆的家长,则无疑是家长教子的反面例子,值得家长们引以为戒。要知道,从小养成的好习惯或坏习惯,都将影响人的一生,这就是所谓的“童子功”。踢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良好品行的培养教育更要注重“抓早抓小”。

由此我还想到了家风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长如何教育子女,反映了一个家庭不同的家风。包拯严厉要求其后代不犯脏滥,不违其志,否则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在良好家风熏陶下,包家子孙个个成人成材。相反,被查处的高官刘铁男在儿子刘德成小时候便告诉他,“做人要学会走捷径,要做人上人”。其子“从小就觉得钱是万能的,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因此长大后目无党纪国法,疯狂弄权敛财。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告诫我们,家长言传身教,对子孙后代的健康成长是多么重要。家长自己行坐不端不正,就别怪孩子长成“歪瓜劣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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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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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

笔名

溯源

分类: 我为书狂

柏杨笔名溯源

 

柏杨是笔名,他本姓郭,1920年出生时“官名”郭定生,乳名小狮儿。后来因为自己的理想、人事的变迁和时代的动荡,柏杨改过几次名:1936年,他以同等学历考取开封高中时,更名为“郭立邦”;1944年,他为了上大学,伪造学历证件,将原证件人的名字“郭大同”改为“郭衣洞”为自己所用。此后他就使用郭衣洞这个名字,直到1960年“柏杨”笔名的诞生,故大多数人只知“郭衣洞”,却不知道“郭定生”、“郭立邦”是谁了。

柏杨1949年离开大陆到了台湾, 2009429日在台北辞世,总共在台湾度过了60年的岁月,写了2000多万字的文章,出版了200多本书,可谓著作等身。他的这些著述,绝大多数都是署名“柏杨”发表、出版的。关于柏杨这个笔名的来历,过去流行的一种说法,说是与他的故乡河南多柏树,也多杨树有关。但柏杨长子郭本城最近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背影:我的父亲柏杨》却提供了另一种更为可信的说法:当年台湾中部的横贯公路通车前,他应邀前往参观,在等候转车的一个村落喝茶时,有人告诉他这个村的马来语发音叫“古柏杨”。“父亲回忆说,我非常喜欢这三个字的发音,回到台北开始写杂文时,最初本来想用‘古柏杨’做笔名,但又像是写武侠小说的笔名,就决定改用‘柏杨’。”这个他从1960年开始使用、持续用了40多年的笔名,是他的第一个笔名,也是他除了“邓克保”之外唯一的笔名。

“邓克保”是1961年柏杨在台北《自立晚报》连载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异域》(原名《血战异域十一年》)时用的笔名。《异域》叙述国民党败退台湾时,自云南退到缅甸北方的一支国民党部队,穷途末路之际逃窜在一片险峻蛮荒、穷山恶水的异域之中,孤军绝域,弹尽精绝。这本曾狂销百万册的书在台湾一度成为禁书,因为书中抨击某些国民党军官在危难之际,抛弃了为他们流血的部属,偷偷地逃到了台湾。19909月,《异域》被拍成电影上映,据说还创造了亚洲票房纪录。

在大陆,知道“邓克保”是柏杨另一个笔名的人恐怕不多,知晓这个笔名来历的人想必就更少了。据郭本城在书中说,这个笔名其实是柏杨一位小学女同学的名字。当年他在故乡河南辉县小学读五年级的时候,非常顽皮,喜欢作弄女生,常把毛笔放在桌边,让毛笔头露出半截。前座的女生往后一靠,就沾上一后背的墨,她总会大叫:“我非告你不可!”柏杨笑嘻嘻地说:“非者,不也,非告就是不告。”这位可爱的女同学,体型娇小,纤巧玲珑,但命运似乎不太好,小学毕业后不久就过世了。她的名字就叫“邓克保”。柏杨怀念这位他唯一记得名字的童年时代的女同学,甚至到了晚年还承认,如果说这是一段美丽的恋爱,那就是他的初恋。柏杨将这段简单的童年往事视为初恋,足见“邓克保”在他心中的烙印有多么深刻。数十年后他用这位女生的名字作笔名,是对她的最好纪念了。

柏杨1977年出狱之后,还以“邓克保”的笔名在台北《中国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往事如一缕炊烟由浓而淡,由淡而逐渐消失在渺渺的太空,无影无踪,不能捕捉。但每一回忆,却都触到好容易结痂的伤疤,鲜血点滴渗出……”这让我不由想起柏杨说过的一句话:“唯有爱,才是超越世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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