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而复生的作家

人活着，却突然以某种方式宣称“死了”——这是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创造。他为了免受干扰，专心写作《复活》，将自己锁在房间里，对仆人说：“从今天起，我死了，就葬在房间里。”仆人按照他的吩咐，对所有来访者说：“先生死了，死在谁也不知道的地方。”直到《复活》定稿，托尔斯泰才“死”而复生。

近读《文网﹒世情﹒人心——阎纲自述》（三联书店2012年6月版），在书中遇到了另一位“死”而复生的中国作家——杨守松。

阎纲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编辑的报刊有《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中国文化报》等。1988年底，阎纲筹办《中国热点文学》月刊时，急需直面现实的好稿子，而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杨守松刚刚完成了一部针砭时弊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死了》，却没有刊物敢发表。阎纲得到消息后，通过评论家李炳银要来了稿子，连夜读完，直到天亮，“激动伴随着惊悚，心跳不已”，一幅因阵痛而痉挛的变形地带在眼前展开，狂躁无序，五光十色。

显然，这部“感觉敏锐、大胆放言、深度体验、深情呐喊”的稿子很对刊物的路子，阎纲如获至宝。但他毕竟是老编辑，比作者冷静，深知稿子“有胆有识有歧见，凛然正气也许会变成不谐和音惹出麻烦招来横祸”，尤其是“几处使性子、偏激过头的话无论如何需要改动”。但杨守松“寸土不让，谁要说删、说改他跟谁急”。阎纲苦口婆心，陈说厉害，杨守松终于态度松动，同意改题。他提出改《中国死了》为《上帝死了》或《皇帝活着》，阎纲认为这跟没改一样，过不了关，建议改为《救救海南》。“磨”到最后，杨守松总算同意改题为《救救海南》，但提出一个不容置疑的条件：他们活着，那就让我死吧，你们给我的署名加上黑框！

阎纲事后写道：“我是《救救海南》的责编，犯有‘故意杀人罪’。”

《救救海南》于1989年3月号刊出，轰动一时。因为署名加了黑框，远方的亲友为杨守松的英年早逝而失声痛哭，读者也不断来信，表示“钦佩杨守松的才气和胆力，但也遗憾地看到杨先生仙辞人世”。有的读者直接给阎纲写信，“希望主编先生能告诉我们杨先生过早辞世究竟是什么原因”。阎纲不敢给读者回信，而“杨守松面对亲友、读者纷纷的哀悼和痛惋忙不迭地解释和道歉”。

杨守松为作品献身，何等传奇，何等诗意！网上有人这样评价：“杨守松此举，实在有点惊世骇俗，不为常人为。也正因为与常人异，杨守松为人为文也才有出类拔萃处。黑框，人生终点的一个标志，方框制成的一个句号，惟此而已。杨守松把死都不怕还怕什么的决心和人也死了何必还要与其纠缠的智慧，注入其内，黑框有了从未有的亮色。”

风头过后，杨守松“死”而复生，相继推出《昆山之路》、《苏州“老乡”》、《昆曲之路》等一系列报告文学力作，多次荣获全国大奖。尤其是《昆曲之路》，饱含着杨守松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和心血，他历经五年，长途跋涉数万公里，采访了近百名专家学者，不辞辛劳、废寝忘食、苦心孤诣，写出了一部震撼人心的优秀作品，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孙家正在为《昆曲之路》撰写的序文中指出：“二十年前，杨守松写了《昆山之路》，二十年后又写了《昆曲之路》，前者写的是经济，后者写的是文化。其实，经济也好，文化也好，不过是人们见诸于社会的两种行为。而对于社会的研究，直接间接、或多或少，似乎终将涉及到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我们究竟期待一个怎样的世界？我们到底追求一种怎样的生活？”此书让读者想起了梁漱溟老先生的诘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刊于2012年8月7日福建日报读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