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自己的书心里踏实

朋友闲聚，聊到买书与借书的话题。大致有三种情况，有人只借不买，有人只买不借，有人买和借两不偏废。前两种情况都比较极端，后一种是读书人的常态。

说到借书，总要拿钱锺书先生当例子。众所周知，钱先生是个手不释卷的大学者，有人作过统计，仅他的《谈艺录》、《管锥篇》、《宋诗选注》三部著作所援引的参考书就有万种以上，与《四库全书总目》所收数量相当，且涉及英、法、意、德、拉丁语等多个语种，涵盖了文、史、哲、自然科学等多种学科。但他的藏书却很少，做学问时需要用到什么书，就去他所在社科院文学所以及外文所、北大、北图去借。钱先生这种做学问的方法，有赖于他多年读书的积累和超强的记忆力，一般人学不了。

另一位著名学人郑振铎先生则似乎可充当不借书的例子。他在《劫中得书记·新序》中说：“我有一个坏癖气，用图书馆的书，总觉得不大痛快，一来不能圈圈点点，涂涂抹抹，或者折角划线做记号；二来不能及时使用，‘急中风遇到慢郎中’，碰巧那部书由别人借走了，就只好等待着，还有其他等等原因。宁可自己买。”所以，郑振铎先生是个有名的“购书狂”，“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学人购书立足于用，自己的书随取随用，当然比跑到图书馆借方便得多。

作家叶兆言先生却是又买又借的典型。叶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家中藏书丰富，却时常外出借书，以至“借书满架”。他说，个人的藏书再多再丰富，和图书馆比起来，一定小巫见大巫。其实，他直到读大学的时候，才第一次尝试借书。在此之前，他一向觉得自己家有万卷书，读都读不完，干吗还要去借。真正尝到借书的甜头是在研究生期间，动手写论文前，他把大量的时间都泡在阅览室里，翻了数不清老掉了牙的旧刊物旧杂志，临回家，必是贪得无厌地借几本书，连夜苦读，第二天依然如故。“那段时间，我真算是一位用功读书的好学生，天天不到深夜一点绝对不睡觉。南大中文系的一间大教室里，珍藏了大量的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就阅读而言，我可过足了瘾。我的书橱有一层是专门用来放借的书。凡是能借书的地方我大献殷勤，名正言顺的不算，诸如我父亲过去的单位现在的单位，我爱人的单位，是地方我就插上一脚。这些年来，我每隔三年五载便换单位，因此能借书的点不断增加壮大，一有空就拎着一包书东走西窜。借书满架实在其乐无穷，再没什么比死的书橱中，有一个流动的活书架更让人赏心悦目。”

都知道个人藏书再多也多不过图书馆，但一些读书人不愿意到图书馆借书，除了郑振铎先生说的不能圈圈点点，不能及时使用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读自己的书心里踏实。这种“踏实”的感觉比较微妙，非痴狂的爱书人不能体会。成都“六场绝缘斋”（六场即官场、商场、情场、赛场、赌场、舞场）斋主龚明德先生在《书生清趣》一书中讲过一个他冒雨购巴金先生《随想录手稿本》的故事。有一次他在书店见到这部漂亮的大书，脚就迈不动了，站在书店空旷的书架林立的店堂中足足看了两个小时。书店的工作人员来到他身边来回走了五六次，虽然没有开口叫他不要翻看，但龚先生还是感觉不爽。这不是热门书，一套还要五百元，龚先生完全可以到图书馆借阅，那样也不会有工作人员到他身边来回走，但他过了几天还是淋着雨到书店用刚到手的奖金隆重购回了《随想录手稿本》。这套大书购回家，他卧靠在躺椅上一卷卷一页页地翻阅，感觉舒服极了。他说：“购回来就是我的私人财富了，这是看我自己的存书，心里踏实。”像好色的人看到美女就想弄上床、贪财的人见到钱就想据为己有一样，真正的爱书人对自己中意的书也有一种“贪欲”，所谓“嗜书好货，均为一贪”也。

说到对书的贪婪，我的书痴朋友南宋、云良一干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贪人，见到想买的书没买回家就睡不踏实。不过，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毛病”，有时候见书价太高，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书店，但过不了两天，这书肯定进了自家的书房。所以，我极少到图书馆借书，遇到中意的书“宁可自己买”。当年从北京读书回来，走铁路渠道托运十箱书到厦门，光托运费就花了一千多。购书、聚书这些年，家里的藏书也小有规模。前些年应约撰写描述台湾从我国版图“失踪”半个世纪后重回祖国怀抱的《拥抱阿里山——1945年光复台湾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2006年第二版），书后开列的主要参考书近五十种，都是自己的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