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372-289 B.C.）生当东周战国时代（475-221B.C.）中期，曾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之门人。他博闻强记、好学深思，不仅正确理解孔子思想，还能踵事增华，善加发挥，广泛应用孔子观点于政治、教育、经济、修养与人生目标上，成为当时最卓越的儒家代表。后世推尊其为亚圣，并以”孔孟之道”为儒家的主要学说。

当时各诸侯互争雄长，对知名学者十分礼遇。孟子曾周游齐、魏等大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这些国君所求的是富国强兵之策，因此受重用的是像商鞅、吴起、孙膑、田忌之类的兵法家与纵横家。至于孟子，则依然谨守尧舜爱民之教与孔子修己安人的理想，反对战争与苛政，以致难以说服大国君臣。他年老时回归家乡邹国，与学生一起编订自己的著作《孟子》，传诸后世。

依《孟子》一书所载，我们得知孟子思想的梗概。

首先，他有丰富学识，在面对君主询问时，可以立即引述《书经》与《诗经》的相关语句，借古人智慧来开导国君，使他们愿意聆听，可以取法乎上。其次，他有杰出口才，善于说明事理，其中所含的逻辑推论在外人眼中无异于”好辩”，但所讲述的皆为仁民爱物的想法。他随口说出的许多语句，已成为传世的成语，如”缘木求鱼”、”迁于乔木”、”一暴十寒”、”守望相助”、”杯水车薪”、”事半功倍”、”出尔反尔”、”心悦诚服”、”有为者亦若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

第三，他有坚定立场，以追随及发挥孔子思想为职志。孔子的一贯之道是”仁”，孟子则具体描述”仁政”的作为，如”仁政必自经界始”，就肯定了农业社会须以划定田界，使百姓安居乐业为基础。孔子推崇古代圣人，孟子则区分四种圣人（圣之清者、和者、任者、时者），使人人皆有可能达成此一目标。

第四，他有个人创见。谈到修养方法时，他畅述自己如何培养”浩然之气”，即是要持守”直”（真诚），并配合”义”（正当性）与”道”（共同规范），长此以往，则此气由内而生，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无入而不自得。谈到快乐时，他宣称有三种快乐是超越帝王之乐的，亦即”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样的快乐值得我们深思其理。同时，只要做到真诚，则将享受莫大的快乐，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最后，在孟子笔下，展现了他对人性的深刻观察以及他对人生修养的无穷向往。前者即是肯定”人心有四端”，再由”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端，推而至于实现”仁义礼智”这四善。心之四端配合他所揭示的”良知良能”之说，足以使我们相信：人只要真诚，即可感受由内而发的行善要求，使自己主动去实践”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进而促成安和乐利的社会。至于人生修养，则孟子从”可欲之谓善”说起，直至最高境界的”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所谓”不可知之”意在肯定人的修养永无止境，可以抵达像神明一般的完美程度。

在学习”孔孟之道”时，不可忽略一个重要观念，那即是”天”。在孔子看来，他在五十岁时领悟了天命，他也强调君子应该知天命与畏天命。在孟子看来，”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一语，无异于天命的具体实现，而他认为如果天要平治天下，则”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这些语句足以证明儒家对天的深刻信仰。这样的天显然不是后代学者夸张人心的主观愿望即可取而代之的。

孟子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之一是专制帝王无法忍受他”民贵君轻”的观念。今天是我们以自由心灵重新认识孟子思想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