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为什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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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是有所传承的。它所传承的是什么?是孟子引述《尚书‧泰誓》中的一句话:「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孟子‧梁惠王下》)上天使众多百姓生活在世上,为他们安排了君与师,是要协助上帝来照顾百姓的。「君」代表政治,「师」代表教育,所以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努力藉由政治与教育来照顾百姓。这即是儒家的根本关怀。
儒家做为一套学说,自然必须提出有系统的思维。因此,针对上述关怀所要说明的有三大问题:一,百姓需要什么样的「教化」?二,这种教化所依据的「正道」是什么?三,这种正道与百姓与生俱有的「本性」有何关连?这三个问题是由百姓需要君与师所推衍出来的,而君与师即是从事教化工作的人。说得深刻一些,儒家自觉身负「师」的责任,而所谓的「君」在政治上虽有权力,但也需要接受教育。孔子与孟子经常从事的工作就包括了对政治人物的开导与劝诫。
譬如,《大学》即是根据儒家立场来教导政治领袖的教科书。其基本修养由「格物、致知」着手,接着进行「诚意、正心」的功夫,再聚焦于「修身」,然后扩及「齐家、治国」,以至「平天下」。由「平天下」一词可知,这是君王也应接受的教育。《大学》的说法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句话正好响应了前面所谓的三大问题的出发点:人的本性为何是如此这般,以致需要「修身」?以这三大问题为主轴,进行系统说明的,即是《中庸》一书。
《中庸》开宗明义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正是要从源头开始,界定前述三大问题的思路。这三句话在说什么?为了避免断章取义,我们最好由第三句话回溯上去。由「教」推溯到「道」,再推溯到「性」,那么,这个「性」是指万物的本性,还是专指人类的本性?答案很清楚。谁能想象人类之外的万物(如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也有「率不率性」或「修不修道」的可能性?如果「天命之谓性」所指的是万物之性,则「率性之谓道」的「性」也必须指万物之性。简单的相连的两句话不可能使用歧义的「性」字。
我曾在一次研讨会中,强调「天命之谓性」所指的是「人类之性」,结果一位学者质疑我「增字解经」。是我增字解经,还是他断章取义?这实在不难判断。《中庸》为什么重要?正是因为它综合叙述了儒家的观点。这种观点依然要从流溯源,亦即:一,百姓都需要教化,这是客观而明显的事实。二,用什么来教化百姓呢?答案是儒家的道,所以孔子说「志于道」,并且宣称「吾道一以贯之」,而孟子发挥孔子之道,强调「圣人复起,必从吾言」。三,儒家的道不是凭空想象的结果,而是出自对人性的洞察,那么人性是怎么回事?为何人性需要正道及教化,亦即为何人性「并不」完美?答案只有归之于「天命」。一说「天命」,就无异于承认这是既成事实,我们只有了解及接受罢了。
总之,《中庸》一开始的三句话代表儒家思想的结晶所在。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朱熹将其选列「四书」之中,确有贡献,至于朱注是否合理或是否正确,则仍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