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谈国学，必须面对的另一项挑战是：如何化解宋朝以来儒家学者对佛教及道家的不合理批评。

宋儒眼见当时的思潮，颇有“不归于佛，则归于老”的趋势，宛如处在战国时代中期的孟子所说的“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情况。孟子身为儒家代表，起而声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北宋五子”之一的程颢说得很明白：

“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危害尤甚。杨墨之害亦经孟子辟之，所以廓如也。”

与孟子不同的是，这儿所谓的“佛老之害”经宋儒辟之，不但没有“廓如”（清理干净），反而继续发展，声势不弱。《宋元学案》有这么一条纪录：

“伊川（程颐）自涪归，见学者凋落，多从佛学，独先生（杨龟山）与上蔡（谢良佐）不变，因叹曰：“学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杨、谢长进。”

“佛老”分指佛教与道家。佛教是有组织的宗教，其教义、仪式、戒律皆十分完备，对儒家学者自然成为首要威胁，因此自唐朝韩愈大力抨击佛教之后，宋儒再接棒上阵，实属可以理解之事。那么，如何批评呢？

一，佛教的问题

在宋儒看来，佛教对“天理”与“人性”都有偏见，所以落实在人生中完全走了样。

张载说：“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所谓疑冰者与。”亦即佛教肯定“万法皆空”，其实有如“夏虫不可语冰”，是因为不明白天命（或天理）之生生不已。

《宋元学案》的编纂者黄百家说：“吾儒之学，一本乎天理，而佛氏以理为障。”他又说：“佛氏以性为空，故以理为障，惟恐去之不尽，故其视天地万物，人世一切皆是空中起灭，俱属幻妄，所以背弃人伦，废离生事。”既然如此，人们为何还去信佛呢？欧阳修的解释是：

“彼为佛者，弃其父子，绝其夫妇，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蚕食虫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归焉者，以佛有为善之说故也。”

这种解释太过简化，如果佛教靠着“为善之说”就可以使人相率而归，那么请问：儒家难道不讲“为善之说”？如果也讲，那么为何一般人没有闻风景从？理由或许是：佛教的“为善之说”讲得比较完备，包括死后报应与轮回之说。黄百家编辑《宋元学案》，看了所有宋儒的“性善之说”，但他不去反省这套说法何以不能吸引人，反而责怪佛教的轮回教义。他说：

“而其尤可痛恶者，创轮回之说，谓父母为今生之偶值，使人爱亲之心从此衰歇，而又设为天堂地狱种种荒唐怪妄之谈，诪张凿凿，所以为异端也。”

自视为正统，才会批评别人为异端。宋儒对佛教的批评有多少道理呢？程颐弟子游酢（定夫）说：“前辈往往不曾看佛书，故诋之如此之甚，而其所以破物者，自不以为然也。”后来游酢被人说成“程门罪人”，但是我们不必“以人废言”，也许他所表现的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可贵精神啊！

二，道家的问题

道家以老子与庄子为代表，其思想经过魏晋时代“新道家”的发挥，以及道教的宗教化使用，面貌早已显得模糊不清。宋儒认为自己是儒家，属于名门正派的道统，自然也要批评老子与庄子了。

他们的批评主要是抓住一两句话头，就大作文章。譬如，老子第四十章出现了“有生于无”一语。张载说：“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事实上，老子此言的意思并非“由虚无生出万物”，而是“有形之物来自无形之物”。老子强调“道生万物”，试问：道是真正的虚无吗？当然不是。

至于庄子，则受到的误解更多。他认为人的修养应该先做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再由悟道而展现人所特有的“精神”。但是，程颢怎么批评？他说：

“盖人，活物也，又安得为槁木死灰？既活，则须有动作，须有思虑，必欲为槁木死灰，除是死也。”

程门弟子谢良佐请教程颐有关庄周与佛教的对比，程颐说：

“庄周安得比他佛。佛说直有高妙处。庄周气象大，故浅近，如人睡初觉时，乍见上下东西，指天说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饭，夸逞个甚底。”

由这句评语可知程颐没有读完《庄子》，或者读了也没有什么心得。《宋元学案》记叶六桐曰：“明道（程颢）不废观释老书，与学者言，有时偶举示佛语。伊川（程颐）一切屏除，虽庄列亦不看。”由此可知，程颐连《庄子》、《列子》也都不看。

不看《庄子》而妄意批评，所说的难免只是“家常茶饭”。一言以蔽之，宋儒对佛教与道家的批评，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