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一套完整的哲学系统，亦即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孔子与孟子是哲学家，他们的核心概念，如“人性”与“天”，是其哲学系统的基础。因此，我在评论朱注四书时，所侧重的正是朱熹对儒家的核心概念的明显误解，如主张儒家所说的是“人性本善”与“天即理”等等。就此而论，我的书名取为《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是有充分理由的。

书评者“四当斋主人”提出两个观点，认为是我的“硬伤”（应该指严重错误）。他说，朱注的四书顺序原本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后来为了刊刻的方便，才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以我针对前者秩序的批评完全落空。我感谢他的指教，但我的批评依然有效，即是，任何讨论儒家的书，皆不可不以“论语、孟子”为基础。现在，朱熹以《大学》为四书之首，即属不合常理。譬如，孟子说过“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如果《大学》早出，孟子何不直接引述？看到《大学》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还需要提出他的浅见吗？

其次，他指出我书中所云“十世的世，是易姓受命之意，譬如，夏商周三代又称三世。”这句话把“世”与“代”混用，实属无知。我们念书要回归原文。背景是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孔子答以“夏、商、周”之礼有因袭损益，还说：“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前面说十世，后面说百世，中间举例用“夏商周”三代，请问，我们有何理由一定要说“世”与“代”截然不同？并且朱注说“王者易姓受命为一世”，请问：夏商周三者不正是“易姓受命”吗？朱熹可说“世”，而别人不可说，合理吗？此外，朱熹在《论语．尧曰》为“兴灭国，继绝世”作注时说“兴灭继绝，谓封黄帝、尧、舜、夏、商之后。”这不也是以这些朝代为“世”吗？

由此可见，以上两个所谓的“硬伤”，实在无关本书之宏旨，又怎能就此断定我是哗众取宠或缺乏学术理性？还进一步认为我这本书应该“付之一炬”云云。我读到这种评论，原想一笑置之，因为这种说法不仅“缺乏学术理性”，而且简直是“缺乏理性”了。连孔子都承认自己难免有过，他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

我出版《朱熹错了》一书，如果承蒙读者指出其中的错误或疏漏之处，我当然会感到“幸运”并努力修改之。但是批评者情绪激动，要将它“付之一炬”，则让人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