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阅读《论语》时，常常想到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这个评价所透露的讯息是：事功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要如何界定？管仲的故事极具参考价值，我要从历史背景谈起。

　　春秋初期，齐襄公无道，他的弟弟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逃亡在外。襄公被杀之后，谁来接位呢？齐国官员自然分为两派，互相竞争。最后公子小白率先返国平乱，继位成为齐桓公。公子纠在鲁国被杀，追随他的有召忽与管仲等人。召忽自杀，而管仲并未自杀，后来还由鲍叔牙保荐成为桓公的宰相，造就了春秋初期的霸业。

　　管仲有伟大的事功，这是毋庸置疑的。孔子在弟子批评管仲时，甚至为他辩护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列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这样的功业不可谓不大，但是难道孔子只论事功而不谈道德吗？情况并非如此单纯。

　　首先，管仲曾经担任公子纠的老师，有责任辅佐他。但是，他要效忠的对象不是个人，而是国家与人民。在齐国内乱，齐君未立时，他以公子小白为政敌，曾在战场上射中小白的钩带，可谓誓不两立。但是，一旦小白继位为君，管仲就没有理由自杀，而应该为国所用。天下人才岂可因为分党分派而扼杀？

　　《管子·大匡》记载管仲何以不自杀的理由。他说：“夷吾（管仲之名）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公子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依他后来的政绩判断，则不仅齐国利，整个天下百姓亦利。

　　顾炎武《日知录》也谈到这段故事，他说：“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孔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这句“以天下为心”说得好！

　　将视线拉回今天的台湾，我们看到“大选”期间各派人马各拥其主，互相竞逐，言语动作之间甚至有超过“射中钩带”之惨烈，好像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然而，一旦竞选结果揭晓，尘埃落定之后，我们不希望看到有人效法召忽自杀，或者自我放逐不问世事，而希望所有的人才都能“以天下为心”，以百姓为念，以忠于人民为首要考虑。若能获得新的从政机会，则更应以管仲为榜样，好好建立一番事功，造福人民。

　　不过，孔子在肯定管仲的贡献之时，并未忽略对管仲作整体的评价，亦即指出他的严重缺失。孔子认为管仲有“器小、不俭、不知礼”《论语·八佾》三大毛病，就是：见识与度量太小、不节俭，也不守礼仪规范。到了战国时代的孟子，甚至自认为：如果获得类似管仲这种机会，则功业必然不只是如此，还可以进而平定天下。我们不拟在此讨论假设性的问题，但是要指出孔子判断的依据何在。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人性向善”，而“善是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因此，管仲身为桓公宰相，就尽一己之力使他与齐国人（推而至天下人）的适当关系得以实现，他的成就不容忽视。不过，他善尽了这一层角色的责任，并不表示他在其他角色上也尽到了责任。于是，人之一生必须努力不懈、精益求精。管仲的三项缺失是道德上的瑕疵，是可予公评之事。孔子的批评反映了他的儒家思想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今日从政之人若是明白这一套思想，对于自己的出入进退就会更具信心，并且也不会安于小成而忘记了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责任了。

善用人才为民服务

　　我们在期许台湾人才学习管仲精神时，更要期待当权者效法齐桓公的胸襟与器度。“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同理，世有桓公以及鲍叔牙，才会有管夷吾。像这样的政坛佳话已经流传了两千多年，今天可能再度出现于台湾吗？我们将以此为试金石，判断中华文化在台湾是喊喊口号还是真正得到实践的契机。儒家思想不离日用常行，这是大家同意的，但是它能否在政治上启动良性循环的力量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仅意味着儒家教育尚未成功，也警惕我们政治依然是现实取向的，谈不上什么理想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