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以来，儒家早已形成一个复杂的现象，深深融入中国文化的每一部分，从器物、制度到理念，都可以清楚看到它的影响。于是，谈起儒家，不论褒贬，大家都不难找到支持自己的论据，各执一词，众说纷纭。

　　为了便于建立共识，得到有效的结论，我们可以在方法上注意两点：一是撇开器物与制度，扣紧理念来谈，因为器物可能毁灭，制度可能改变，唯有理念恒定不移；二是超越时间的局限，回归原始的儒家，如此可以暂时摆脱历代注疏见仁见智的看法。

　　那么，原始儒家的基本理念是什么?这个问题提供我们界说儒家的可靠线索，而其答案无疑环绕着“人”——人的潜能、人的现实与人的理想。

　　就人的潜能来说，儒家并不否定人有生物本能，如食与色，但是孔子与孟子绝未说过“食色性也”这种粗浅的论断；其次，人的认知与感受能力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人的特色另有所在，用荀子比较平实的话来说，是“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不过这种“有义”并非生而有之，而是像“有知”是指“有能力去知”一样，指涉人之“有能力行义”。因为荀子还说过：“人之异于禽兽者，以其有辨。”这个“有辨”正是由知到义的关键；能够分辨是非善恶，由此产生道德要求，进而以行义来满全人性。笔者引用荀子的话来说明，是为了指出：儒家的孔、孟、荀对于人的潜能有一共同信念，就是“人性向善”；换言之，一般人以为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针锋相对，而事实上呢?这是他们对于“性”的规定不同所致。他们的真正歧见在于“天论”而不在于“人性论”，关于孟子，最清楚的一句话是个比喻；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既然“下”是水之“向”而非水之性，“善”也就是人之“向”而非人之性了。以此配合孟子以心之“四端”来解说“善”，视之为始源与萌芽，其义完全相符。正因为相信人性向善，所以孟子声称“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则肯定“涂之人可以为禹”。

　　但是，人的现实处境呢?人类社会的恶人恶事从来不曾绝迹，将来也不像是会消失，针对这个难题，人性本善论束手无策，人性向善论仍可自圆其说，人性只是“向”善，因此人还有自由为恶的可能；但是既说向善，则为恶时，就应该有自然的效应，此即“心不安”与“心不忍”。如果对于心的要求“旦旦而伐之”，就会形成麻木不仁的后果，成为孟子所批判的“非人”，非人不是死人；遇到重大刺激时，如见亲人受难，或见自己将死，也会有自发的悲痛与悔恨，是即所谓“天良未泯”。从积极方面来说，儒家强调修行功夫，要不断地择善固执，积健为雄，因为人不但“可以”成为圣人，也“应该”成为圣人。

　　人的理想如果是成圣，大家难免疑惑：如何才是成圣?成了圣又如何?果真可能吗?何苦如此呢?结果儒家变成好高骛远的乌托邦。然而，像孔子所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种志向，难道不是自古以来人类的共同愿望吗?成圣难道不是每一个人内心最深切的呼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