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到理想--

如果我们接受儒家的信念，肯定人的潜能可以用“人性向善”来描述，那么人的现实与理想又该如何掌握呢?这个问题只有在辨明“什么是善”之后，才可能进一步加以讨论。

　　通常对于“什么是善”，有两种粗糙的看法。一是认为善是外在的、客观的，就是只要一个人的行为符合某些既定规范，从对父母的晨定昏省到对社会的急公好义，都可以视为好人好事的代表。这种看法的困难是，有些善行可能是伪装的，甚至成为沽名钓誉的手段，譬如，某些造桥修路的大善人竟是为害乡里的恶徒。另一种看法则主张善是内在的、主观的，就是只要一个人有心为善，那么他的行为效果即使造成各种灾难，也不失为一个善人。然而在“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情况下，谁能不觉得内疚呢?谁还能自视为义人呢?

　　以上两种看法可以分别称为效果论与动机论，显然各有所偏也各有所见。儒家的立场呢?中庸之道。善必须兼顾效果与动机，涵盖外在规范与内心要求。以孔子当时所面临的处境来说，“礼坏乐崩”是指外在规范之瓦解，那么如何维系并且重建呢?只有通过对内心要求之强烈自觉，而内心要求即是“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是明确的呼吁。不过，这里毋须矫枉过正，以为孔子走入内心世界，成为纯粹的动机论者。因为孔子说自己“三十而立”，又说“立于礼”，足见内心要求与外在规范配合起来，“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才是儒家对于“善”的真正见解。

　　用浅近的话来说，“善”是两个或多数主体之间，适当关系之满全，这里隐含三点意思：其一，独自一人时，无善可言；善必须在人我相待的场合才能展现，“仁”字“从人从二”，确有深旨。试问：人无父母，如何尽孝?人无国家，如何尽忠?人无朋友，又如何讲信修睦?孝、悌、忠、信当然是善，但是独自一人流落荒岛时，如何满全这些要求?其二，人与人之间“在假设上”必有某种适当关系，因此，若不能生而知之。就要学而知之，甚至困而知之，同时，所谓“适当”，又随古今中外时空不同而稍异，若想行善，岂能单靠一厢情愿?这是儒家重视学习与教育的主要原因，亦即不仅为了谋生活，更为了安性命。其三，要求“满全”这种关系的动力，则无疑是与生俱来的。所谓“见父母自然知孝，见兄长自然知弟（同‘悌’）”，在一见之后就有要求满全的动力自然涌现。因此，善一方面摄礼归仁，另一方面摄仁契礼，必待仁礼相应，既有内在基础，又有外在行动，然后可说“为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