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学同学会”一文，忆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透露自己早年所受的一些考验以及挣扎奋斗的历程。这些在大时代里，实在只是小小的泡沫，既无壮阔波澜，也无炫人七彩。不意该文刊出之后，“青年周刊”主编特地告诉我，读者反应热烈，希望我再多写类似的文章。原因之一似乎是我平常写惯了哲理散文，很少表达内心的情感，总让人觉得有些距离。这或许是每一个人对文学的态度不同所致。要我以身边琐事来劳烦读者耳目，实在愧不敢当；不过，小故事可以比较生动地表达某些人生体验，让大家参考，那么我也不妨每隔一段时间换写这一类的题材，聊供调剂，希望不致拂逆读者的雅意。
我的幼年生活相当平静，最大的变动是父亲每隔一年半载就须轮调到外岛去管理灯塔。我在这种情形下，出入绿岛几次。我有时告诉学生我曾在绿岛待过，学生无不惊讶万分，等我说明实情之后，他们才恍然大悟。我对绿岛全无印象，只记得一件事。那时，灯塔附近有驻军，有一位上海同乡王伯伯当士官长（现在已住进荣家），每天早晨都会带我去玩，并在军中吃大锅饭。三岁的我，相当贪吃，有一次竟一口吞下三、五根辣椒，结果辣得嘴巴肿了一倍，哭了半天，家人与朋友则笑了半天。从那次以后，我对于吃东西比较谨慎，但是“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道理则尚无认识。
我对于军中的大锅饭一直很有好感，或许是四岁前后的经验的影响。这种好感到我服兵役时，才稍有改变。我们先在卫武营集训，八人一桌用餐。伙食不错，量却不够。我分到的那一连，除了几位硕士以外，大都是台中体专与花莲体专的毕业生；吃起饭来，难免立见强弱之势。有一道菜是“豆腐蒸蛋”，一大块豆腐上面铺着一个荷包蛋。“开动”口令之后，蛋就不见了，剩下七人相互对望，心中苦笑。
小学三年级暑假时，我随父母到国圣港灯塔。这个灯塔位于一百平方公尺的礁岩上，离台南县七股乡下山村约有半小时的竹筏旅程。我记得那个地方，因为那一次大哥与大姊没有同来，八岁的我成了老大，很喜欢帮忙家事。我每天抢着洗碗，大概连续洗了两个星期，直到有一天手上捧着五个大碗盆要放进碗橱时，一时碗重手滑，乒乓一声全部落地摔碎。妈妈好像没有责怪我，只是从此以后不再让我洗碗了。
我们乘坐竹筏离开国圣港时，我看到海中一条扁平的黄色的鱼，比船身稍小，我看到大人把桨停下，神情有些严肃，等鱼游过去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进。说来奇怪，这一幕竹筏上看鱼的印象，始终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虽然从小住在灯塔边，耳中又不曾远离海洋的涛声，但是对海却是敬畏多于亲爱，宁可踩在比较踏实的陆地上。
由于见过那条扁平的黄色的鱼，我后来读到柏拉图“美诺篇”对话录，见苏格拉底被人称为“黄貂鱼”时，脑中总是浮起少年时的这一印象。我随手翻到“四大圣哲”里的一段介绍，与读者共赏：
“当美诺与苏格拉底讨论‘什么是德’时，逐渐被逼入一个死角。美诺说，‘早在我认识你以前，别人就曾坦白告诉我，你常自陷于怀疑而且使人陷于怀疑。如今你的作为就像以魔法困我，使我陷于迷离恍惚而束手无策。容我开个玩笑……你就像一只遨游海中的扁平有电的黄貂鱼，谁碰上了都要触电。……但是在雅典以外的城邦，你若依旧我行我素的话，就难免不被视为魔术家而遭到逮捕的下场。’苏格拉底也毫不示弱，回答说，‘假使黄貂鱼是因为自己麻痹才使得别人麻痹，那么这个比拟颇为恰当。我并不是自己知道了答案，还去使人眩惑。事实上，我使别人感觉的困惑，也正是我自己所深感的困惑。’在相同的情况下，泰提特斯也连称大惑不解。苏格拉底回答他说：“这正是哲学之始。”
我在八岁时所见的那条鱼是不是黄貂鱼？我无法确定，但是我读到上面这一段文章时，却觉得十分亲切自然。我是否由此暗示而走上哲学之路，更是没有人可以确定的事。
八岁以后，我就没有跟着父亲去外岛了。我在观音小学念书，除了上课说话结巴之外，其他倒还正常。我喜欢体育，单杠双杠都可以自由翻滚，跳远时更觉得自己可以飘浮起来。下课后，则常在大庙门口与同学玩弹珠，赢多输少，养成我不服输的性格，但是为此回家太晚而让母亲操心、生气、打骂，也是偶有的事。
小学老师以本省人居多，除了一两位对我较为关心，其他的不免有些排斥我这个外省学生。我的成绩向来在前三名，毕业时，几班合算排名第四。毕业典礼时，得县长奖，因父亲在外岛，家中无人观礼。回家后，念高一的大哥摆出一副家长模样，问我第几名，我说得了县长奖。他说县长奖也有名次，我只好答说第四。他还讲了我几句，说我不够好。我一直不了解的是，大哥自己念书平平，为什么管起弟弟却那么苛求?这件事我一直没忘。每当想起，就感觉一股浓厚的手足之情。
由桃园县观音小学毕业之后，我只身前往位于台北县新庄的天主教私立恒毅中学就读，教会学校通常以严管勤教著名，尤其重视品格陶冶，恒毅中学当时创校才四年，自然中规中矩，朝气蓬勃。
我的口吃毛病并未因着环境改变而消失，却反而愈演愈烈，为老师与同学平添不少笑料。但是，一个月之后，那些嘲笑过我的人都觉得自己十分尴尬。第一次月考结束时，学校照例由每一年级评选前三名授奖。我的成绩平均97.25（请包涵我记得那么清楚），不仅是全初一第一名，也是全校六个年级的第一名。我还记得自己上台领奖时，两腿不住发抖。从此以后，恒毅母校的学长与学弟们每个月都会听到我的名字，一直到我高三毕业。高三毕业之前最后一次月考的成绩也是我怎么也忘不掉的，平均97.25，又是全校第一名。恐怕有人以为我在自夸，但是二十年前的事又有什么好夸耀的?我当然知道井底之蛙的故事，因此不至于太过骄傲。
好的，我中学念书成绩不错，那么是怎么念的?我想这才是许多读者关心的问题。我的答案是：上课用心听讲，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定时复习，以及适当的运动及娱乐。我不曾上过补习班，也不曾请过家教，偶尔开开夜车则是为了享受吃消夜的气氛。说到上课，我必须称赞当时母校的师资，个个负责尽职，以致我在上课时就吸收消化了百分之六十的教材。校长与两位主任每节课都会巡堂，更使同学们精神振奋，用心向学。
生活规律则是住校的自然结果，一切作息定时定量，养成良好的习惯。每天晚上都有两小时自修课，时间相当充裕。一到考前，我就喜欢订计划，大体上是按考试科目的相反顺序去预备。这一招是自己揣摩出来的，十分管用。因此，别人念数学时，我念语语；别人念自然时，我念英语；考试结果就大有差异了。几年前，我把这一招教给念小学的女儿，也得到理想的成效。
适当的运动与娱乐是中学时代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我每天放学之后，固定打篮球一小时，我的绝活是一面打球一面背英语单字。打完球，单字也背完了；但是也许是这个原因，我的球技只达到班队程度，从未入选校队。不过，后来在辅仁大学念书时，打球还是相当有架式的。
初二开始，我迷上象棋，买了—本“橘中秘”，看了不止一遍。星期假日上街时，就找路边摆谱的地方观摩，有时忘了返校的时间。然而，当棋力胜过住校的学长们之后，我就再也提不起兴趣了。我维持最久的娱乐应该是唱歌。最初是在教堂唱圣诗，光知道扯着嗓门大声尽情地唱；后来听到意大利民谣，好像是马利奥兰莎的唱片，其中有极其动人的“我的太阳”“圣塔路琪亚”“妈妈”等曲，我就跟着一句一句学习，好像鹦鹉学舌，竟然也学会了，唱起来抑扬顿挫，虽不能让人感觉荡气回肠，至少也会为之侧目了。
读者恐怕难以想象，我在1968年参加辅仁大学举办的独唱比赛（当时大一，正是初生之犊），居然以“满江红”与“圣塔路琪亚”两首曲子勇夺（或曰幸获）男生组冠军。我说“勇夺”，其实并无自负之意，实在是因为当时只是勇气过人，做人做事都欠考虑。这种毛病到今天也尚未完全清除，不然怎么敢写这么多杂文?
我在恒毅一念就是六年。坦白说，我不但从未后悔念了恒毅，反而深自庆幸自己没有受到过重的升学压力，同时培养了读书的兴趣，几乎把念书与考试当成游戏，自得其乐。更难得的，是我在母校的老师对我的关怀，使我面临任何重大的考验时，都可以确信他们在祝福我、期许我，等着看我成功归来。今天，对于来自各地的演讲邀请，我都会谨慎考虑，唯独对于母校师长的约请，我是随时都乐意前往的。每次车过新庄，我都会向母校行注目礼，心中满是温馨的感受。
高二时，让我永难忘怀的事发生了，我矫正了口吃。经由一位老师的指点，我连续两个月每隔一天赴台北参加一个口吃矫正班。结业时，我还依例在新公园一座凉亭的台阶上，向着园内游客作生平第一次公开演讲：“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我慢慢地吐出每一个字，好像初学讲话的孩子。我终于克服了恐惧，不再受制于公开场合的语言障碍。矫正之后第二个月，我参加学校举办的英语朗诵比赛，念的是肯尼迪的一篇文告，得到第二名。教务处孙主任安排我在周会时，上台为全体同学朗诵一遍。我当时很高兴吗?记不得了。
我既然可以公开演讲，多年积郁乃一扫而空，后来走上教书的路子，想不讲也不行了。我在台大有一门“哲学与人生”的通识课程，每学期都有三百多位同学选修；这种情形不是当时的母校师长可以想象的，也不是我的父母亲可以想象的，更不是我自己可以想象的。但是如果有人把这件事解释为缘或命，我却无法苟同，因为我付出的代价极大，好像应了耶稣的一句话：“含泪播种的，必含笑收获。”愿以此与大家在人生道上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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