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实用美学的萌发

                              曹利华

    墨子(约公元前480-公元前420年)名翟，鲁国人。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出身于手工业阶层，能各种生产技艺，后地位上升，做过宋国大夫。

    《墨子》一书并非一人所著，它是前期墨家到后期墨家著作的总集，我们谈墨子的美学思想，主要根据《墨子》一书的基本观点。

    墨子的美学思想首先由于其宇宙观和认识论上的矛盾“尊天事鬼”（《尚贤中》）和“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非命上》)使人们很难抓住其要领；其次由于儒家正统思想的偏见．往往是扬儒抑墨，很难对墨子作出公正的评价；再次由于美学研究中对功利价值的美学意义缺乏认识，对墨子美学思想中的片面性也不能恰如其分地作出分析。但是墨子的美学思想确有其独到之处，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第一节墨子实用美学思想的历史评价

    有人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为儒家代表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利益，因此是进步的；而墨家只是对过去的怀念和缅想，因此是反动的。有人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出发，认为“墨子以统治阶级的审美和艺术活动会‘亏夺民衣食之财’为理由来否定审美和艺术活动，却只能使人类回到原始的粗野的状态中去。就这一点来说，儒家美学充分肯定‘乐’的意义又是正确的、进步的，而墨子美学主张‘非乐’又是落后、倒退、反动的”。（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170页）

    我们说，先秦诸子几乎不同程度地都追念过去，孔子说：“周监(监，照视)于二代(夏、商两朝)，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道家、法家也无不提出类似的主张。他们对过去时代的追念都是为了发展、完善新的生产关系，即以新兴的封建社会取代没落的奴隶社会，所不同的是他们根据自己所处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运用不同的方式或褒或贬，或抑或扬，但最终目的是一致的。诸子各家之所以有各自的历史进步性，其原因也正是在这里，他们追念过去都是为了揭露现实的种种弊病，为执政者提供效仿的依据。

    孔子尚乐，墨子非乐，其实都是从功利出发，“显著地表现出士与庶民不同的社会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卷，第180卷）孔子崇尚礼乐是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出发，礼乐就是他们的政治教育，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欣赏相去甚远，但是他为封建社会文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墨子非乐是代表了新的生产关系中小生产者的利益，他着重物质生产劳动，他的认识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生产实践的内涵也相去甚远，但是他提出物质生产是美的创造的前提却是可贵的。

    扬儒抑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今天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历史人物和派别作出公正的评价。《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对墨子的美学观有这样一段论述： “墨子就是站在这些‘不得食’、‘不得衣’、‘不得息’的人们的立场上来说话的。对于这些几乎完全没有什么文化教养，而且整天挣扎在饥寒线上的人来说，全部生活的首要意义和目的就在于为争取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而斗争，获得墨子所说的‘衣食之财’。由于这种历史的局限性，使得在墨子眼里，美不但是完全多余的奢侈，而且是有害于争取生存的东西。” 墨子美学观上的偏面性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作这样的评价是否公正呢?这段话至少有如下两点值得商榷：

    第一，说墨子站在被压迫的劳动者阶级的立场来说话，这似乎把墨子的立场抬高了，因为墨子除了为劳动者的利益呼吁之外，他还一再说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王公大人“强必治”、“强必宁”，卿大夫“强必贵”、“强必荣”，农夫“强必富”、“强必饱”(《非命下》)等，在墨子看来，王公大人与农夫百工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阶级实质上的差异。同时他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表现出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

    第二，说墨子代表的几乎完全没有什么文化教养的人，这就更不符合事实了。墨子本人的学识并不亚于孔子，他博学多才，又懂技艺，不仅是政治理论家，而且是科学家，他的《墨经》对数学、力学、光学都有很高的见解。至于他所代表的“庶民”，其主要也都是手工业生产者和农业劳动者，他们也都有相当的技艺，并不是一群只顾温饱，不懂人情的愚民。所以这段话有明显的扬儒抑墨的味道。

    如何评价墨子的美学思想，这必然联系墨子所处的时代、地位来看。墨家学说所处的春秋战国之际，正是我国的奴隶社会逐步解体，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墨子创立墨学继孔子死后不久。年代接近，但社会矛盾更为尖锐，因此“非乐”从艺术领域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所存在的贫富对立，统治阶级亏夺民财的现象，这无疑是有深刻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