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薛之辩

                             曹利华

   关于李银河和薛涌的性学之辩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这说明有关性的讨论已从过去的“谈性色变”发展到现在的理性分析和探讨，如此公开、大胆地讨论，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我们确实感到社会发展了，观念改变了，时代进步了！

   为了使这场讨论进一部深入下去，有必要对讨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些梳理：

   其一，辩论一定要针锋相对。这完全不是指论辩双方要相互攻击，更不是指互相谩骂、讽刺、甚至人身侮辱。而是指要在同一个论题上进行辩论。以李银河与薛涌之辩为例，从李银河的观点来看，她主要是从法律的层面来谈性的问题，比如她说：“自西方性革命后，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新的人权观念，那就是人类性活动中的三个原则：第一，自愿；第二，在私秘场所；第三，当事人均为成年人。换言之，在一切自愿的成年人之间所发生的性行为将不受制裁，属于应受保护的人权范畴”。从法律的层面上看，这是对的。而薛涌的观点主要是从道德的层面来谈性的问题，比如他说：“我和李博士辩论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这种价值观念的不同。至少就我读到的她在媒体的言论看，她对纳入单一性关系的同性恋，婚前性行为，单身等生活方式，和周末夫妻，多变恋等等非专一的性关系不加区别。仿佛这些都代表着一种新价值。这是我无法接受的。”从道德的层面上看，这确实是应该讨论的。由于双方论辩的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而各自又以坚守自己的立场为依据，来批驳对方的观点，这样必然形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针尖对不上麦芒，因此都论不到点上，问题很难深入。

   其二，辩论不能情绪化。由于缺乏深入的理性分析，而又找不到对方的理论弱点，于是只能感情用事，偏离了论辩的规则。李银河以上的观点，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基本是对的，但是从道德的层面就不一定对了，一个人只顾自己的寻欢作乐，而不顾对家庭的责任，不顾对妻子和儿女的伤害，这难道不应受到舆论的谴责吗？只谈法律，不谈道德，难怪会引起那么多的议论，甚至嘲讽。面对舆论，情绪代替了理性，于是过头话就冒出来了：“我们的社会并没有进入后现代阶段，而是刚刚走出中世纪”，“‘自由’和‘人权’这类话语在当今的中国仍然是贬义词。”今天我们能这么公开地、自由地谈论“性”的问题，这本身就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当然这还远远不够），这怎么能说“刚刚走出中世纪”、“‘自由’和‘人权’这类话语在当今的中国仍然是贬议词”呢？。这种情绪化的过激的言论，往往给人留下了把柄，薛涌恰恰抓住了这一点，他十分技巧地，先是一通吹捧，说多少多少观点和李一致，然后笔锋一转，把李银河明明是为少数人争取法律地位的言论，说成是“代表着一种新价值”，变成了企图要在主流社会提倡的一种价值观，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向当今主流社会挑战吗？这一下问题就严重了。这种上纲上线的做法，除了激发更大的情绪外，对问题的深入讨论毫无帮助。

   其三，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现在我们大量的性学研究，偏重于性知识的介绍，或是对现实问题的揭示，或是对局部问题的探讨，而系统、深入又能联系现实实际提出某些方案性的著作却很少，总之空洞多于实证。关于性的问题，有四个层面上的问题需要讨论：一是现实层面，二是法律层面，三是道德层面，四是审美层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对性的认识和实践也会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从现实层面来看，人们的性观念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性教育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处于“自我教育”阶段，相当多的人主要还是通过书籍，图片，或观看成人光碟来获得性体验和知识。对于社会存在的不良性倾向，主要还是通过自上至下的一次又一次的“扫黄”，但是这不仅没有遏制“性”的泛滥，而且还越来越隐蔽地扩展，“性”犯罪也日趋低龄化，总之，“性”基本处于无序状态，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状。无序要变为有序，主要依靠法律的制定，所谓“性开放”，就是“性”的法律化，而不是“性”的泛滥。这里最关键的是如何界定性犯罪，李银河在这方面的有关研究是有价值的。但是“性”的法律化，只是规范了性行为的底线，而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爱”上，没有爱的“性”那只是动物性的“性”，而有爱的“性”才是真正的人性。因此第三个层面的性道德问题就是最为紧要的，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又是最薄弱的。性教育，在大多数学校并没有认真地开展，而对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来说，什么是性？几乎是一片空白。性知识、性体验、性饥渴等等这些大量存在的社会问题，没有任何渠道去疏导和解决，这光靠“扫黄”是扫不净的。这都是道德层面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性的更高层面就是性审美，这里我想引用黑格尔在《美学》中的一段话：“爱情里确实有一种崇高的品质，因为它不只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现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的精神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这就要通过美育来加以引导和解决。

   笔者有机会去过一次日本，有意识地了解了一些这方面的情况。性教育在日本从幼儿园到小学是逐步进行的，孩子们对性没有一种神秘感，知道什么是结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男孩和女孩既要互相帮助又要有分寸，特别是女孩，要有坐相、站相，两腿不能随意撇开，骑自行车，腿不能向后跨上，坐在后垫上只能斜坐不能骑，否则都视为不礼貌。换衣要避开男性，甚至父亲。并且学会在不测的情况下如何保护自己。我还特意去日本的音像商店浏览了一下，放在最醒目位置的是健康的儿童类内容，之后是一般的故事片和爱情片等，最后面一个偏僻处另有一间小屋，门帘上面写着一行字“未成年人禁止入内”。我观察了一会儿，不仅儿童，连青少年都没有进去的（门口没有任何管理措施）。而借阅时，除了付钱以外，还要将自己的证件作抵押。对于红灯区，人们很少议论，去的人也不多，而教授、学者们也有偶尔光顾的，这对他们来说，只是娱乐而已，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性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话题。性犯罪在日本很少，女性在夜间行走很安全。性已经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性教育在这里是可以操作的。

   其实李银河与薛涌的论辩是可以互补的，这里需要的是更多的理论深入和有效的操作方案。

   现实的文明程度，为法律的制定奠定了基础，而法律的制定又使现实的道德不断提升，而道德的提升还要向最高的审美境界攀缘，那就是“性”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