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良撒谎成性罪孽深重（二）
——从“己卯本”和“庚辰本”的夹条问题透视周绍良与陶洙的合谋诈骗

 

（本文已补图并订正此前行文错误）

 

当王毓林向周绍良请教“己卯本”中朱笔夹条的问题时，周绍良的第一反应是告诉王毓林：“己卯本”中的夹条是原有的，不是陶洙写的。可是，王毓林对夹条的笔迹做了鉴定，而且还找胡文彬、林冠夫、刘世德等人确认过，面对如此铁证，周绍良又立即改口。

我向周先生请教道：“根据陶洙写在己卯本第一回末的朱笔夹条内容可知，陶洙曾据已卯本过录了一套副本，您是否了解此事？”

周先生说：“据我所知，己卯本中的夹条是原有的，并不是陶洙写的。陶洙的字我是一看就能认出的。”

我说：“据我鉴定，己卯本第一回末的夹条确系出于陶洙的手笔，我还请胡文彬、林冠夫、刘士德等先生鉴定过，结论是一致的。”

当我把影印本上的这张夹条指给周先生看时，周先生马上点头道：“这张夹条确实是陶心如的手笔，毫无疑问。”

（王毓林著：《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36～137页。）

 

我得承认，对“己卯本”中的夹条，以前我从未留意过，但是周绍良谎言的败露，促使我对“己卯本”中夹条的问题好好做了一番研究。研究的结果是，原来除了笔迹之外，夹条也是陶洙伪造“脂本”的关键而且明显的铁证；夹条的问题也恰恰证明周绍良早就知道陶洙伪造“己卯本”和“庚辰本”。现在，我们先一起来从头考察一下“己卯本”中夹条的问题。

在“己卯本”中，有好几张夹条，如第一回回末的朱笔夹条：

“此回亦非正文”至“诗云”一节是楔子，须抵【低】二格写。

 

  


王毓林向周绍良请教的，就是这张夹条的问题。这张夹条就是陶洙亲笔书写的，毫无疑问。这张夹条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己卯本”黑白影印本中是有的，可是在近年北图出版社出版、由冯其庸作序的“己卯本全本高清照相本”中，这张夹条及其相关页面被错装到了第二回。这张夹条暴露了“己卯本”中全部夹条的本质秘密。这个问题稍后再谈。

在“己卯本”原本第一回之中，有一张“护官符下小注”的夹条，这是大家所熟知的。这张夹条的笔迹跟上面谈到的那张夹条不一样，它是陶洙亲笔写的吗？陈林说，当然是。然而别人，例如周绍良，就不这样看，周绍良认为这是“乾隆抄本”“己卯本”中原有的！

 

又，在第四回末和第五回末，也分别有两张夹条，也被认为是“己卯本”中原有的：

五回题云
春困成【葳】蕤拥绣衾，恍谁（划去，旁改“随”）仙子别红尘。
问谁幻入华胥境，千古风流造业人。

六回题云
朝叩富儿门，富儿犹未足。
虽无千金酬，嗟彼胜骨肉。

 

 

“己卯本”第六十七回末也有一张夹条：“石头记第六十七回终。按乾隆年间抄本，武裕庵补抄。”

王毓林和林冠夫去一起去北图查了“己卯本”的胶片：“在胶片的投影上清晰地看到第六十七回后的武裕庵补抄注记确实是一张墨笔夹条。夹条的一条长边呈不规则形状，另三条边沿整齐，夹条长度比己卯本书页短些，可知是在另一种随手撕来的纸条上写下，然后夹入己卯本中的。”（同前，第138页。）

王毓林还指出：“此夹条冯其庸同志在《论庚辰本》中没有说明，在影印己卯本的《序言》和《后记》中也没有说明。”（同前，第138～139页。）

冯其庸为什么没有说明如此重要的事实？因为他不敢。这张“在另一种随手撕来的纸条上写下，然后夹入己卯本中的”夹条，同样暴露了“己卯本”中全部夹条的本质秘密。但是王毓林对此似乎毫无知觉，他白纸黑字地披露出来，这是王毓林稀里糊涂地说漏了嘴，被陈林逮个正着。

 

第六十七回回末的夹条有什么意义？因为陶湘、陶洙伪造的“程乙本”引言中说：“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那么这张自称武裕庵补抄乾隆年间抄本第六十七回的夹条，无非是在故意指认“己卯本”是早于程本的“乾隆抄本”。

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个问题：这些夹条到底是什么性质？除了第一回回末的那张夹条，其它夹条真是周绍良、王毓林、冯其庸们所认为的“己卯本原有的”吗？

陈林指出：第一回回末的那张夹条，恰恰暴露了“己卯本”中全部夹条的本质秘密——它们就是陶洙炮制“完美脂本”时做的“备忘录”！

王毓林对第一回回末那张夹条的认知可以印证陈林的判断。王毓林对周绍良说：“根据陶洙写在己卯本第一回末的朱笔夹条内容可知，陶洙曾据已卯本过录了一套副本。”

 

王毓林为什么能判断陶洙“陶洙曾据已卯本过录了一套副本”呢？因为这张夹条就是在提示应该在抄录时做哪些文字补充。陶洙不是正好炮制了一部“完美‘脂本’”“北师大藏本”吗？从这一事实来判断，所谓“己卯本”，不过是陶洙炮制“完美脂本”所用的一个工作底本。

 

周绍良说夹条是“己卯本”原有的，无非想否认夹条是陶洙所做的“备忘录”，可是第一回回末的这张夹条哪能否认得了呢？认识到夹条的这一性质，陶洙伪造“己卯本”的事实就会立即败露。特别是注意到“北师大藏本”存在的事实，“己卯本”作为陶洙炮制“完美脂本”之工作底本的性质也完全暴露了。

第六十七回回末的夹条，进一步暴露了“己卯本”全部夹条的本质秘密。这是一张形状并不规则的夹条，显然是“在另一种随手撕来的纸条上写下，然后夹入己卯本中的”。这种不规则性和随意性，不是抄录副本的“备忘录”又是什么呢？

 

周绍良不知道这些事实吗？他当然知道。他知道陶洙是伪造“脂本”的元凶，可是周绍良一直在撒谎，他甚至还对曹立波撒谎说“己卯本我没看过”，撒谎说他跟陶洙来往“不是搞《红楼梦》”！周绍良的撒谎，充分证明他就是陶洙造假售假的同盟死党！

“己卯本”中的夹条就是陶洙炮制“完美脂本”的“备忘录”，这一事实还可以得到“庚辰本”中夹条的进一步确认，特别是得到“北师大藏本”根据“庚辰本”中夹条做校改这一情况的进一步确认。而“北师大藏本”根据“庚辰本”中夹条做校改这一情况，又恰好说明陶洙曾经掌握“庚辰本”原本——这一情况又能得到周汝昌、陶洙和张伯驹三人合力售卖“庚辰本”给燕京大学图书馆这一史实的验证。

“庚辰本”第七回末页有条一墨记：

七回卷末有对一副：

不因俊俏难为友  正为风流始读书

 

这条墨记在影印本上看起来与“庚辰本”原本浑然一体，纸张、墨色乃至笔迹与“庚辰本”原本别无二致。可是，这条墨记实际上是一张夹条，而且与“己卯本”中的夹条有密切关联。

王毓林写道：

冯其庸先生认为这条墨记与己卯本的夹条“五回题云‘春困葳蕤拥绣衾……’”和“六回题云‘朝叩富儿门……’”的笔迹完全相同，“不仅总的风格完全相同，连书写的习惯笔触都完全一样，尤其是己卯本上‘五回题云’一条上的‘风流’两字，与庚辰本上‘七回卷末’一条上的‘风流’两字完全一模一样”。

后来，当冯先生查阅了北大图书馆藏的庚辰本（善本）时“竟发现这‘七回卷末有对一副’”的题记，并不是直接写在这个抄本上的，……实际上这条题记却与己卯本的‘五回题云’和‘六回题云’一模一样，也是一张夹条，而且与己卯本中上述两张夹条是一样的纸张，一样的笔迹，一样的款式”。

经笔者查核，上述三条墨记的笔迹确实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冯先生所提供的情况说明了两点：一是这三条墨记实是三张夹条，二是夹在己卯、庚辰两本中的这三张夹条系出于一人手笔。这对于研究己卯、庚辰两本的流传过程是很重要的。
（同前，第115页。）

很明显，“庚辰本”第七回末页的这一张夹条，也是一份“备忘录”，它在提示抄录新本时要添加一副对句。“北师大藏本”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再次败露陶洙作伪的事实。陈林手头没有“北师大藏本”，可是冯其庸不打自招地交待说：

北大本（陈林按，指“庚辰本”原本）第七回末转页有附记云：“七回卷末有对一付：不因俊俏难为友　正为风流始读书”。北师大本即将此回末对直接写在正文“正是”之后，“七回卷末有对一付”这几个字因为是提示性的，所以就没有再抄。

（冯其庸：《关于北京师范大学藏《〈石头记〉庚辰抄本的几点思考》。《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4辑，第4页。）

“庚辰本”第七回末页的这张夹条，跟“己卯本”中夹条的性质完全一致；换句话说，“庚辰本”第七回末页的这张夹条，再次证明了“己卯本”中夹条的本质就是陶洙为炮制“完美脂本”而做的“备忘录”。陈林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周绍良和冯其庸当然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现在的问题是，“庚辰本”原本中怎么会有陶洙所写的夹条呢？按周绍良的说法，陶洙手中不是只有“摄影本”吗？在这个问题上，周绍良又一次被证明公然撒谎。

“庚辰本”原本中有陶洙所写的夹条，直接说明一个简单的事实：陶洙在炮制“北师大藏本”时，不但有“己卯本”做工作底本，还有“庚辰本”原本在手边做参考。但是——正如陈林反复指出的，“己卯本”和“庚辰本”的笔迹整体上一模一样——陶洙很可能是一不留神，把原本应该放在“己卯本”第七回回末的“备忘录”错放到“庚辰本”中去了。

陶洙手里怎么会有“庚辰本”原本呢？原本不是珍藏在徐星署家中吗？其实大谬不然。

首先，周汝昌得意忘形说漏了嘴：“庚辰本”是周汝昌、陶洙和张伯驹三人共同努力贩卖到燕大图书馆善本室的（参见周汝昌：《一代名士张伯驹》之《序》。任凤霞著：《一代名士张伯驹》。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3页）；陈林早在一年前就以《周汝昌设局套牢冯其庸——兼论由郑振铎日记揭穿关于“庚辰本”转手经过的重重谎言》等博文详细深入地揭露，所谓魏广洲牵线搭桥、最后由郑振铎推荐将“庚辰本”卖到燕大，完全是一派胡言，这套谎言说辞就是由周汝昌、齐儆、陈善铭和魏广洲等人窜通炮制的。这也就是说，“庚辰本”珍藏于徐家的说法于史无征。

其次，周绍良关于“庚辰本”递藏经过的说法自相矛盾，也说明历来关于“庚辰本”收藏经过的说法全是一笔糊涂账。先来看看李经国所写的文字：

我曾经就庚辰本在入藏北大前在先生（陈林按，指周绍良）家放过一段时间的说法，与先生核实过。原来是某君想将此抄本卖弢翁（周绍良先生的寄父），就将此书送到弢翁家，因要价高（一根条子），后来弢翁就退给了书商。近日又从周景良先生（弢翁幼子）那里了解到，“40年代，确曾亲眼见过有人给弢翁送来一个《红楼梦》抄本，当时弢翁住在天津桂林路。后来经与（周）珏良核实就是后来归北大的庚辰本。此书在弢翁处放了没有几天——肯定不是外界传说的一年时间，因弢翁对此类书不感兴趣，很快就退回去了。”也许是先生寄名为周叔弢四子，因此外界就误传为北大庚辰本曾在绍良先生家留过一段时间。其实弢翁对所藏书籍格外爱护，即使是子女也很难接触到。

（李经国：《周绍良先生红楼梦研究侧记》。《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三辑，第4～5页。）

请大家看清楚，按李经国向周绍良“核实”后的说法，周绍良就没见过“庚辰本”。

可是，周绍良对曹立波说：“陶洙抄的本子（陈林按，指“北师大藏本”）与庚辰本一般大，他借给我看过，但不是全拿来，他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借的。”（曹立波、张俊、杨健：《北师大〈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版本来源查访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总第169期，第117页。）

周绍良知道陶洙抄的“北师大藏本”与“庚辰本”一样大小，既然周绍良不是在寄父周叔弢家中看到“庚辰本”的，那么他到底是在哪里看到的呢？毫无疑问，周绍良就是从陶洙手中看到“庚辰本”的。这说明，陶洙手中的确藏有“庚辰本”原本。

周绍良在曹立波面前说漏了嘴，李经国即使有心帮着周绍良圆谎也用不上什么力了。周绍良就是在撒谎，他撒谎的目的，无非是要强调他跟陶洙的来往不是搞《红楼梦》，完全撇清他的红楼梦研究跟陶洙有任何关系。可是，这一事实哪能用墨写的谎言来掩盖？！

陶洙手里有“庚辰本”原本，陶洙炮制“完美脂本”“北师大藏本”时，手边就有“庚辰本”原本做参考——这就是“庚辰本”原本中竟然有工作底本“己卯本”中夹条的根本原因！

这么大的破绽要如何来掩盖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撒谎，声称“己卯本”中的夹条是“乾隆抄本”中“原有”的，不是陶洙抄写的。周绍良是这个调调，冯其庸也同样如此。

冯其庸写道：

这己卯本上五、六两回的夹条，在庚辰本上原来也可能是由同样夹条的，可能这两个条子因年久丢失了；同样，这庚辰本上“七回卷末有对一付”云云的夹条，可能在己卯本上原来也是有夹条的，也是因为年久丢失了，否则既是同一个写的，为什么那两条只夹在己卯本里，而这一条又只夹在庚辰本里呢？

（冯其庸：《论庚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4月第1版，第123页。）

但是，王毓林对冯其庸论点论据的反驳，歪打正着，恰好印证了陈林的判断，暴露了陶洙炮制“备忘录”以及伪造“己卯本”和“庚辰本”的事实。王毓林之歪，歪在他指认夹条是“己卯本”中原有的，并据此发了一通歪论；王毓林之正，正在他有笔迹鉴定做判断分析的基础，并据此认定陶洙手中有“庚辰本”原本。王毓林写道：

 

我认为：

第一，这三张笔体相同内容不同的夹条出现在己卯、庚辰两部抄本中，证实了这三张夹条的原抄者手中并不同时具有这两个本子。因为如果夹条的抄录者手中同时具有这两个本子的话，他就只能在下述两项中取其一项，要么过录双份夹条，两个本子中各夹一份；要么只抄一份，放在一部本子里。夹条的抄者不可能抄录三张内容不同的纸条放在两部本子里，这样的作法会使对两部本子的补录都不全面，所以是不可能的。

第二，这三张夹条的抄者，并不是冯先生认为的那样：“此人并没有参加己卯本正文的抄写。”这个人是参加了己卯本的抄录的。通过笔体上的分析，这夹条的抄录者正是吴恩裕先生所说的己卯本正文抄录者之一的“丙”。三张夹条的笔体与“丙”的笔体完全相同，不仅仅是总的风格上相同，而且在具体的书写特征上非常一致。

吴先生指出，己卯本抄者“丙”在“為”字上的抄写特征是：（一）、  “第二笔末梢不越过第五笔的开头处”，（二）、“最后的四点，丙常常写作一横’。事实上，庚辰本“七回卷末有对一副”之条中，两个“為”字的第二笔均不越过第五笔的开头处，而且第二个“為”字的末笔正写作一横。这就证明了抄写己卯、庚辰两本上述三张夹条的人，正是己卯本抄录者之一的“丙”。

第三，上两条分析说明，这三张夹条出自己卯本抄录者（丙）之手，而他又不可能同时具备这两个本子，则这三张夹条原是夹在己卯本中的，它们原都是属于己卯本的。

第四，之所以现在有两张纸条仍夹在己卯本中，有一张却夹到了庚辰本中，这是因为后来有人对阅已卯、庚辰两本时，将一张从己卯本中掉出的夹条，顺手夹在了同时放在他案头的另一本中，他没有注意到夹入这张夹条的书不是己卯本，而是庚辰本。

这个“失误”的造成者是谁呢？我判断，这个人正是近人陶洙，因为陶洙在得到己卯本后，曾借得了庚辰本，并详加对校。其在对校时造成这一失误的可能性不仅是非常之大的，而且，根据现知材料分析也是唯一的。

（王毓林著：《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16～117页。）

我要强调指出的是，“己卯本”和“庚辰本”中的这三张夹条，从笔迹鉴定来看，跟“己卯本”和“庚辰本”的特征笔迹没有任何区别：斜弯勾写得特别长大、一撇一捺写得特别长大、多个常用字往往写成相同特殊结构的异体字——这就是陶洙一以贯之的特征笔迹——这充分证明所谓的“夹条”就是陶洙炮制“完美脂本”的“备忘录”，充分说明“己卯本”和“庚辰本”俱是陶洙伪造！

既认得陶洙的笔迹，又看过“己卯本”和“庚辰本”原本，早知夹条的性质，还知道陶洙在搞“汇校汇抄本”，周绍良怎么不知道陶洙伪造“己卯本”和“庚辰本”的事实呢？李经国说，1940年至1954年期间，周绍良“对古典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致力于小说的收集和研究，其中尤以对《红楼梦》各种版本的收集和研究著名”（李经国：《周绍良先生红楼梦研究侧记》。《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三辑，第1页），那么周绍良跟陶洙的来往怎么就“不是搞《红楼梦》”呢？周绍良撒谎成性，撒谎至死，他就是陶洙造假售假的铁杆同盟，还有什么疑问吗？

 

为了狠揭周绍良的画皮，我特意破费买了一本李经国编撰的《周绍良年谱》，翻开一看——如此厚颜无耻、死有余辜、遗臭万年的文化骗子竟然被吹捧为“终生弘善教学共仰”、“佛门重鼎”、“道德文章垂范后昆”，真是令我怒不可遏。这真是文化的悲哀！这真是中国的悲哀！

（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