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为什么城市化一定要“摊大饼”

在许多有关城市化发展的论坛上，总是有人以所谓“拉美化”反对国内城市规模的扩张。实事求是地讲，受国内城市建成区面积过小、原有建筑土地容积率过低、公共设施负载过重以及城市人口快速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化过程中的“摊大饼”现象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所谓“摊大饼”，准确地讲应当是指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全市土地面积的比例。有人说，过去十年，北京的建成区面积由700平方公里扩大到1400平方公里，扩大了近一倍。即使按照这个多少有些夸大的数据计算，北京的建成区面积比例也只有8.3%。就山地面积占全市土地面积62%的情况看，北京的确有她的的特殊性。但并不能说所有山地均不能搞城市化建设，至少浅山地区和半山区是可以的，国内外都不乏这样的例子。

别的不说，如果将建成区面积扩大到六环以内，北京的建成区面积比例至少可以提升2.5倍，至29%。这其实就是一个国际平均水平。

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建成区比例过低所造成的交通拥堵以及由此造成的全社会边际成本总量，包括能源浪费、工时浪费等等，占本地GDP的比例目前应当在3-5%左右，这意味着该等浪费从长计议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代价是一样的。

其次，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在增加土地供给的基础上缩短建设周期，由此扩大的供给足以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至少是其中的投机性因素。

第三，北京城市居民用水价目前是每立方米4元，这样的价格用来种地显然是非常不经济的。鉴于农业用水占全市用水量的33%以上，依据北京市提供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减少播种面积一直是农业节水的关键所在。对于在严重缺水的北京扩大建成区面积来说，减少农业用地无疑是经济可行的。七年前我所主持的经济观察研究院曾做出测算，积极的农业用水置换，加上工业节水和污水处理，足以让北京承载五千万人口。

第四，众所周知，近年来国内城市周边土地的污染状况越来越严重。即使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讲，也应当减少城市非建成区农业用地。

还有一点似乎是更重要的，这就是城乡居民收入两极分化问题。过去20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幅当中来自农业家庭经营的比重由76%降至46%。这意味着靠农业根本不可能缩小贫富差距。成都的经验表明，针对农业用地的一级土地开发，由于对失去土地的农民给予了比较合理的补偿，其收入水平大幅提高，甚至高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

顺便说一句，如果将城市土地开发当中的新增耕地置换变得更加灵活一些，即使不突破“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也完全能够满足城市化过程中的“摊大饼”对土地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