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政论家、文学评论家）
　　过去跟南方朔聊天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不用计算机写作的。不是他不会（他曾经有极快的打字速度），而是他觉得用计算机写作，为了速度，会养成使用常见字与易选字的习惯，因而“破坏文采”。当然，他也不上网。纸本媒体的世界可以供应他足够需要的知识，他觉得没必要再浪费时间在网上。所以这次访问想挖他的宝之中，有一点是他怎么储存阅读过的书籍与资料，以便取用。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就用自己的大脑。”能记住的就记住了，实在有遗忘，也无所谓。
　　除了这一点没有满足我的好奇心之外，我趁着这次访问整理出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里自己读出一条路的历程。台湾的阅读环境，在种种因素的限制之下，一直没有机会适当地对待“社会化”与“阅读”的关系。南方朔的例子，提供了一个相当切实的参考。
 
○：郝明义
◎：南方朔
（文字整理--李佩华）
 
　　○：看网络上报导，二○○六年你在深圳一场演讲中说：“书中没有黄金屋，书中没有颜如玉，书中没有机会之窗。”是怎么个说法？
　　◎：那是他们记错了。我说的正好相反。全世界的阅读研究都得到一个基本结论：上升的阶级是永远在读书的，下降的阶级是不读书的。会读书的阶级，基本上是对自己生活不满意，显示出要改变的欲望，所以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无论是知识、人生的道理，甚至于包括休闲，所以这种人的阶级地位是永远在上升的。最经典的研究就是，大约十六世纪，西方古腾堡革命开始以后，西方是什么人读书：工匠读书、政府公务员读书、律师读书；谁不读书：神职人员不读书。那个时代是神权时代呀！拥有权力的神父们都不读书，这一定要引发宗教革命的嘛！所以读书的阶级是上升的阶级。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书中自有颜如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书读多了以后，感性会比较发达。感性发达的人，跟别人相处会比较融洽。尤其跟女人相处，会比较懂事，比较体贴人，所以人缘会比较好，这就是颜如玉了嘛！
　　两者加起来就可以说，读书绝对有益于人生的机会之窗。无论是现实的、感性的，机会之窗就会比别人多。当然这并不表示所有读书的人命运都会变好，不一定，很多人有了机会之窗，但幸运之神不来，也没办法，像南方朔就是这个样子呀！　
　　我的父母辈不识字，在台湾社会里面是很低阶的，可是我现在好歹也是个中产阶级，我的阶级地位是有提升。我的小孩，拿博士的拿博士，当医生的当医生，他们的阶级地位又比老爸高了一点。所以读书求知，无论是很现实的东西，或是比较感性的东西，对人生的确是有帮助。而且未来的社会越来越倾向于知识社会，不是只拿到一个一定程度的知识的文凭就够，而是一生都需要去阅读。就算是阅读，也不只是阅读专业的东西就好，连非专业的东西，也是要阅读。
 
　　○：你在深圳说，再怎么样的小人物、家世不好、知识不高的人，读书都一定可以超过南方朔。
　　◎：这是我讲话最博得肯定的一点。各个地方的人，办这种活动都会找名流，深圳每年十一月是读书月，这个活动已经办了七届，都找些像龙应台、金庸这样的大人物。他们今年找我，我一去就开玩笑说：你们办了这么多年，只有今年是对的。找各行各业功成名就的人，这些人很多是天资、家世特别好，或机会特别好。我做为一个小老百姓，对他们只有崇拜的份，努力一辈子也不可能变成金庸、龙应台。你找了一个小人物南方朔来，他命不很好，也不怎么聪明，机会之窗也没有特别多，但这个小人物读书读了五十年，累积了一点东西，有小小的虚名，日子过得也还可以，也还一定程度被别人尊敬，没有什么坏名声。想想看大陆十几亿人，能混到深圳去，没有待在乡下每天赚两美元，命运已经很好了！我对他们说，你们的命比我好，而且深圳的教育不错，所以你们资历也不错，你们用我作榜样，不必五十年，二十年就可以了。这个鼓舞作用还满大的，大家听了都很高兴。
 
　　○：你说小时候唯一的娱乐就是读书，还当了图书馆馆长是吧！这过程大致可分成几个阶段来看？
　　◎：我小时候是民国四十年代，台湾的国民所得约二、三百美元，比今天越南还穷。那时代没有电视机，家里有收音机就是有钱人，所以我们从小就是读书的，那个时代的人比较早熟……因为贫穷的时代每一个人进社会的时间会提前。先讲近代学术界的例子：有名的胡秋原先生在念小学的时候，就跟当时北京的大学教授打笔仗；钱穆先生，在念中学的时代也是跟北大近代最厉害的文人打笔仗。在贫穷的时代，人们进社会的时间早，资历的开发时间齐全。像我从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读章回小说了，而且是读懂，不是读不懂！
　　我读台南胜利小学，那个时代尽管落后，很多东西却很先进。像我们学校有个大图书馆，他的做法不是要学生去借，而是把书分好，这四十本归这班，那五十本归那班，每个班上选一个图书馆馆长保管这些书，到下个月就由他去跟别班换。我小时候当过班上的图书馆馆长，每个月我手上总有四、五十本书，每天就抱着一堆书上学、放学的。那个时期看最多的是文学小说和游记。
　　进了初中，开始看翻译小说，读诗歌，学写文章，写诗。我生平第一篇文章，是初三联考完等放榜时写的一首诗，登在《幼狮文艺》上面。初三到高一期间，又陆续在上面发表了很多篇，都是没有稿费的。读台南一中的同学里有一堆文艺青年，大家都喜欢写诗，还会比赛呢！被刊登是很重要、很有地位的。
　　文学阶段过了以后进大学，台大那时候风行搞哲学、社会科学，所以我大学拚命读存在主义。那时的台大学生有很多可爱的习惯，譬如小男生屁股后面放一本存在主义，而且封面一定要朝外面，就在学校里面逛，女生看到就会说：好有气质唷！那时候小孩子读书，都是随着时代变化的趋势，跟着趋势跑。
　　我开始比较有条理、不再跟着环境读书，是在当了新闻记者以后，真正开始循着自己的人生轨迹读书。我念农（森林系），新闻的那套跟所学全不相干，譬如说跑财经新闻，我都不懂，怎么办？从大学课本开始读起。跑法律新闻，法律也都不懂，就从大学的民法概论、刑法概论开始读起。我自己认为，整个人生的变化发生在当新闻记者那段时间，拚命从大学课本开始读起，对整个知识产生越来越多的好奇心。
 
●当新闻记者之后才开始的读书新阶段
 
　　○：讲一段印象特别深刻的感受吧。
　　◎：知识越累积了以后，纵使英文程度不好，读起英文书也可以读得很快。这不是语言的问题，是知识的问题。假设我们对本行已经很透彻了，今天去读本行的英文书，就算不是那么习惯读英文的人，也可以读得很快。我常鼓励别人去读原文书，我常说，南方朔英文很烂，南部人英文都很烂的。我进大学开学第一天，抱着一本大一普通化学，好大一本好几百页呢，很得意心想：终于可以读英文书了。结果跑去图书馆读了一个晚上，只读了三分之二页，整个晚上就在翻单字，反正每个字都不认识，就开始尽力地翻。我其它什么都没有读就读那本书，过了一个礼拜，读两页了，然后就读得越来越快。
　　所以，我有一天的读书经验是永生难忘的：那时我大学毕业等着服兵役，待在宿舍没事做，就读存在主义。有一本存在主义的书《非理性的人》，英文本两百多页我一天就读完，而且保证没有读错！虽然后来想想那本书太简单，可是至少我大学四年毕业以后，一天可以读一本书了，那天到了晚上依然兴奋。我常告诉别人这个故事，所以不要畏惧读英文书、不要畏惧不懂单字，单字就那几个，几天就统统会了。
　　我们要有一个广泛的知识来源，知识多了读任何书就会很快，就会对阅读、对知识，从敬畏转成兴趣。胡适先生说过：“为学有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我们读书，无论是政治、经济、财政、做人处事的道理都是通的。知识来源要广，只有广才能高，才可能会通；很窄的人变成专家也不可能高，所有厉害的专家都有一个很广的基础。金字塔的底大，塔就会高。假设你的底很小，就只是个很小的金字塔。所以要扩大自己知识的底层，多读一点非所学相关的，将来绝对会有帮助。
 
　　○：你从一般的爱书人变成一个真正懂得读书的人的转折点，真正的分水岭在哪里？
　　◎：在三十五岁。那时候台湾政治变化很大，美丽岛、高雄事件发生以后，像我们这种有反叛色彩的，在《中国时报》被赶走过一次，等到风平浪静后又被叫回来。我就想，回去又当个新闻记者干嘛呢？当个新闻小官僚，副主任、主任干嘛？何况，白头发的资深记者，在美国、英国都很常见，因为人家新闻行规建立得久，对经验的累积很看重。但台湾不是，台湾是对英俊的小男生，漂亮的小女生比较看重，所以台湾的新闻记者没有年纪大的，男的超过三十就被别人叫大哥，女生更惨，到了三十就叫大姊、阿姨。跟叫妳阿姨的人一起跑新闻一定会跑输，因为妳没有她漂亮嘛！到了一定年纪，挫败感会越来越强。那时我有这个警觉，所以去见余老板说：我认为台湾的新闻界要看到未来性，我们要培养自己的专栏记者，把一些资深的、学问底子比较好的培养成专栏记者；假设专栏记者抽象思维能力好，将来还可以变成主笔，我们培养自己的主笔，培养自己的作家群。这个观念余老板完全同意，所以台湾媒体第一个专栏组是在我手上诞生的。我认为新闻记者出身的人，自己的采访经验多了，见多识广，可以当一个很不错的专栏记者，可以单兵作战，给我任何题目都可以写，也可以出去采访；再过一阵子，经验更多再加上阅读、知识，就可以写社论了，这就是我的构想，也反映在我自己身上啊！
　　从三十五岁，我下定决心要变成专栏记者、专栏作者开始，就要阅读更多东西，所以我必须读得更有系统、更深入。那时候读国外媒体和更理论性的书，加上人生的累积，人生或工作经验会让你读书越读越快、越容易。一个没有社会经验的大学生读政治学，会读得有点辛苦。但像进入社会若干年以后再来读政治学——因为我们台湾天天都是政治嘛！——就很容易读懂，很容易会心。又像年纪比较长的人，股票玩久了，叫他读经济学，也一读就懂。
 
　　○：你曾经说过，在《中国时报》资料中心任职的那段时间，对你的阅读影响很重要？
　　◎：以前在台湾当新闻记者，国外发生什么事都不了解。民国七○年代初，或六○年末期，我在《中国时报》偶然遇上了一个机会，余老板（余纪忠）跟我说：“资料中心的主任出缺，杏庆你去做。”我很高兴呀！那是报业的黄金时代，《中国时报》一年赚好几亿，资料中心花大笔钱去买很多外国杂志和书籍。《中国时报》里面有一部《四部备要》，还有《台湾省通志》，是线装版的，很多我都读过。除此之外，还进了很多外国杂志，加上《约纽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我们不仅优先看，还可以剪下来。在资料中心工作之后，我对外国变得很熟悉。最重要的，这让我有了世界观。在《中国时报》资料中心看外国杂志、报纸，使我对外国了解很多。今天你把一张地图打开，随便指一个国家，我就可以告诉你许多关于那个国家的事情。这些就是在《中国时报》的那段时间养成的基础。
　　后来《中国时报》的人事一直在变化，余先生原本要把我调走，我都跟他谈判，叫我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拿掉我资料中心这个职位。我一定要兼着做。
 
　　○：你说因为《四部备要》的关系，使你对中国方面的书也有了新的透视？
　　◎：我一直对汉学有点兴趣，只是以前不太会主动去买中国古代经典，当时刚好身旁就有一套《四部备要》，顺手一翻就可以看。在这段时间中国古书一本接一本地读，兴趣就培养出来。台湾史也是一样，《中国时报》有很多台湾银行丛刊，那是早期台湾历史的资料，有《台湾省通志》和不完整的《台湾省通志稿》，现在这些东西是很珍贵的，而那时候书就在身边。我对台湾和中国汉学的兴趣，就是那时候培养出来的。我的人生很幸运，因为这机会实在很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