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徐文斗

 李新宇

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与徐文斗先生相识的。最初到他家，日记里没有记，接下来的几次也没有记。徐文斗先生的名字在我的日记中出现，是到了三年级结束之际。不过，在此之前到他家去的情景，包括一些谈话的内容，却至今没有忘。

那时他家住在离我们的教室很近的一排平房里。平时家中五口人：徐老师夫妇、女儿苗青和苗蓁、儿子晓东。住房三间，儿子住一间，两个女儿住一间，朝阳的大房间就是他们夫妇的卧室兼客厅，同时又是徐老师的书房。老太太来了，就与晓东同住一间。我们下课后从教室里出来，大约不过一百步，就到他家了。所以，一旦相识之后，就常常去。

记得有一次落坐之后，看到茶几上有我们自己办的刊物，于是就说：想不到徐老师还能看到这样的刊物，谁给您送来的？徐老师说：“没有学生给我送，你们的同学中，认识我的没几个。这刊物是张明拿来的。他说他忙，没有时间读，但又怕学生闯祸。让我帮他看看。”

张明是学校的党委副书记，就住他的隔壁，是东邻。就是那一天，徐老师让我晚上到他家吃饭。当我傍晚到他家时，张明也在。没有别的人，加上师母，就我们四个。徐老师开了一瓶酒，他们夫妇都基本不喝，一瓶酒最后喝光了，主要是张明和我喝的。而在整个吃饭过程中，徐老师说话不多，我作为晚辈，尤其是在书记面前，说话当然也不多。整个晚上，就是听张明在说话。用他的话说，就是不涉校内事务，海阔天空胡乱谈，从国内到国外，从凡是派到改革派，从几年前真理标准的讨论，到当时农村的土地承包。记得我因为收到农村朋友来信而刚刚写了一首诗，题为《分田分地真忙》，于是就念了几句，引起了他们的议论。他们都鼓励我写那样的诗，“以诗记事，诗中有史，比写那些情呀爱呀好得多！”可惜我的兴趣此时已开始转向学术，没有继续写那样的诗。

后来我想，那一次也许是徐老师有意识把我介绍给张明。可惜我对官员一直敬而远之。一方面希望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一方面又不愿与他们走得太近。所以，那几年经常出入徐老师家，也常常隔着短墙与张书记打招呼，却没有到他家去过。倒是他调到聊城大学之后，我去聊大中文系学术交流，到他家去看过他。

此后的日子里，徐老师给了我许多帮助：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还是三年级的学生，是他带我去的；我第一次外出访学，是他预先向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的老师们打招呼，虽然是假期，却让图书馆和资料室做好了安排；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他从我的毕业论文草稿中选出，拿去发表在《齐鲁学刊》上；大学毕业之际，又是他和几位老师一起向系里推荐我留校任教。为了我能留校，他甚至做了周密的安排，因为担心系里没有足够的名额，做了两手准备，以学校现代文学研究室的名义向人事部门要求一个名额。毕业留校之后，徐师夫妇对我的关心更是无微不至，无论大事小事，都为我想着，替我操心。

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恩仇难报。徐老师是我的恩师，我却来不及报答他，他就离开了人世。所以，在他去世两年之后，我主编的书仍然写“徐文斗主编”，一些先生为此而称赞我如何无私之类，其实我也是为私，因为只有这样做我才心安。那是老师想做而未能做的，又是我唯一能为老师做的。

徐先生是1992年深秋病倒的。记得我到枣庄参加一个会，回到学校就听到了徐老师得病的消息。

应该说，徐老师是一个坚强的人。他的出身，他的经历，决定了他只要还活着，就肯定很坚强。1949年，他19岁，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从20岁开始，内心就很少再有舒畅的时候。种种压力，种种打击，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都经历过。在他去世多年之后，我翻阅徐师档案，读到他大学三年级时写的对父亲“罪行”的认识，读到他与父亲划清界线的决心，我流泪了。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儿子是怎样违心地检讨自己，又是怎样违心地批判自己刚刚被消灭的父亲：“我一直以为父亲是抗日英雄，却没有想到他抗日是为了统治阶级，没有看到他的反动本质……”年轻时代就有这样的经历，一般来说就比较皮实，能够经受风雨。

然而，那一年他还是终于撑不住了。上街的教授不多，偏偏他是一个；进去的学生不多，偏偏有他的学生。那些没进去的学生，三天两头到城里接受审讯。这已经让他的心情更加沉重，却又有一些事接连发生。一天晚上我去看他，一进门就发现沙发、茶几都被倒扣在地上，书架上的书也摊开了，客厅里一片混乱。这是怎么了？徐老师以极低的声音告诉我，他在找一个东西。因为根据每天到城里去的学生回来说的情况，我们每天说的话，人家都一清二楚。那个东西装在哪里呢？徐老师最终也没有找到。但我知道，这件事对他打击极大，使他很久寝食难安。

接下来是退休。退休本该是愉快的，但如果让人觉得是免职，就不那么愉快了。所以，徐师从《齐鲁学刊》主编和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不久就病了。徐老师查出重病之后，学校对他很好，校长亲自过问，调动人力物力，把他送进了北京那个最著名的医院。可惜已经回天无力，终于在半年后去世。

先生去世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曾经约我写纪念文章，可惜我久久写不成文章，所以没有交卷。五年之后，《齐鲁学刊》要进行纪念，我才写了文章，话虽无法说透，但发表后还是受到赵骊生先生的热情好评，认为文章不仅写出了徐文斗先生的性格，而且有厚度。下面是那篇文章的全文：

附录：

徐文斗先生逝世五年祭

徐文斗先生去世已经五年，一直没有写过悼念他的文字。记得先生刚刚去世时，几家报刊曾经约稿，我也曾经在灯下枯坐了一个又一个晚上，把稿纸撕了一地，却没有写下一页通顺的内容。阔别五年，先生的身影已逐渐模糊，但是，有些东西不仅不会随着时光流逝，而且越是经过时光淘洗，在记忆的屏幕上越是清晰。

一般熟悉先生的人都知道，在朋友们面前，他是一个谦谦君子；在晚辈面前，他是一个温柔敦厚的长者。无论学生还是同事，说起徐先生，无不赞美他的好脾气。的确，他似乎总是温和地笑着，从来不发脾气，甚至没有见过他与谁争辩什么。在中国几千年遗留的文化环境中，做人要做到获得普遍的好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一方面，徐先生是一个成功者。无论单位还是学界，先生的人品是公认的。

然而，每当人们说起先生的好脾气，我的心里就有一种难言的滋味。因为我知道，先生不是一个真正“好脾气”的人，甚至可以说，他的脾气相当暴躁。他以肝胆犯病而逝，大概与他的肝火其实很旺有关。说这样的话似乎有损先生的美名，其实，人皆血肉之躯，很难得道成仙，七尺男儿，谁没有沸腾的热血？谁没有燃烧的愤怒？有热血，有愤怒，岂能永远不动肝火？不过，先生的确很特别，在社会上，他是从来不发火的老好人；在家庭中，却是另一个样子。记得与徐师接触尚少的时候，从师妹苗青嘴里听到“爸爸脾气不好”的说法，感觉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家庭生活中的徐先生的确与社会上的徐先生不是一个模样。而且慢慢明白，先生本质上是有血性的，压抑的力量自然要有释放之处。可惜的是，哪里有承受这自由释放的合适空间呢？

先生一生做人做学问都很严谨，遇事三思而行，说话也是三思而未必开口。与徐师一起参加过几次会，更知道这修炼的功夫不是晚辈所能企及。我是在任何会议上都不愿多说话的，却往往抵抗不了主持者的一再动员。先生却有一种本事，无论激将也好，恭维也罢，即使一个个轮流发言，也很少能够让徐师在公众面前高谈阔论。

1987年和1988年，两个暑假，我都与徐师一起长住日照。那是一种安静而放松的生活。我们都有睡懒觉的习惯，每天上午10点左右起床，活动一下就吃午饭，午饭后就去海边游泳，6点左右回去吃晚饭，晚饭后各自读书写文章，12点一起吃夜点，两点左右睡觉。在那两个夏季，我从先生那里获得许多具体的教诲，同时，也对先生有了具体的了解。当时我的孩子很小，妻子不希望我自己外出度假，吴师母更不情愿。但是，先生很坚决，而且第二年仍然早早联系住处，不等放假就做好了走的打算。我终于知道了其中奥秘，与其说是为了读书和写作，不如说是为了寻找自由和放松。只有在那片海滩上，他才会大笑，会大声喊叫，会在海滩上狂跑、跳跃，甚至也会讲带色的笑话。只有面对大自然和陌生人，他才能够摆脱一切，让一个被捆绑的生命呈现出鲜活的本来状态。

也是在那个夏季，我才知道徐师的身世，知道他几十年坎坷人生路上的沉重。我理解徐师，而且知道那种性格及其成因不仅属于徐师一人，而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所共有。

自从先生去世之后，那间客厅已经日渐疏远。我怀念先生的客厅。晚上走进那间客厅，随便坐下，先生为我倒一杯茶，自己点一支烟，往往并不说话。然后，想起什么说什么，有话可以谈到深夜，无话也可以干坐着，不会因为沉默而尴尬。谈话往往无主题，东一句西一句，只言片语，但今天回忆起来却仍然能够随时发现几块沉甸甸的稀有矿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是一件容易事，它需要人生阅历和知识准备，我与先生毕竟是相差二十多年的两代人，对于先生的话，也许最好的方法是能够记住，待有了某种人生阅历之后再去理解。我是多么后悔没有一一记下先生那些偶然说出甚至欲言又止的话！我想，先生当时也许很失望，当一种思想试图通过表达而寻求回应的时候，遇到的却是一双幼稚而混沌未开的眼，那心中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寂寞？

先生的学问恰如其为人，不赶时髦，不追潮流，没有哗众取宠之举。但是，熟悉者却都知道，他决不守旧，而且非常宽容。像一切有自己精神立场的人一样，他不可能对一切新潮都能接受，但是，面对年轻人，他却总是警惕着自己可能形成的限制。他总是谦逊地说明自己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陈旧，希望弟子们不要在乎他的看法，而根据自己的判断接受新知和大胆创新。他喜欢耐心地倾听年轻人的奇谈怪论，微笑着，适时的插话鼓励你的思考。当然，当你的看法写成文章准备发表的时候，他会非常认真地建议你如何做一些策略和技术性的修改。由此可见先生处理学术创新和学风严谨之间关系的一斑。

像那一代的许多先生一样，徐先生没有现在多数青年学者对成果数量的追求，也没有出版的紧迫感，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给了学生。我读大学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经先生之手修改和发表的。先生的评价使我至今难忘，但我今天已经懂得，那赞美不过是一个长者对后学的鼓励和期待。如果文章真如先生所赞美的，还需要先生亲自动笔修改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总是把写好的稿子拿给先生，先生在稿子上写下一条条批语，画下不同的符号，而且常常动手查对引文，改正抄引中的错误。如今我亦为人师矣，与先生相比，总觉得缺少先生对后学的那份热情和细致。

先生许多想法都没有形成自己的著作，而只留在学生的思想中生根发芽。他培养了不少研究生，这些研究生现在已经活跃于全国各地。他培养和扶持了一群青年学者，如今大多已是年轻的教授、研究员。我想，这是先生应该欣慰的。先生多年供职于《齐鲁学刊》，为办好刊物付出了大量心血，但就我看来，他更大的贡献还在于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的编辑队伍，造就了编辑部良好的学风，使编辑部成为一个优秀人才成长的摇篮。这大概从《齐鲁学刊》现在这个年轻而强有力的班子可以看到，从它向各地输送的人才也可以看到。

回忆先生的学术生涯，最让我无法忘记的，是他在即将从主编和所长位置上退下来之际，曾经说过：也许退休之后，我能写出一本或者两本自己满意的书。我明白先生对自己作品的摇头不仅仅是谦虚，我也明白先生的确很想写一本自己满意的书，然而，疾病却过早地夺去了先生的生命，造成了先生终生的遣憾。

不过，先生不必遣憾，因为一些东西即使不形成文字，也会刻印在人们心里。

（原载《齐鲁学刊》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