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朱光灿

 李新宇

朱光灿先生生于1927年，到1998年去世，享年72岁。

我的老师中有几位美男子，孟蒙先生是，徐文斗先生是，朱光灿先生也是。

给我们上课时，朱先生53岁，已经是满头银发，但激情澎湃，声音洪亮。腰板总是挺得笔直，衣服总是一尘不染，走路不疾不徐，即使打雷也不会乱步。——这是我印象中的朱先生。

朱先生早年就读于河南大学，那是抗日战争结束之际。1949年后，又进华东革命大学，然后参加工作。先是在《大众日报》当记者和编辑，后来进大学当老师。他是1949年后大陆培养的第一代研究生，那时学苏联体制，硕士不叫硕士，叫副博士。他在表格上这样填写，还曾遭人背后嘲笑：“硕士就硕士呗，还副博士！”那些人也许不知道，当时的硕士就是叫副博士。他的研究生是在山东大学跟着高兰先生读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新诗。

也许因为自己是当代中国最早的研究生吧，他对研究生教育的历史知道的颇为详细。比如，在开始招收研究生时，中南海研究学位授予章程，郭沫若提出：中国的学位不必学洋人，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我们可以叫举人、进士、翰林。这一切，最先都是听朱老师说的。

最先知道朱先生，是因为《新华文摘》转载他的论文《对〈女神〉的再评价》。今天想来，朱先生不过是指出了某些事实，而且仍然不是事实的全部。然而，它却使我知道了我们手中的课本是怎样对史实进行了改写，怎样制造了假冒伪劣。朱先生的文章带给我的不是对哪部作品的看法，而是对教科书的整体评估，使我知道了文学史的真相并不一定在文学史教材之中，而是在文学史教材背后，发现它，并且告诉人们，正是研究者的使命。

朱先生很正直，也很天真，但也常常很谨慎。他常常提醒我管住自己的嘴，管住自己的笔，生怕我少年气盛而闯祸。不知多少次，他苦心劝我靠拢组织，把话说得很透。他说那是一种保护，就是出了问题，还有组织内部处分，也就是金蝉脱壳也多了一层皮可脱。很遗憾，最终我还是辜负了他的苦心。

他的正直和天真使他的研究多有发现，但他的这份谨慎，又使他的发现不能表现出来。他最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是一部《中国现代诗歌史》，山东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1月出版，92万字，是至今为止最详尽的一部中国现代诗歌史。在研究的过程中，朱老师有很多发现，产生过很多想法。其中有一些是曾经跟我深谈过的，我建议他把想法全都写进去，出版时如果有障碍，再作打磨不迟。他的书出来之后，我翻着相关章节去寻找那些闪光之处，却大多没有找到。他们那一代学者，有人是彻底丧失了思想能力，所以只能人云亦云；朱先生没有丧失思想能力，能看到一些东西，也能想到一些东西，但他的自我监督似乎太严，常常是在规定的边界之内，又主动后退半步，以免触碰红线。结果，一些独到的发现，一些思想的光彩，就在这种自律中消失了。这是很遗憾的。

就我个人而言，特别感念朱先生的，是他在我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拐点上曾经对我猛击一掌，使我从文学创作走向了学术研究。在《我的诗人梦及其破灭》一节中，我曾写到我从创作转向研究，是因为他狠狠地推了我一把。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进入大学之后，我很快知道了自己知识基础的严重偏差：在古代文学课堂上，我很少遇到陌生的东西；在现代文学课堂上，我却发现除了鲁迅和巴金之外，几乎一无所知。面对这种情况，本想认真学习现代文学，但当时的我却仍然沉迷于写诗。朱先生在上课，慷慨激昂地讲《女神》，情深意长地讲《志摩的诗》，我却在下面写我的《长路吟》和《大地哀歌》。那是我大学时期最后的诗作，也是我写得最认真的作品。越是想到以后也许不再写诗，越是想把它写好，所以改了一稿又一稿。朱老师发现我一直在忙自己的，没有听他讲课。大概是忍无可忍吧？终于把我叫了起来：

“李新宇，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题是他刚刚讲的内容，但我完全没有听到，怎么回答？我只有呆呆地站着。

时间好像很长，朱老师才说：

“坐下！成绩：0分。”

在朱老师的课堂上，回答问题是当场给成绩的。我被第一次提问，就得了0分。我的脸当时大概很红。

坐下之后，该认真听讲了吧，也许听了几分钟，那没有写完的诗还是放不下，于是又在诗稿上改了起来。结果是被朱老师第二次喊了起来：

“李新宇，你再来回答一个问题……”

我仓惶地应声而起，却回答不了他的问题，因为我仍然没听到老师正讲什么。

“坐下。成绩：0分！”

朱老师显然生气了，声调高昂、激越而庄严。

许多同学大笑，许多前面的同学都回头看着我。今天想来，其实是很有趣的，有谁在大学课堂上连续得过两个“0分”？我大概是记录的保持者。但在当时却觉得很尴尬，真有点无地自容。

我知道自己犯下了大错，课听与不听，也许真的不重要，但我的表现，却意味着对老师的不尊重。所以，下课铃一响，我赶紧从后门溜出，到前门等老师出来，向他鞠一躬，说了一声：“对不起！”朱老师很严肃，连脚步都没有停，却甩给我一句话：

“搞创作，那是流放到山沟里都能搞的！二十来岁，面对百万册藏书，搞创作，不合算！”

我怔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朱先生却在十几步外停下了，回过头对我说：“晚上到我家里来，带上你的诗！”

从此之后，朱先生成了我的导师。

正是他那句“不合算”的话，促使我对自己未来的道路做出了调整。越是后来，我越是信服他的这句话，而且不只一次转送给我的学生。

    下面是朱先生去世之时，我写的一篇短文：

附：送朱光灿先生西去

没有写过悼亡文字，因为知道属于感情的东西真正的放置之处应该是心底，一旦翻晾，就会褪色甚至蒸发。

自知不是感情脆弱的人，人世的风风雨雨使磨起了茧子的心已经不会轻易疼痛和颤抖。然而，听到朱先生去世的消息，却仍然止不住在文科楼前泪流满面。当老校长徐宝庆先生从楼前路过，关切地询问出了什么事，我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知道，一旦张口，就会痛哭失声。

与遗体告别归来，心里仍然象有一块石头。我知道，不把它搬出来放在纸上，这个夜晚我将彻夜难眠。

我的老师，您为什么走得这样匆忙？

仔细想来，“路上行人七十稀”，先生年过七十，不算早逝者。但是，我却总觉得您走得太匆忙。因为我知道，您想做的事还有许多没有做，而且，您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生活。

我们知道人生时日的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的质量。先生好像要求证一种人生哲学，一直在匆匆赶路，精神抖擞地走，汗流颊背地走，一步步铿锵作响，然后嘎然而止。

先生已经退休多年，我却没感觉到您已退休。“学者岂有退休之说？”这是您的质问，也是您的宣言。午夜，当我从书桌前站起，伸着懒腰关上台灯的时候，常常隔窗看到您书房的灯光依旧亮着。您总是让弟子为自己的懈怠而羞愧。

寒来暑往，一年又一年。感谢山东大学出版社，先生90多万字的巨著终于问世。当我从先生手中接过这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巨著时，感觉到的不仅是沉重，而且有点烫手。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它是先生半生的心血。

品评先生人格不是弟子本份。但我却总想用两个词概括您的为人：一是认真；二是天真。认真一丝不苟，就像您从来不曾乱过的头发。我至今留着18年前您用红笔和蓝笔为我圈点和修改过的作业，它将激励我以同样的精神在我们自己的园地里薪火相传。天真犹如婴儿，先生本质是诗人，容易激动，疾恶如仇，赤子之心酱缸难污。当然，换个角度也可以说：何其迂也！所以，就常常为一些不值得关心的事而忧愤，甚至大动肝火。

我怀念80年代曲阜师大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并不因为“五教授”或“六教授”曾经有过的辉煌，而是因为天造地设，妙遇巧合，一个专业集中了几副铮铮铁骨和独立的头脑。在这其中，先生是不可少的。然而，许毓峰师早已去了，徐文斗师也已去了，如今您又去了。一个又一个先生离我而去，使我感到秋的萧瑟和冬的凛冽，感到行路者的孤独。

    归来的车上，我坐在魏绍馨老师身旁，一句话想说而没有说，因为我知道自己肯定词不达意。但我清楚，此情此景，我最希望的，是他能健康长寿！我是无神论者，但我要祈祷，向各种宗教的各路神明祈祷，为我的老师们！

为朱先生送行应该轻松，因为他身心紧张了一生。我想潇洒地挥一挥手：走吧，先生，一路顺风！

却更愿意以最传统的方式高声呼喊：向西去呵，大路一片光明！

（原载《曲阜师大报》1998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