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着网络上的这些诗文，善良的人们一哭再哭，同时开始追问：“是谁，杀死了一个三岁的小小女孩？”有人写道：“在你哭泣的时候/世界的耳朵集体丢失了”。（《睡吧，孩子》）耳朵是如何集体丢失的？

简单的案情使任何人都可以做出判断：警察的失职是这一惨剧的直接原因，而且这种失职又是那么容易避免。有人分析道：“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有一个警察再多打一个电话，如果王新在两次经过李桂芳家时停一次车，如果团结村派出所有一个警察肯多走几步路，如果《强制戒毒通知书》能够按规定送达……这些举手投足之劳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使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免于惨死，但是没有一个警察这么做，没有一个！”（冯玥，《中国青年报》）

康晓光的调查让人发冷：在监护人不能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机构和个人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小思怡和她的母亲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任何救济，也没有得到来自任何团体以及各类公益组织的任何帮助。姥爷死后，李桂芳是李思怡惟一的依靠，而李桂芳没有工作，长期吸毒，还因为贩毒被判刑，案发时仍处于缓刑期。家委会主任说，李桂芳是全小区最受鄙视的人，“她的朋友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人，她只和这些社会渣滓来往”。她被人群抛弃了。当地民政部门以李桂芳吸毒为由拒绝给予低保待遇，她被政府抛弃了。李思怡经常被独自锁在家里，经常挨饿，小小年纪就学会隔着铁栏杆向过往邻居乞讨。人们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电力公司已经停止给她家供电。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活着。

一位网友所说：“无论是开除李桂芳的单位、多次处理李桂芳的公安机关、抓过李桂芳10次以上的派出所，还是将李桂芳判处三年缓刑的法庭，在耗费人力物力对李桂芳进行一次又一次‘处理’的时候，都没有将小思怡得不到应有的照料、急需救助的问题，放入考虑的视野。”

对此，一首诗作了深刻的概括：“你死于一种冷”，“一种制度深处的冷”，“人心深处的冷”，“血早已冷酷面孔都已麻木//喝狼奶长大的人群/他们不知道那是罪过/灵魂失去痛感的人们/不知道生命的敬畏和怜悯”。

那末，这个民族怎么了，为什么面对孩子的哭喊声充耳不闻？我们为什么如此的麻木和冷漠？一首诗写道：“我们听不到孩子的哭声，/我们听不到。/尖锐的嗓音，/在穿透耳膜之前，/已被手术刀阉割。/孩子在哭，/在饥饿中嚎叫。/呼唤妈妈的小手，/在冰冷的铁壁前挥舞，/挥舞，/直至无力垂下。/孩子在哀求，/在清醒的现实里，/在梦中。/眼泪的力量，/无法打碎寒冷的月光。/她闭上了双眼，/以幼小身躯的腐烂，/给予世界一个发臭的回答。/然而，/我们依然无法听到孩子的哭声。”（《我们听不到孩子的哭声》）

如果说李思怡具有“特殊性”的话，那么就在于李思怡是穷人中的穷人，弱者中的弱者。李家都是普通工人，既无权又无钱，也没多少知识，无力争得属于自己的权利。小思怡直到死去还没有户口。她太弱小，对一切都无能为力，连抗议的能力都没有。而我们的社会把她忘了。

对此，一些人开始了进一步思考：“有很多探讨小思怡之死的文章将这个悲剧的产生根源归咎于制度，不受限制的权力。我同意这种观点，但具体到这个悲剧的产生，我认为如果他们还能够对于生命有一丝丝的重视，类似的悲剧还是能够避免的。毕竟制度只能约束人的外在行为，而更根本的，在于约束人的内心。人类本原的道德观念当中，有着区别于野兽生存本能之外的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也有天生的亲情和善良。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说话和行为的底线，即使在更恶劣的制度之下，作为一个无力回天的普通人，也可以尽自己的一点力量，给别人留一点生存的希望，给自己留一点良知的空间。”“我只是一个无力补天的普通人，现在或者将来都无法帮助小思怡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我唯一能够做的，是对那些没有人性的人，写下一串串恶毒的诅咒；还有尽自己的力量，永远不要让我的儿女们重蹈小思怡的悲惨经历。……小思怡，你走吧，你那身影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让我们时时承受着良心的拷问和折磨，让我们对于痛苦不再沉默。”（《让我们一起体味小思怡的苦痛》）

    在这些文字中，有悲伤的泪水，有燃烧的怒火，也有冷静的沉思。一位网友建议“把关于这个事件的诗歌收集起来出一本书”，因为它“出自人的真诚情感，一气呵成，朴实无华，赤心相见，无丝毫杂念”。康晓光也说，这些文字“汇集了中国最美好的心灵、最真挚的情感、最美丽的文字”。文字也许参差不齐，但面对这些诗文，我们那些活跃在文坛上的著名作家和诗人，的确显得非常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