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几天差，大多是与老朋友梁峰泡在一起。有酒、有笑、有气、有闹，没有去花心思想更多的事，只顾在浓厚的友谊氛围中相聚了几天。

很多时候，我们都把对方从前的趣事翻出来，逗逗乐，就好像又走回了从前的日子。

和这小子相识，是在十三年前。应该是九三年的冬季，他作为省委“两会”宣传队驻我镇的队长来到我工作的那一个小镇。被他头上的那一顶“大官帽”所吓，我这个镇里的秘书除了隅尔为他和其他两个队员服一下务，轻易不大敢接近他们。梁峰那时的实际职务是航空航天部第三设计院的团委书记，副处级，二十八九岁就当了我们副县长那么大的官，对才参加工作没多久的我是一种产生某些敬而远之情绪的根源。

但梁峰好像并不把头上的那个帽子看得很高，时不时就与镇里的一些年轻人混在一起，喝酒、聊天，毫不拘泥，好像对这个他刚来的地方本身就不陌生。他还带着两个队员，跑遍了镇上的十九个村场，好多时候都冒着风雪。碰到贫困户，就会掏腰包，还把自己弄得像个大姑娘似的泪淋淋的。我们这里的村民，来了客便要上酒，让客人喝好喝醉。梁峰从不拒绝，端碗就来，那豪爽劲往往把别人弄得醉态百出，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据说有一次到了镇人大主席的家里，几碗苞谷烧酒下了肚后，主席就敲碗唱起了山歌，他也毫不谦虚地跟着干嚎。

    梁峰这一圈下来，就多了一个女儿。那是他在我镇盘草村的时候，看到一个耳朵聋了身体又差的寡妇拖了三个小孩子，日子非常艰苦。到了腊月，家里还只有一小块亲戚杀年猪送的肉，吃饭时蹲在火坑边的孩子眼睛望着那块肉直吞口水。当梁峰知道这家人的小孩也即将失学时，毫不犹豫地把那才上小学三年级的大女儿认作了自己的干女儿，又掏出几百元钱让她们家过年。这种事，在那时我不觉惊奇，因为我每年都看到几个干部会如此形式一次，以后就再无义举。让我佩服的是梁峰这小子和他的家人却把这姓杨的妹子一管就是十几年，不仅帮她读完了书还把她接到了长沙找了事做，现在还在为她张罗对象。

真正与梁峰走得近一些是从九三年与九四年交接处开始的。省直工委派了一个女工作人员来慰问工作队员，他因在县城开会，接不了火车。这接人的任务就给了我。那时没有手机，我们镇政府办公室用的还是手摇的机子，打电话时都要放开喉咙吼，联系极不方便。他便把他们下来时的一张合影给我看，手指着一个人说你就接她。谁知县里的会不开了，他也可以同行，我才松了一口气。但这小子却存心想让我洋像一回，到了车站便躲了起来，又把接人的任务给了我，说是考验一下我的识别能力。我还是有一份灵感，那女子一走出站我就认了出来。忙走上前去叫了一声。谁知，这女子并不买帐，望了我一眼，便惊惶失措地往一边跑。我只好跟在后边追，越追她跑得越快，只差没喊救命了，最后还是朝着一个警察的身边跑去。这时，躲了起来的梁峰才走出来，把那女子拦住。那女子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一下子躲在梁峰身后，手指着我一脸惊惶。梁峰这小子一脸坏笑，这才介绍了我。那女子松了一口气说，我以为碰上了坏人！我不好意识地摸了摸头，这才知道梁峰是存心出我的丑。因为那天我刮了光头，却留着络腮胡子，十足的不良青年形象。这件事，至今还是这小子挂在口头上的得意洋洋的杰作。

从此，我两人常在一起喝酒、神聊，他还偷看了我九七年完成二00二年才得以出版的一个长篇小说的初稿。他一共在镇上呆了三个月，走的那一天晚上，硬是把包括自己在内的五个人用苞谷烧灌得不省人事才罢手。

后来，梁峰便与湘西与古丈分不开了，一年最少要从长沙过来一次，有时候不经意间他又在古丈的山城里露了头。

九五年还要我带了十七个孩子去他们单位过“六.一”，让这群苗家的乡下孩子见了一回世面，也接成了一帮一的队子，免除了失学的危险。

再后来，通讯发达了，联系也多了起来。他时时问起杨妹子的情况，又寄钱寄物，都让我去转交。他的身份却变来变去，没了定数。一下子，是涉外经济学院的教师；两年后，又成了南方大学招生办的工作人员；一年多后，又变为了省委接待处《接待工作》的编辑；没多久，自己干脆开了一个文化咨询公司。但任何忙碌奔波，我们彼此都无法断了联系。有时候，通通电话；有时候他跑过来或我跑过去，聚一聚会。他说，他来湘西没有不醉的时候，这是实话，凭着他那幅来者不拒，“宁可伤身体、不可伤感情”的德性，不醉才是怪事。

在这一来二去里，他湘西的朋友尤其是古丈的朋友越来越多，在长沙的接待任务也越来越大。但他从不拒绝，只要是这边过去的，他一律接待好了，好像骨子里就和湘西和古丈分不开了。

日子久了，嘴上就互相越来越不正经，朋友们都叫梁峰为梁疯或疯子。

有时候我们也常吵吵闹闹。但那种浸透了骨头的友谊却怎么也淡不起来。

有一次，我们在长沙喝完酒后，两个人为一件小事吵了起来。吵着吵着，他抓起一瓶酒摔在了地上，我也抓起一瓶酒摔在了地上。这就样，他摔一瓶我摔一瓶，搞得地下一片狼籍。最后，我们分了手，心里都在诅咒以后不再理对方了。第二天，我一醒来就不由自主地打他的手机，总是打不通。好不容易通了，我说，你在和谁打热线，总是打不通你。他说，你在和谁打热线，我总是打不通你。然后，我们又约定好在什么地方相聚，好像昨天晚上并不是我们在吵架。

还有一次，我去冷水江开会，他怕我没有伴，专门叮嘱两个朋友开车走了二十多公里去陪我，还接到外面去吃饭。第二年，我去娄底开会，凌晨三点才能下车。梁峰知道后说安排人在火车站接我。我下了车，他已从长沙提前两小时赶到了娄底，正在灰头土脸的和他的弟弟等在那里接我。把我安排妥当后，他第二天又匆匆忙忙赶回了长沙。

   像这些事，其实还有很多，但平时却不去回忆，因为我们都觉得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友谊。就像我两个月前去十八湾采访一样，那里的村民们干出了一大堆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却说不出来。因为，他们从心底里觉得那是自己应该做的。

这一次，我与梁峰翻了一些记忆，才知道好多事情多年以后嚼一下，也觉得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