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8日，《儒家商道智慧》新书发布暨专家研讨会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等单位的30多位专家学者和10多位中央级媒体记者，围绕如何深入“弘扬儒家商道，构建企业儒学”进行研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当前中国，“企业儒学”叫的不够响，需要我们大力宣传和弘扬。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作了重要发言：   

首先向黎红雷教授表示地《儒家的商道智慧》的出版和成功发行的祝贺！

讲几点意思：

第一，中国当代的企业家对当代的中国文化贡献非常大，最近20多年来的国学热，中国当代企业家是国学热的重要推动者。因为企业家最早开始谋求中国化的企业商道的建构和实践，同时追寻企业家自身的安身立命之道，使得他们很早就把注意力投向了古代的中国文化智慧。这种追寻一直到今天，20多年来是这个社会的刚性需求，所以在最基础的层面支持国学热是展开。

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现在已经到了升级版，不是90年代小平南巡时代的中国企业。进一步是可持续发展也需要有进一步的文化支撑，文化支持将使它的发展再造辉煌。所以中国企业家不仅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对中国当代的文化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最近几年政府也提倡中华优秀文化的转化创新，或者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转化创新从当代来讲，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把优秀传统文化跟现代企业管理之道结合起来，这一点也符合今年年初“两办”《关于实施中华文化工程传承发展的意见》。这个意见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中华优秀文化融合到当代的生活里面，一个是国民教育，一个是文艺创作，再一个是融入生活。古代跟今天比较来讲，古代的儒家之道融入生活的几点是家，家庭，家族。家道是古代儒家文化融入生活的主要基点和基础。现代社会所谓的融入生活，一个重要的方面，不仅是要落实到家，而且要落实到企业。不仅要像古代那样落实到家道，而且要进一步推广到商道。这本书叫《儒家商道智慧》，这是今天优秀文化创造转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黎红雷教授在这方面做的对我们进一步落实“两办”意见，开创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指出了很重要的方向。

第三，黎红雷教授是我们中国哲学学科里面唯一指导中国管理哲学和儒家管理哲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也是最早在中国哲学学科里面从事中国管理哲学、儒家管理哲学研究的学者。1991年黎红雷教授就出版了《儒家管理哲学》，从第一本《儒家管理哲学》到这本《儒家商道智慧》，我想标志着这个学术体系的全面展开。《儒家管理哲学》更多的属于明体，《儒家商道智慧》更接近于达用。所谓明体就是《儒家管理哲学》这本书更多地是聚焦在儒家管理的哲学根源，像管理的人性论、管理的认识论这些方面的阐明，阐明儒家管理的哲学根据这属于明体。这本书是讲八大智慧，是达用，更多的聚焦在儒家管理的实践智慧。从哲学的根据转向实践的智慧，使得他自己有关于儒家管理之道，从体用两个方面做了更完整的建树。特别是这个研究是今天儒学里面最接地气的研究。我把儒学在当代的在场分为三个领域，学术的儒学、文化的儒学、民间的儒学。红雷教授的这个研究贯穿在学术、文化和民间三者之间。学术研究是学术儒学;企业文化、企业智慧、商道的研究方面有文化的意义，又属于民间儒学的发展形态。所以他的研究能够贯穿从学术儒学到文化儒学到民间儒学的形态，非常珍贵。

特别是 “企业儒学”的提出之德大家更多的关注。最近几年，“乡村儒学”提出来以后受到大家的关注，特别是山东的学者做的有关工作很快受到大家的关注。而且乡村儒学的观念一下子就普遍推开了。相比来讲，我个人觉得，“企业儒学”的观念大家关注度好像还不够，从现在的经济生活来讲，企业所代表的经济活动占总的经济活动的比重比农村经济占的更大，而且放眼未来比重会越来越大。因此“企业儒学”在儒学的发展中所占据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应该叫响“企业儒学”这个口号，现在叫的还不够响，似乎还没有“乡村儒学”那么响亮。而且从文化的转型来讲，我的看法是如果以儒者作为主体来讲，儒学的现代转化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新外王”的展开。古代的“外王”主要在政治领域，近代以后儒学的“外王”领域拓宽了。如果以儒者作为主体来讲，政治研究不再是一个主要领域，当然政府怎么样吸收传统文化有自己的逻辑，儒者作为主体来讲，新外王活动的展开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企业儒学”。所以，“企业儒学”应该是现代社会儒学“新外王”转向的一个重要支点。

这一点以前大家的关注不是很够，希望红雷教授的书能够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从事儒学的儒者怎么跟企业家和企业家时间进一步密切地结合起来，提炼中国智慧中特别重要的商道智慧，建设新时代的儒商群体，迎来中国现代企业的新的辉煌。

我就简单讲这么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