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书院讲演录序

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都与我国宋代大思想家朱子有关。就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相比而言，应当说，白鹿洞书院与朱子的关系更为紧密，也更为直接。岳麓书院本是湖湘学派讲学之地，朱子乾道三年到湖南访问张栻，曾一至岳麓书院，晚年绍熙五年朱子知潭州，在长沙三月，在此期间曾重振岳麓书院并讲学。而白鹿洞书院则是朱子在知南康军的整整两年中一手恢复经营、为之花费了大量心血的理学学宫，所以白鹿洞书院对于朱子而言，意义更不同寻常。

淳熙六年己亥三月末朱子到任南康，到任伊始，便大力抓教育：整顿南康军学，在军学中立濂溪祠，以二程配祀，请张栻作濂溪祠记。敦请当地学者入军学讲书，自己亦每四五天一至军学中讲学，其所讲者皆以四书义理为中心。订定太极通书，刻于南康军学，又校补张载横渠集刻于隆兴，序程氏易传刻于江州。这一系列教育文化活动，有代表性地体现了儒家士大夫注重地方文教的特点，同时也体现出朱子要把周敦颐等道学创始人过化的庐山一带建成理学发展的基地。

同年十月朱子发现白鹿洞书院遗址，立即上状修复白鹿洞书院，亲自规划兴建事宜。按南唐时在白鹿洞建书院，号为“国学”，宋初尚有学徒，后因军学兴立而渐驰废。朱子认为白鹿洞书院本为儒学精舍，在佛道寺观遍布的庐山，实为罕有，所以朱子对白鹿洞书院的重视，明显包含了抗衡佛道、光大儒学的文化意识。白鹿洞书院于次年淳熙七年三月落成，复建过程中他多次亲临视察工程。白鹿洞书院建成，朱子请吕祖谦为写白鹿洞书院记，以扩大其影响。吕祖谦的记文也认同朱子以白鹿洞书院为儒学说，乃云：“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渐而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祖宗尊右儒术，分之官书，命之秩禄，锡之扁榜，所以宠绥之者甚备。”朱子又自定《白鹿洞书院揭示》，并请求江西各地政府支持藏书，使得书院建设很快便大见成效。书院建成后朱子立即主持开讲，首讲《中庸》，使用的讲义即朱子的中庸或问。朱子还先后将伊川帖、康节文及二程门人帖刻于白鹿洞书院，以兴起后学尊崇道学之心。淳熙八年辛丑二月陆九渊来访，朱子邀请陆至白鹿洞书院讲演，成为白鹿洞书院的一段佳话。朱子还奏请朝廷赐敕额及经书，以确立和提高白鹿洞书院的地位。朱子对于白鹿洞书院之建设，真可谓殚精竭虑，功莫大焉。

从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活动来看，朱子之复兴白鹿洞书院，并不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其宗旨是以儒家经典和儒学义理为主题的讲习研讨。从《揭示》来看，第一条是“明伦”，讲根本价值，第二条是“穷理（之方）”，讲学问方法；第三条至第五条是“修身”、“处事”、“接人”，皆修身实践。朱子不仅规定了白鹿洞书院的教育方向，实际上全面地阐述了他所理解的教育宗旨、教育方针。朱子认为，教育和学习的目的，是“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这一思想与大学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齐家治国，是完全一致的。这一“修己——治人”的结构从孔子便确立了。孔子以来的儒家都认为，若要达到修己治人的目标，就必须通过教育学习。朱子强调，修身是根本方法，及人是推致功夫，“讲明义理”则是教育学习活动的本质。“义理”是对词章考据而言，是讲儒学学习的内容；“讲明”即是学问思辨、格物致知，是讲儒学学习的方法。朱子这一教育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近世中国与东亚。

吾友朱高正博士，为朱子后人，近赴白鹿洞书院讲学，这是颇具象征意义的。其在白鹿洞作系列讲演，分为五次，非常成功。归来集其讲学所录，作成《白鹿洞书院讲演录》一书。其讲义五章以白鹿洞书院揭示和近思录为主要内容，着力阐明濂、洛、关、闽的主要思想，简明扼要，深入浅出，颇可见其理学的造诣。附录三章，纵论中西，亦可见其学术规模之广。特别是他以朱子揭示为东亚近世学校的共同校训，这个提法，发人所未发，甚能点出朱子学教育思想的普遍意义，我以为是很值得重视的。

高正兄擅长讲演，讲演节奏有度，不急不缓，又善于分析，解说明白，这些都是他的讲演得以成功的条件。而我观其讲义，最为突出的感受，我以为也是其成功的最重要的特色，乃是他的讲学态度。他并不是只去客观地介绍某一古人的学说思想，而是把朱子学的道理作为他自己真心服膺、笃信的思想，作为一种普遍并且适用的道理，循循善诱地讲说给世人，期使听者能够和他自己一样信服并接受朱子的思想。这种态度和讲学的方式，才是古人书院讲学的态度和方式，才是宋明儒者“讲明义理”的态度和方式。一言以蔽之，这是儒者的讲学，而不是教授的讲课！尤其是，他所特别强调的，都是身心之学，所讲者皆基于其自己的内在体贴，而予人以具体的指点。所以我以为，他的白鹿洞讲义和他的近思录通解，确有古人之风，其在白鹿讲道，不亦宜乎！

高正讲义即将出版，谨序之如上，以向大家推荐。

陈 来

                                   2010年9月3日于清华大学立斋